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相关性分析

企业慈善捐赠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最显著方式之一,也是我国慈善事业的重要特征和主体力量.企业与社会,企业与文化,企业与环境之间的相关性表明,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是社会共同体和谐稳定的主体力量,现代慈善捐赠理念是增强企业慈善捐赠行为自觉性以实现企业自我发展的文化导向,改善优化外部环境是提高现代企业慈善捐赠广度和力度的必要保证.     

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慈善事业是一项民间的社会救助事业,当代社会需要发展慈善事业。从目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现状来看,慈善事业的发展还处于较低的水平。我国慈善事业不发达的原因,既有文化环境的因素,又有制度环境的因素。因此,发展我国的慈善事业,就需要从营造有利于慈善捐赠的社会文化环境、培育慈善组织以及推进发展慈善事业的制度建设这几方面采取措施。     

社会责任视野下的企业慈善捐赠分析

企业慈善捐赠行为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最显著方式之一,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目标与社会责任的担当融合起来日益成为成功企业的重要标志之一。从国内企业慈善捐赠的现状与特征分析中可以看到,目前制约和影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因素还不少,企业捐赠力度的不平衡性,捐赠行为的非理性化倾向,捐赠环境的支持缺位等问题还很突出。对企业与社会、企业与文化、企业与环境的相关性分析,有助于企业在慈善捐赠方面更好地发挥主体作用,并以自觉的社会责任担当意识来推进国内慈善事业的发展。     

倡导平民慈善的意义及其实现途径

慈善事业是建立在社会捐赠基础上的社会救济事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慈善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就我国弱势群体的现状而言,现有的慈善捐赠水准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应大力倡导平民百姓作为主体投身慈善事业。民众中蕴含着无尽的慈善资源,只要积极疏导,合理开发,中国的慈善事业就会得到很好的发展。     

引导企业捐赠 建设和谐社会

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大力发展慈善事业。而企业捐赠是中国现阶段慈善事业的重要资金来源。企业捐赠从多个方面有力地推进着慈善事业的发展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同时,企业捐赠中也要注意一些可能影响企业发展和企业家自尊心的问题。     

倡导捐赠文化 构建和谐社会——美国捐赠文化探析及其对我国慈善事业的启示

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慈善事业与和谐社会相得益彰,慈善事业的繁荣不仅能反映社会精神风貌,又会凝聚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的力量,如果没有慈善事业的大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简直是一句空话。但在华人财富日益增长的今天,中国捐赠文化的缺失与美国蔚然成风的捐赠文化形成突出的对比。这样的事实,不得不令人深思,探其缘由,完善中国的捐赠文化氛围,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我国捐赠文化的缺失及成因研究

我国捐赠文化缺失现象严重,至今还没有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捐赠文化体系。其主要表现为：捐赠事业发展较快,但捐赠总体规模不大;企业捐赠逐渐增多,但行为本身缺乏文化支撑;慈善组织发展较快,但需要全方位予以规范;法律法规建设成效显著,但在许多方面亟待完善。社会结构、传统文化、历史惯性和现行制度等因素,是造成我国捐赠文化缺失的深层原因。     

我国慈善事业发展模式中的政府定位

慈善事业的发展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慈善捐赠水平低、慈善组织少、慈善意识落后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与我国政府控制的慈善事业发展模式相关。为此,必须对现有发展模式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归因分析,探求新的慈善事业发展模式中的政府地位。     

论企业参与慈善活动的制约因素与促进策略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迅速,作为经济社会主要力量的企业把参与慈善事业作为承担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由于社会以及经济各方面的限制我国企业参与慈善公益活动处于落后的状态,通过分析企业从事慈善活动的理念以及发展现状,指出企业参与慈善活动有利自身发展,实现企业社会责任和利润追求的双赢,并且推动社会分配公平,促进社会和谐.     

大学捐赠文化建设研究——以集美大学为例

大学捐赠是捐赠者自愿、主动支持学校发展和学生学习的援助行动。向大学捐赠,并以校友、社会公众人士、企业家、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捐赠形式、学校和社会宣传为载体形成大学捐赠文化。大学捐赠文化涵盖精神、制度、环境、财物、教化、传承等方面,是大学文化新的发展和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捐赠文化的组成部分。大学捐赠文化凝聚社会组织、各界人士对大学发展的信心;吸引更多的捐赠以改善办学条件、加强内涵建设、增强学校办学实力;影响师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大学捐赠文化建设要把握大学捐赠文化建设的方向,做好大学捐赠文化建设的具体工作,保障大学捐赠文化的尊严。深入研究和弘扬大学捐赠文化,正确倡导捐赠兴学对大学的发展有深远的意义。     

