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夺走了她们的幸福?——试析路瓦栽夫人与尤二姐悲剧命运之因

在中外文学史上,有这样一群女性形象她们天资聪颖,容颜美丽,但命运多舛.在以男性为话语中心的传统批评界,这些女性一直被看作是红颜薄命的典型代表,但从女性主义批评角度,结合原型心理学的有关理论,重新对这些女性形象进行审视时就会发现女性边缘意识与潜藏在其内心中的集体无意识对女性命运模式所产生的影响同样是不可忽视的.     

广告女性形象与权力话语关系论

作为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广告女性形象的建构和呈现方式不是单一权力的产物,而是贯穿在广告女性形象生产、传播、接受、监管过程中的种种权力话语合力使然的结果,它们包括资本话语、技术话语、欲望话语、媒介话语以及权威话语等.这些权力话语构筑起一个关系网络,一个"场",相互宰制、协同、合谋,也彼此抵制、规避、逾越.与此同时,广告女性形象在权力话语不断互动和消长的关系之中呈现出某种强势话语权力掌控下的特征.     

王兆胜散文创作中的“女性形象”及“地母意识”

王兆胜散文中的女性叙事,都把女性想象成为无私奉献的地母形象,视女性的"柔性"为天地间最有力量的主宰者,呈现出鲜明的女性崇拜倾向。从女性叙事的话语谱系角度看,王兆胜的女性话语属于"劳动妇女"和传统"道家文化"的范畴,与当代激进的女权主义话语保持着距离及张力。王兆胜的这些女性话语虽看似有些保守、落伍,但旨在驱使女性解放运动走向健全、正确的历史道路。     

革命与女性的纠结——小说《青春之歌》的一种解读

由于时代的原因,十七年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女性特征往往被弱化。小说《青春之歌》中,处于权威及主导地位的是革命与阶级斗争的话语,但在"革命"的规范下,我们仍可看出潜在的女性话语,爱情则是女性话语的显现。     

论韦其麟叙事诗中“女性形象”的变迁

"女性形象"在韦其麟长期的叙事诗写作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得因于不同时期创作语境的相异,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差异性,进而表现出了不断"变迁"的过程,具体表现为由最初的民族性表达中的壮族女性,转向了现实性话语中的革命女性,在新时期则呈现为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凸显。这种"变迁"一方面反映出了韦其麟创作的具体历史语境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其创作观念与创作策略的演变与调整。     

国产动画电影的新女性叙事困境

受到女性主义思潮和文化消费市场的影响,国产动画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开始发生改观。近年来,多部以女性为叙事主体的动画电影先后上映,以颠覆传统的女性人物塑造和迎合市场的女性话题讨论,尝试塑造出观照时代审美的新女性形象。这些影片中的女性形象并未挣脱传统男性话语体系的桎梏,既定的性别窠臼仍然存在。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构建更广泛的性别话语体系,探索符合时代需求的性别叙事新美学,创造出具有性格魅力和审美张力的女性形象,中国的动画电影工作者还需进一步探索。     

《旧约圣经》中女性形象的文化解读

《旧约圣经》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折射出父权制文化中男性作者贬低女性的倾向和对女性所持有的矛盾心理。从文化的视角对《旧约圣经》中的120位女性形象进行认真梳理和立体扫描后发现,只有位居两极的女性进入男性话语的中心:一极是以被刻画成导致大英雄参孙身亡的"淫妇"大利拉为代表,另一极则以被塑造成"贤妇"形象的路得为代表。贤妇形象的塑造或许可以缓解父权制《旧约圣经》中女性的不幸与悲哀。     

男权话语的产物——《三国演义》女性形象论

由于题材的特殊要求 ,《三国演义》中的女性形象处于配角的位置。罗贯中基于男性中心主义的立场 ,使用男权话语去描写女性形象 ,赋予笔下女性形象以工具的作用。小说中的美女、烈女、良母等形象系列 ,成为最能体现作家创作意愿的文化符号     

男权话语中的"新娘子"形象--再读杜甫的《新婚别》

性别诗学的兴起,给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批评视角.本文重新解读了杜甫<新婚别>中的"新娘子"形象,笔者认为在新娘子深明大义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一曲女性的悲歌,这主要是因为新娘子形象是在男权话语统治下塑造出的审美形象.     

