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标隐性反向假冒行为与法律规制

文章分析了我国商标隐性反向假冒行为司法实践状况，探讨了我国现行法律对商标隐性反向假冒行为的规制存在的问题。根据商标反向假冒行为有关理论，结合我国法律规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商标反向假冒行为法律规制措施。     

浅析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性质及法律规制

商标的反向假冒应涵盖隐性反向假冒行为。商标的反向假冒是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和框架内,应由《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共同规制。为适应加入WTO和社会发展需要,对情节严重的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应予以犯罪化。在设立反向假冒商标罪之前,可通过司法解释对现行《刑法》第213条进行扩充解释,将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纳入刑法规制。     

关于新《商标法》反向假冒规定的几点认识

我国新修正的《商标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对商标“反向假冒”行为进行规制,这是我国新《商标法》的一大进步。但在实践中,对商标反向假冒规定有不同认识。应当正确认识商标反向假冒的性质、商标反向假冒与某些相关概念的区别、商标反向假冒的危害,并应对商标反向假冒规定加以扩张理解,这对深刻理解立法机关对商标反向假冒规制的立法本意,加强行政和司法机关对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打击,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护商标权利人的合法利益,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商标反向假冒的性质及适用法律探究

论述了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种类、性质和目前我国对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法律规制及相关法律规制中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国外立法,提出了完善我国商标反向假冒有关法律规制特别是《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建议。     

论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法律规制

理论界对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定性问题的分歧尚存,原因之一是忽视了商标权的积极权利,从这一视角对该行为的商标侵权性进行经济学的法理分析有助于对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准确定性.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可以被认定为商标侵权、欺诈和不正当竞争等行为的竞合,这种侵害法益的多重性,决定了对其进行多维度的法律规制的必要性.鉴于新<商标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的操作性不强,应该完善各相关法律,以期形成合力,达到对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真正有效的规制.     

论商标反向假冒的性质——兼论我国商标反向假冒立法的完善

文中探讨了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性质和立法完善.反向假冒行为既是商标侵权行为,也是不正当竞争行为.我国目前只是单一的用<商标法>对反向假冒行为进行规制,但这种立法模式不能有效地打击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建议:进一步完善<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以这两部法律对商标权人的权益进行基础性保护.然后,以<刑法>为后盾,打击严重的商标反向假冒犯罪行为.     

论商标反向假冒及其法律规制

通过对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性质进行分析 ,指出商标反向假冒行为是商标侵权行为的一种。强调了在商标法中对反向假冒行为予以明确规定的必要性。结合 2 0 0 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对反向假冒行为的规定 ,提出了新的看法。     

论反向假冒商标行为

反向假冒商标行为是指未经他人的允许,将他人合法使用在商品上的商标去除后换上自己的商标并投入市场的行为。从消费层面看,它是欺诈消费者的行为;从竞争层面看,它是通过侵犯他人商标的手段来实现自己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各国不同的立法模式告诉我们,只要法律之间关系和谐,都能收到较好的规制反向假冒商标行为的功效。     

关于商标反向假冒行为法律性质的探讨

反向假冒商标是指未经商标权人许可,消除他人的商标而将自己的商标用于他人的商品或服务上进行销售的行为.通过对理论界关于商标反向假冒中几个争论较大的观点进行探讨,可以发现,商标反向假冒不仅构成侵权行为,而且构成对商标权的侵害.     

我国商标反向假冒行为法律研究

我国法学界对商标反向假冒行为是否属商标侵权有着不同的看法 ,本文在论证了商标反向假冒行为是商标侵权的基础上 ,对规范这种行为的现行有关法律进行了分析 ,提出了修改的建议 ,并强调要加大惩罚性赔偿的力度 ,以更有利于保护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     

双重性——巴赫金狂欢诗学的基本哲学立场

在狂欢诗学理念下,双重性既是同一事物相反两极属性的对照共生,又是具有不同属性事物之间的正反对照共存。它与德国古典哲学中对立统一思想的区别在于:对立统一观是一种预设的抽象的观念形态,双重性思想则是对西方实存的鲜活的文化形态的具体体验和把握。巴赫金对狂欢节的非官方色彩的甄别,对民间诙谐文化的价值判断,对狂欢节的世界感受的阐释,对广场语言的辨识,对狂欢化文艺作品诸要素的分析,无不闪耀着双重性思想的光辉。双重性在巴赫金狂欢诗学中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意义。     

宪法意义上宽容理念的早期萌芽——建立在古希腊政治哲学史上的考察

在西方学界,早期的宽容理论一般被认为建立于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但这种见解乃是基于对斯多葛学派所发展的自然平等观念而言的,对于宪法意义上的宽容理念的挖掘并没有历史的逻辑性,因为有前现代的政治社会的存在。况且,这种观念还容易混淆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和法学领域的宽容的内涵,而最为显著的则是容易忽略政体宽容问题。通过对宪法意义上宽容理念的古希腊政治哲学思想史的考察发现,宪法意义上的宽容理念早在古希腊政治城邦时期就已经萌芽,并见诸于对“最佳政体”的哲学沉思和对自由与平等的古典诠释之中,在历经希腊化时代对专制和不宽容的反思之后,通过斯多葛学派的自然平等原则建立起宽容的早期理论,为近代“宽容的天赋权利论”奠定了思想谱系学的基础。     

