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教育财政支出减贫效应的空间溢出与门槛特征———基于新疆 2001-2015 年的面板数据分析

全国贫困人口多集中于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革命老区, 民族地区扶贫一直是我国扶贫工作的重点及难点, 脱贫攻坚是决胜全面小康的现实需求更是战略举措。研究基于2001-2015年的地区级面板数据, 利用空间面板回归和门槛面板回归, 考察民族地区教育财政支出与减缓贫困间的非线性空间联系, 估计了教育财政支出减缓贫困中的空间溢出效应, 并探讨了减贫过程中的门槛特征, 稳固民族地区可持续减贫的理念。研究发现:教育财政支出对于贫困减缓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并呈现出非线性特征, 说明了教育财政支出强度与贫困发生率在空间上非均衡分布的原因; 各地区教育财政支出对于减贫的作用差异显著, 存在门槛效应。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

自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非正规金融,已逐渐成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主要融资渠道。然而,就非正规金融的减贫效应而言,则至今缺少准确、有效的评价。为此,本文立足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构建了非正规金融减贫效应的空间计量模型,采用中国农村省域面板数据定量研究了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农村贫困发生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比正规金融有更强的减贫力度。为实现农村减贫,需要从非正规金融发展、农村财政投入、农村劳动力转移等方面入手加以解决。     

数字经济的减贫效应研究

利用中国2011-2018年省份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和多重中介模型探讨数字经济的减贫效应及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农村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负向关系,在考虑城镇化、经济增长等影响贫困因素的基础上,减贫效应依旧显著;数字经济的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显著,即数字经济可通过促进家庭增收和弱化收入差距的渠道影响贫困,但数据资源配置不均带来的数字鸿沟可能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加大相对贫困的治理难度.     

财政分权的农村减贫机制及效应评价 ——基于联立方程结构模型

[提要]财政投入对于解决贫困问题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扭曲,对减贫工作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运用中国201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财政分权对农村减贫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通过构建联立方程结构模型,分析农村贫困发生率与农村公共服务支出之间可能存在的互为因果关系,并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处理财政分权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分权降低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比重,对农村减贫产生负面影响;尽管地方专项扶贫支出有利于农村减贫,但财政分权与扶贫资金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农业科研投资增收效应的空间溢出与阈值特征——以山西省市域面板数据为例

科技进步依赖于科研投资,农业科研投资为农业科技发展提供了直接、稳定和长期的动力,而知识或技术的外溢会造成农业科研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布格局不一致,进而影响农业科研投入对农业经济的作用机制以及相关调控对策的深入研究。基于2015—2018年的山西省市域面板数据,综合采用空间面板回归和面板阈值模型对财政支农的三个重要部分,亦即农业科研投资(ARE)、支农支出(SAE)和农业基本建设支出(ACC)与农村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异质性检验,考察农业科研投资与促进农民增收的非线性空间联系。研究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系统地研究农业科研投资对农民收入增长的溢出效应和阈值特征。研究表明,农业科研投资的增收效应明显,但不同地区差异显著;农业科研投资的增收效应存在空间溢出的特征,解释了农业科研投资与农村居民收入在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农业科研投资的增收效应存在阈值特征,即农业科研投资的增收效应随农业科研投资额增加而减弱,随着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的提高而增强。     

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迁与贫困治理

本文考察了2010-2016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构成对减贫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部门构成与减贫效应之间存在密切关系。首先,随着农业部门比重的下降,经济结构的变化会对减贫产生积极的影响。农业发展是减贫的良好指标,但农业部门在经济中所占比例的增加将对减贫产生不利影响。第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对减贫有积极影响。但地区人均经济总量的增加对于减贫的作用呈现出递减态势,其根源在于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在地区经济增长中城市起到关键作用,而乡村的经济实际上较为薄弱,因此地区人均经济总量的增加并没有大幅度的减少贫困。第三,城乡差距与贫困率成同方向变动,说明城乡差距越大,贫困发生率越高。第四,经济发展方式对减贫有重要影响。在经济发展中,劳动密集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减贫效应的提高,而资本密集度的提高,其减贫效应是不显著的。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全国和分区域的分析

［摘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贫困发生率存在负相关关系，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贫困发生率下降1.58%；分区域看，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均呈现较高的贫困减少速度，但是各区域贫困发生率的绝对水平和减少速度存在差异，西部地区贫困发生率的绝对水平最高，贫困群体的脆弱性明显，但其农村金融发展对贫困减少的效应比中部地区强。实证检验表明，我国东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最强，中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最弱。     

包容性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双重门槛效应——基于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10-2016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包容性金融发展指数,并运用面板门限模型,检验包容性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之间的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样本期间内包容性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始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表现出显著的双门槛特征:在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越过第一门槛值后,呈现出明显的加速减贫效应;在继续发展到越过第二门槛值后,减贫效应趋于收敛。结合我国实际,应从完善金融服务布局、强化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引导保险和小额贷款健康发展等方面入手,推动金融欠发达省份的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越过第一门槛值,以进入加速减贫阶段。     