女性主义审美观照下的男性文学形象

男性形象是女性文学中相对次要的人物形象,但是选取男性文学形象作为研究对象并加以解读,会发现女作家对男性形象的塑造与男作家在文化观念和性别立场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它解构和颠覆了男性形象在男性话语中的主体地位,男性形象扮演着女性反叛传统文化、消解男权意识的对立面的尴尬角色。妇女解放在女作家那里已经成为审美想象的话语形态而存在。     

性质命题及其对当关系审思

对性质命题的定义、种类、性质命题与性质命题形式、性质命题的对当关系做了全新的研究和解释。性质命题的定义不能以"性质"为种差,以"命题"为属概念;单称性质命题没必要与全称性质命题合并;性质命题与性质命题形式必须严格区分;主谓项分别相同的性质命题之间不存在真假不定的情况。     

《资本论》中科学与正义观点的相互凭借和渗透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他的人本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取向相互依存、相互渗透。马克思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是带有支持无产阶级解放的人本主义价值取向的政治经济学,这首先从它的核心或基石——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上表现出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解决的一系列主要理论难题,它们同时贯串着科学原则和正义原则：解决剩余价值的存在与等价交换之间的矛盾,表明资本主义的表面平等实质上不平等;解决价值规律与平均利润率规律之间的矛盾,揭穿资本产生剩余价值的假象;揭穿利润、利息、地租等独立产生的假象,证明它们都是来源于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总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旨在不仅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而且给予受剥削的工人阶级以社会正义。《资本论》中的科学观点和正义原则的基本思想不仅仅适用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而是适用于全人类获得解放、走向自由幸福的整个时代。全面理解和把握《资本论》的这种基本思想对于我们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马丁·伊登——衰弱的巨人的悲剧

杰克.伦敦在他的代表作《马丁.伊登》中描写了一位功成名就的奋斗者自取灭亡的悲剧。作者通过对主人公的命运及其与现实的冲突的描写,通过揭露资产阶级文化的庸俗和价值观念的虚伪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丑恶现象,揭示出了这位主人公的真正悲剧性所在。     

论非实践性真理标准说的历史形态

非实践性真理标准是前马克思真理标准说的共性。它有理性、感觉、经验和实验等四种历史形态 :理性标准表面上肯定真理的客观性 ,实际上否认真理的客观性 ;感觉标准具有主观唯心主义的特点 ;经验标准承认真理的客观性但还停留在认识的领域 ;实验标准预告着科学真理标准即将诞生。实践标准的确立来之不易 ,是一场认识论上的革命     

论不作为的行为性

不作为是危害行为的基本形式之一,但是由于不作为存在结构上与作为有较大差异,使得对其行为性历来争论不休。因果行为论、目的行为论、社会行为论、人格行为论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对不作为之行为性进行论证,但是都存在缺陷。对不作为行为性的研究应在具体的犯罪构成体系之中进行,而不应当脱离具体犯罪构成理论进行抽象的探讨。就我国犯罪构成体系而言,不作为行为性判断应经历一个从实然判断到应然判断的过程,是一个将存在论与价值论相结合的判断过程。     

智慧·谦虚

智慧是人的相对完善的认知能力；智慧分为道德智慧和非道德智慧。道德智慧与利人行为成正比而与害人行为成反比；非道德智慧可能与利人行为成正比，也可能与损人行为成正比。要取得智慧，应具备天资，应努力学习。谦虚是较低地看待自己而较高地看待别人的心理和行为；谦虚是一种卑己尊人的大善；人要具有谦虚的德行就应“以己之短量人之长”和“与强者比”。     

太平玉玺读解

太平玉玺在上个世纪众说纷纭,成为太平军研究的歌德巴赫猜想式的难题。它并非曾国藩部下冒功造假。李秀成供词说在长沙时所造不可信,而是制作于公元1850年4月5日之前。应读为:一个玺名———太平玉玺;十句玺文———天父上帝/天兄基督/天王洪日/主王舆笃/救世幼主/真王贵福/八位万岁/永锡天禄/永定乾坤/恩和辑睦。“主王舆笃”是说天王宝座巩固长久。“八位万岁”是指天王、幼主、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洪大全。     

散论正义理念之于法官品格——在与医生、僧侣和律师的比较中审视

通过法社会学方法,各选择一个视角将法官与医生、僧侣、律师进行了比较,认为法官品格的精髓在于正义理念;法官的正义理念有着先天的不足,应予以克服;法官坚守其品格的关键在于坚守价值追求的正义本位。     

期权定价理论在技术商品定价中的应用探讨

技术商品不同于一般商品 ,具有报酬无限、风险有限的特性 ,尤其与支付红利的美式看涨期权特点极为相似。应用传统的资产评估方法为技术商品定价 ,其结果很难真实反映技术商品的价值。期权定价理论为技术商品的科学定价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特别是支付红利的美式看涨期权定价模型对解决技术商品价值评估有参考价值     

A Dill Pickle的叙述声音、距离及判断

新西兰籍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其短篇小说"A Dill Pickle"中,采用作者型的叙述声音,通过人物内视点,利用表述行为、对信息量的控制等含蓄型叙述,以及大量运用人物的直接话语,牢牢控制作者、人物及读者之间的距离,树立了作者的权威性,从而控制了读者的价值判断.同时,作者在读者与女主人公之间成功建立起同情的纽带,使读者认可女主人公的价值判断,从而从侧面加强了作者型叙述声音的权威,使读者认可作者的价值判断,并与其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