论李约瑟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从哲学对科学技术发展之影响的视角来比较中西哲学的异同,是李约瑟解决“中国为什么未能产生近代科学技术”问题的思路之一。他通过把道家、墨家和名家的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较,提出了中国科学史的最大悲剧是道家的自然洞见未能与墨家的逻辑相结合的观点;通过把儒家哲学与西方哲学作比较,提出了儒家只注重研究“事”而不注重研究“物”,因而阻碍了科学发展的观点;通过把“中国科学哲学的三大基本理论”（五行说、阴阳说、《易经》思想体系）与西方哲学相比较,提出了《易经》思想体系对于科学发展“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灾难性的障碍”的观点。他既从中国融入世界历史进步潮流之需要的角度,指出了反思中世纪传统观念的必要性;又从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和解决当代全球性问题的思想高度,肯定了中国哲学的有机自然主义和伦理精神所具有的现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有”“无”之间的哲学对话——海德格尔与老庄哲学思想的相互阐释

近代德国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在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批判和反思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和风格。他一生都把“存在”问题作为自己沉思的主题 ,而对“无”的哲学思考更使他的哲学学说显出非同一般的哲学视角。文章将从他的有无之辩谈起 ,会通中西学问 ,把海德格尔的思想与中国的老庄的哲学思想进行相互阐释 ,在挖掘这两大哲学体系中所深蕴的思想宝藏的同时 ,力图寻找出中西哲学的对话机制     

哲学家的哲学史与哲学史家的哲学史——对冯友兰“三史”的一点比较

冯友兰是 2 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 ,他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哲学 ,一是中国哲学史。这里想从哲学家的哲学史与哲学史家的哲学史角度 ,对冯友兰的“三史”作一点比较 ,以凸显“三史”各自不同的特点     

邓小平哲学思维方式对中国社会思维变革的意义

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思维方式和辩证思维方式贯穿于他对中国社会的哲学思考中,并创造性地处理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实然”和“应然”、“系统”和“要素”、“规律”和“价值”三对哲学范畴的关系。邓小平的哲学思维方式不仅形成新的时代精神,也给中国社会提供了思维方式变革的方向和示范。     

评胡适和牟宗三的“中国哲学特征”论

胡适和牟宗三两人对“中国哲学的特征是什么？”这一问题作了回答。胡适认为中国哲学具有 “名学”特征, 整个中国哲学史就是由 “正名”方法与 “无名”方法联合建立起来的; 牟宗三认为, 中国哲学的特征在于它特重“主体性”和“内在道德性”。胡适从哲学方法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 牟宗三则从哲学内容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胡适从中西哲学之同的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 牟宗三则从中西哲学之异的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尽管如此, 他们都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来研究中国哲学之特征的, 都属于“西方中心主义”背景下的现代性研究。     

金岳霖先生论“中国哲学”

金岳霖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中国哲学史”这个名称上的“困难”,促成了关于哲学的普遍性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的见解,并影响了21世纪初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金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成《中国哲学》一文,提出中国哲学的主要特点是“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天人合一”“哲学与伦理、政治合一”“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回顾金先生对“中国哲学”的论述,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和中国哲学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赵俪生先生的哲学方法初探

本文对赵俪生先生哲学方法论进行了初步探讨。赵先生主张,哲学思想的研究必须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加以综合考察和准确定位。他从文化入手,在先秦诸子的研究中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独到的见解。赵先生是最早摒弃日丹诺夫的教条主义,而主张对哲学家的阵营归属和思想观点进行辨证认识的学者之一。他反对简单地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哲学家进行定性,提出在中国哲学史上存在着一些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共居的哲学。赵先生是中国当代明确地把“内”与“外”从中国古代哲学中抽象出来并进行现代阐释的第一人,并由此出发对中国哲学史上的唯心主义进行了再评价     

张岱年之中国哲学特色与发展规律思想概述

张岱年是我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他建立了“新唯物论”哲学,实际上是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又一条新途径。他早期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充分肯定了中国哲学的地位和价值,揭示了中国古典哲学的精华是固有的唯物论与辩证法思想以及人生理想的优良传统;在辩证法、本体论等方面突出了中国哲学的特色。研究方法上,他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中国哲学并注重比较法、逻辑解析等方法;他从经济、政治因素的制约以及哲学自身内部的矛盾运动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哲学的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他预测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是适合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与自然科学相呼应,走综合创新的道路。     

张载哲学的理论贡献

张横渠(载)是宋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他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崇高卓越的地位。他是第一次从哲学基本问题上批判佛教唯心主义的人;他提出了完整的唯气哲学,把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提到新的理论水平;他继承发扬《易大传》的辩证思维,对于中国古代辩证法哲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民胞物与”思想为中国近古时代人道主义思想确立了理论基础;他是中国近古(宋元明清)时代唯物主义传统的奠基人。     

论冯契的哲学观

冯契一生的哲学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系统的总结归纳了这三个时期冯契的元哲学思想,详细地论述了他对“何为哲学”,“哲学为何”,“如何哲学”等这些元哲学理论的具体回答,在比较分析中评价了冯契元哲学思想在中国现代哲学发展中的地位。     

萨特的人学观

萨特认为,哲学就是“人学”。他把“人”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值得重视,但把“人”归结为孤立的个人存在和主观意识,则使他滑向唯心主义。他从“人的存在状态”、“人生的体验”对人作了分析,说明人是虚无的存在,“恶心”是人生的体验和证明,表现了他的悲观主义。     

吴宓人文主义的女性观

吴宓融合中国古典哲学的人文主义内涵和西方新人文主义之精髓.形成自己人文主义的人生观念,而他的女性观念也是人文主义的.他将女性的理想作为其关于“人”的理想的一部分来看待,因此对于女性的理想也反映了他对于“人”的理想.他批评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对女性的真正的尊敬,亦即传统社会较为注重从女性作为“女人”的特殊的性别角色和社会作用方面、而不是从其作为“人”的普遍的标准方面考察女性的生活.     