香港中文大学教育筹资的经验与启示

香港中文大学非常重视教育筹资工作,举全校之力做好筹募工作,各部门间的通力合作,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体系架构来保证筹资工作的开展。香港中文大学独特的书院文化与大学相辅相成,凝聚了学生对书院和母校的归属感;新颖而详尽的筹资活动设计吸引了包括校友在内的社会各界的教育捐赠;教育捐赠项目主要针对学生,增加了各方面捐赠的积极性。从香港中文大学筹募资金理念和方法及效果来看,对我国大陆高校的筹资工作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     

无偿献血机制面临的伦理困境及对策建议——基于昆明市公众的调查研究

为了了解公众对无偿献血相关知识的认知程度及行为态度,识别无偿献血机制面临的伦理困境,为完善无偿献血机制提供对策建议.作者以问卷调查为主,个人访谈为辅,对昆明市250名公众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无偿献血相关知识及政策的认知程度较低,仅有29.11％的被调查者参加过无偿献血;无偿献血机制面临宣传导向不正确、自愿献血困难重重、血站运行机制不合理等方面的伦理困境.要想走出困境,应该加强对无偿献血相关知识及政策的宣传,提高公众的认知程度;坚持公益性原则,理顺血站运行机制,消除公众信任危机;杜绝非自愿性献血,充分保障公众的自主权;完善无偿献血激励机制及保障机制,切实维护献血者合法权益.     

我国非营利组织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完善的研究

我国为鼓励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为捐赠人和非营利组织自身都制定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措施。但是现阶段的税收优惠制度存在的诸多不足不能满足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要求。我国应从合理区分非营利组织性质,对非营利组织的营利收入予以合理免税、改进捐赠激励机制等方面完善非营利组织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以便实现非营利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美国高等教育捐赠文化透视

本文在简要回顾美国悠久的慈善传统的基础上,分析了美国高校捐赠文化的历史、宗教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认为基督教信仰不仅仅是美国人努力创造财富的原动力,也是他们因罪富而馈赠个人所有于社会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捐赠高等教育的出发点;另外,工业革命后的实用主义哲学助推了美国人兴资办学的热诚;最后,规范的捐赠制度和法规,确保了美国高校捐赠的健康发展。美国高校捐赠资金庞大,作用突出,对我国高等教育在资金筹措方面有积极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余其山诉广西横县地税局案评析--兼论社会募捐行为的性质

社会募捐是指由一定的自然人、法人或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以公开形式为特定目的而向不特定社会成员发出倡议的募集捐助.社会募捐既不同于一般赠与、公益捐赠,亦有别于信托与第三人利益合同,它是一种颇具特色的民事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应根据具体案情对募捐行为进行分析和定性,以为募捐纠纷的解决提供法律依据.     

人体器官捐赠的法律制度研究——以器官捐赠立法的基本原则为中心

由于器官捐赠立法缺位以及传统文化对人体器官捐赠的排斥,导致我国供体较少。本文从我国面临的现实出发,对我国器官捐赠现状和法律规制现状进行思考,并对器官捐赠立法所坚持的法律原则以及其他相关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     

文物捐赠的法律问题研究

我国的文物蕴藏丰富,但其中很多流落民间.文物捐赠不仅有利于对民间收藏文物的保护,而且能够使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不断充实其馆藏、优化藏品结构.然而,由于捐赠对象的特殊性,文物捐赠有别于一般的捐赠,如果仅仅按照《合同法》有关赠与的规定进行处理,不仅有违文物保护的目的,也不能有效调动民众捐赠文物的积极性.因此,应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切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文物捐赠制度,进一步简化捐赠程序.对捐赠人,要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优惠,充分调动捐赠的积极性;而对受赠人,则要建立全方位监督机制,切实维护捐赠人的合法权益,从而引导文物捐赠朝着有利于文物保护的目标健康发展.     

Rethinking Women and Their Bodies in the Age of Biotechnology: Feminist Commentaries on the Hwang Affair

Many Korean women felt strongly positive about donating their eggs for Hwang Woo Suk’s research,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Hwang was accused of fraud. It is said that there is a kind of unique ‘egg donation culture’ among Korean women, which urged them to donate their eggs for his research. However, positing such a Korean ‘egg donation culture’ does not seem to give a sufficient explanation of why so many Korean women were seemingly willing to provide their own eggs for Hwang’s research. Instead, we suggest that egg donation issues in the Hwang affair can be interpreted under the paradoxical context, in which Korean women are situated in the age of biotechnology. On the one hand, the invisibility of women as subjects in the public sphere led to their lack of social control over ova trafficking and made it possible for a huge number of eggs to be supplied secretly for Hwang’s team. The patriarchal structure of family, the myth of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restricted activities of feminist organizations are possible contributors to the invisibility of Korean women.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practices of bodily technologies such as cosmetic surgery an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Korean women have been highly visible. With the help of those technological instruments, women have been empowered to own their own bodies and to have them at their disposal. We argue that these dualistic realities of women as egg owners can explain the egg donation culture among Korean women in the Hwang affa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