教育研究中的原创性问题

教育研究原创性问题的提出 ,标志着中国教育研究的理论自觉和教育理论工作者开始走向成熟。教育研究的原创性具有问题的原发性、素材的原始性、方式的独特性、成果的创造性和影响的引导性等特点。我国教育研究的原创性缺失主要是由文化传统中消极因素的影响、独立思考和个性言说的惰性、研究评价重量轻质的误导、研究者学术道德的失范等导致的。要提高教育研究中的原创性 ,必须注意增强教育研究的历史使命 ,开阔教育研究的学术视野 ,强化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 ,明确教育研究的质量追求     

从祁太秧歌看近代晋中地区的民众意识

民众意识、乡土意识之研究是中国社会史研究中一块方兴未艾的领域。经过长期田野访查 ,以搜集到的近 2 0 0种祁太秧歌剧本为蓝本 ,对清代和民国时期晋中地区社会的民众意识进行分析 ,可以看出经济的发展与地方社会民间活动的增多 ,推动了祁太秧歌在清代和民国时期走向繁荣 ,如剧目大量涌现 ,演出班社的组建和活动形式日趋多样化。秧歌剧本中的婆媳形象是具有乡土象征意义的角色 ,她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是乡土意识最深入、最基本的伦理纠葛表现 ;在经济发达、商业行为频繁的晋中社会 ,商人家庭更容易上演妻子的婚外恋故事 ,乡土意识中虽没有明显的“抑商”情节 ,但仅仅对财富的占有并不能使商人成为乡土社会中的“精英” ;清代、民国时期 ,烟赌二毒成为晋中社会的恶瘤 ,秧歌戏中的乡民对烟赌表达出深切的痛恨 ;晋中社会仍保存着“士农工商”的职业划分意识 ,但更多地表现出传统精英文化在乡土社会的沦丧。由此可见 ,秧歌作为民俗文化的一种形式 ,对于分析民众意识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对秧歌的研究 ,体现着中国社会史研究向本土化迈进的意义     

中西语境下“两种文化”冲突的比较分析

尽管＂两种文化＂冲突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但在中西语境下却有着不同的意义特征。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是因为＂科学主义＂的崛起,而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主义＂;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是一种对等意义上的冲突,而中国尚缺乏这种平等对话的基础;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形成了两类明显对立的身份群体,而在中国似乎并没有出现;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是因为科学明显高于人文,而在中国仍是人文具有最高价值。     

中国绿色农业技术效率及其省际差异分析——基于1998—2012年的面板数据

基于1998—2012年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和DEA模型测算中国绿色农业产出和绿色农业技术效率,并分析其省际差异。研究表明,中国农业已经初具绿色转型的趋势,除东北地区外,其他地区绿色农业技术效率均上升;中国绿色农业技术效率有所提升,但整体水平仍然低下。东部、西部、东北、中部地区效率依次递减;全国省域间效率绝对差距没有缩小趋势,但相对差距明显缩小。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各地区内省域间绝对差距均没有缩小趋势,但东部、中部地区各地区内省域间相对差距存在缩小趋势,而西部、东北地区没有缩小趋势。全国2/3的省份绿色农业技术效率低下但处于增长态势;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宁夏、新疆陷入效率低下且呈下降态势的双重困境。     

先秦时期礼教中的和谐思想——从性别的视角分析

先秦礼教对男女性别关系的规定包含若干和谐思想,主要表现在男女言行的和谐、男女受教育内容的和谐、夫妻关系的和谐、子女与父母关系的和谐和尊老养老中的和谐等。出现这些和谐思想的根本原因在于,建立社会、家庭秩序的稳定与和谐是先秦礼教的根本宗旨。从先秦礼教中蕴含的性别和谐因素的本质看,和谐是对立事物存在的一种有序状态,是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前提。     

京津冀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性

分析了京津冀医疗资源配置的现状,并利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测算了其公平性程度和变动趋势。结果显示：京津冀按人口配置的医疗资源公平性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卫生技术人员、医师、护士的区域间差异大于区域内的差异,卫生机构床位的区域内差异大于区域间差异,京津冀医疗机构床位配置的公平性要大于医疗人力配置的公平性。京津冀医疗资源配置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优质医疗资源的差异。     

古代中国与希腊政治思想发生时期的文化背景与前思想资源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希腊思想是在近乎相同的历史时刻发生的,思想发生时期的文化背景与前思想资源,决定了这两种思想传统各自的发展路向。古代中国与希腊各不相同的数理科学背景决定了思想家的思想方式和思维水平,中国古代数学没有完成逻辑化的过程,相应地导致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哲理化过程的滞后。不同的神话、史诗传统也在根本上影响了思想家对于道德问题的理解方式。     

北京胡同起源再探——论胡同与水井无关

20世纪80年代,有人认为二眼井、四眼井等以井为胡同名的称谓始自元朝,并以北京有很多带“井”字的街巷、蒙语“水井”的发音与胡同读音接近等为证据,“假设”胡同与水井有关,即胡同源自元代蒙语水井。经笔者考证,以井为名系我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早在建元前已经存在;北京带“井”字的街巷并不多;北京的水井主要分布在菜园圃和大街上;蒙语井的发音明显与汉语胡同读音无涉,胡同与水井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