“大哲学”视野中的现代中国的哲学

现代中国的哲学包括中国传统哲学以及现代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属于跨学科、跨专业的“大哲学”。“大哲学”是与“纯哲学”相对照的一个概念。从历史上看,西方哲学呈现出危机和发展的一盈一缩的现象,实际上是“纯哲学”与“大哲学”的交替。所谓的哲学危机是纯哲学危机和“大哲学”凸显的时期,而走出危机之后的哲学发展是“纯哲学”发展和“大哲学”淡出的时期。现在的哲学处在危机时期,现代中国的哲学应当自觉地发展“大哲学”,提倡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推进东西方比较哲学,使现代中国的哲学走向世界,朝着世界哲学的方向努力。     

寻觅“人生问题”的解答——析王国维哲学追求

王国维是位饱受传统文化价值观儒化 ,而又受西方文化洗礼的一代国学大师 ,身处近代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变时期 ,从文化价值层面着手 ,由对康德、叔本华哲学的信奉到以实证科学的精神对其责难 ,孜孜以求既“可爱”又“可信”的“真理” ,希望困扰他的“人生之问题”得到解答。然而事与愿违 ,哲学使他陷入两难的困境中 ,不得不放弃哲学研究 ,走向文学寻觅     

论熊十力的哲学观与儒学观

何为哲学?何为儒学?对此问题的基本看法构成了熊十力的哲学观和儒学观。以体用论重建本体论,是熊氏哲学最重要的原创性贡献,而“哲学只有本体论”的哲学观乃是熊氏哲学的原点。熊氏指出西方哲学将本体抽象为现象之外的“独存”,使本体和现象被割裂为“两重世界”。与此不同,中国哲学是不离“发用”而反求实证本体的哲学,故是一种可以避免重蹈西方哲学孤悬本体之覆辙的“真哲学”。他认为中国哲学既重反求实证又“不遗理智思辨”,故中国哲学“当为哲学正宗”。尽管中西哲学各有所长,但未来哲学应将西哲重思辨与中哲重实践的意趣加以结合,发展出“融思辨以入体认”的“新哲学”。这些观点表明熊十力的哲学观与其儒学观有密切关联。熊氏儒学观反映了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并成为熊氏哲学建构的原动力。中晚期熊氏的著作《读经示要》和《原儒》对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作了整体考察,虽然某些具体观点不免逸出了学术史的历史范围,然而他面对近代中国的制度和文化的双重危机,意在力挽中华文化将倾之危局,通过由历史以见价值、由价值反显历史的方法,提出儒学始终是“一个仁的系统”的重要观点,对传统文化作了充分的价值肯定,显示出其哲学的时代性以及文化...     

中国哲学精神的追问与呈现——评《中国哲学精神》

在《中国哲学精神》一书中，作者通过三种方式证明“中国哲学”有一以贯之的哲学精神。这三种方式为：在与“他者”的对比中彰显“哲学的中国特征”，在对精神的体悟中理解“生命的天人合一”，在与历史的对话中展现“变迁的哲学精神”。     

选准当代风水研究的突破口

风水实际是中国古代建筑哲学和建筑学的主要载体.吴良镛院士认为,中国传统建筑设计体系在今日值得肯定者,首先是其设计哲学和原理.从总思路看,他实是中国人居环境科学院士中对风水深究推力最大者.钱学森院士重申“量子认识论”可再破“风水即迷信说”,其中医研究开拓对风水研究现代化启示尤多.目前,亟宜准确理解钱、吴思路,确立风水为中国人居环境科学“范式”,力求早日形成人居环境科学“中国学派”.     

毛泽东精神境界探源——侧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与中国儒家哲学的联系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中国传统哲学在其中占居重要地位。本文主要从毛泽东早年的经历和早期的哲学思想方面论证毛泽东的“博大充实”的精神境界,而且认为这一精神境界贯穿于他的一生。以此来阐述中国儒家哲学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密切联系。     

毛泽东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

作为一个实践命题,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传入中国之后,便实际地开始了“中国化”的实践。作为一个理论的命题,要求我们从理论上搞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中国化”的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途径和机制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才能中国化？“中国化”必须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化概括;“中国化”必须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中国化”必须批判地吸取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合理成分;“中国化”必须总结现代新科技革命的成果。毛泽东曾强调“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就必须“研究现状”“研究历史”“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并“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用”。     

《老子》道论的哲学思维模式

《老子》的道论哲学兼有本原论和本体论双重思维方式 ,还体现着中国哲学特有的“体用一原”认知方式。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老子一方面尚未完全摆脱上古宗教神话意识的影响 ,他需要从理论上寻求一种“最古老”、“最神圣”的“母性”存在 ,导致了他的道论包含了本原论的内容 ;同时 ,老子时代已经发展出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和他本人那超越常人的智慧又将他的哲学带入了高度抽象的理性世界 ,使得他的道论具备了本体论的特征。老子的哲学又是以人生实践为最终目标的 ,这使得他的形而上的道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人生和政治道路之上 ,因而他的道论打上道德一体、体用不二的烙印。老子哲学毕竟是直观的、自发的 ,他的道是顿悟式的 ,这一超验的哲学范畴带有极大的模糊性、不确定性 ,但对于已经习惯于用概念和逻辑把握世界的现代人来说 ,则不得不用清晰的概念与逻辑去接近老子那终极性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