农村居民消费、医疗卫生水平与减贫效果研究——基于“新”整体性治理模型框架的实证分析

2020年前后中国成功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世界带来了宝贵的减贫经验。以1978-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公开数据为样本,探究“新”整体性治理框架下农村居民消费、医疗卫生水平对减贫效果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可以解释减贫人数的80.8%变化原因,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全部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总人口增长可对减贫人数产生15.1%的解释力度,总人口增长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劳动人口增加量可对减贫人数产生2.5%的解释力度,劳动人口增加量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绝对贫困线计算的贫困发生率可对减贫人数产生1.5%的解释力度,绝对贫困线计算的贫困发生率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卫生技术人员数的回归系数值为-0.005,并且呈现出显著性,卫生技术人员数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基于此,研究建议：进一步释放农村居民人均消费能力,增加农村居民减贫人数,实现乡村振兴;降低劳动人口增加量,尤其是从事第一产业劳动的比重,拓宽农村低收入人口就业面;提高医疗卫生实际水平,减少单位卫生技术人员数,帮扶和救助低收入人群。     

产业结构、空间溢出与农村减贫

在对我国省域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水平进行测度的基础上,构建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设置邻接权重、地理权重和经济权重三种空间关联模式,从空间维度实证检验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农村贫困影响的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我国省域农村贫困率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高-高”与“低-低”集聚的特征;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不仅能促进本地区农村减贫,还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邻近地区农村减贫;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也有助于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的农村减贫。提出应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产业融合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减贫。     

多维贫困视阈下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减贫效应 ——基于南疆四地州县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引入兼具"财政性"和"金融性"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旨在回顾脱贫攻坚过程中其对南疆四地州已脱贫县收入型贫困、教育型贫困和医疗型贫困等多维贫困的分散与减缓效应,探索其为乡村振兴的接续工作提供有效支持.面板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已脱贫地区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减贫效应并非呈现线性化常态,而该地区减贫效应地发挥需要跨越不同的门槛节点.其中,在抑制收入型贫困时需要跨越双重门槛,对医疗型贫困的减缓则仅需跨越单一门槛,而对教育型贫困的分散与减缓无显著的门槛特征,即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减贫效应在贫困维度结构上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研究结论可为乡村振兴金融政策的匹配与调整提供参考.     

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门限回归分析

本文构建理论假说:第一,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存在着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同时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数量也会影响贫困的减缓;第二,金融发展水平对贫困的影响可能存在门槛效应;第三,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作用路径在于"辐射效应"。随之本文利用2000-2012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集,对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水平与贫困减缓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二者可能存在着"倒U"关系,即存在先抑制后改善的效应;此外,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入和第三产业发展均会增大贫困减缓效应,因此除了从金融发展的角度解决贫困问题,还应该从促进经济增长、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和发展第三产业的角度入手,探索减贫之道。     

经济增长对江西省农村减贫的影响研究

经济增长是我国减缓贫困的主要手段之一,但是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均又会削弱其减贫能力,因此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经济增长的减贫能力需要具体分析。基于2001—2012年江西省统计年鉴中按收入分组的数据,估计出江西省农村贫困的规模,计算出贫困的经济增长弹性和收入分配弹性,并通过贫困的动态分解得出经济增长的减贫指数。结果发现,近年来收入分配对贫困的影响力逐渐提高,在此影响下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的减贫能力不同。此外,经济增长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最大,贫困距次之,平方贫困距最小。因此,为加强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政府的政策重心应逐步转移到收入分配问题上,并且要特别关注贫困人口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均现象。     

中国农村公共转移收入的减贫效果

根据中国住户收入调查（CHIP2013）数据,本文研究了中国农村公共转移性收入的减贫效果。 本文首先分析了不同类型公共转移性收入的分布特征,包括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在不同收入组的分布、在贫困和非贫困家庭的分布等等。最后,估算不同公共转移项目的减贫效果。根据评估,当前中国公共转移性收入发挥了一定的减贫效果,使得贫困发生率下降了4.26个百分点,但仍存在低保瞄准率低下和转移收入水平偏低等问题。     

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减贫效应 ——基于区域演进和空间溢出的实证检验

在我国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阶段,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将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基于31个省市2008—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系统评估我国普惠金融、农业保险与减贫增收的发展状况,测度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基于核密度函数观测两者协调发展的区域动态演进特征,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二者协调发展的减贫增收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进一步分析其非线性影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样本期间我国整体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耦合协调度不高,但呈现显著增长趋势.2)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各省耦合协调度高,但省际差异较大;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总体相仿,中部地区各省差异最小,西部地区省域间差异明显趋向缩小.3)总体上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减贫增收效果,其中东部地区减贫成效最为显著,西部次之;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增强二者协调发展的减贫作用.4)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对减贫增收效果在空间上存在正向溢出效应.     

经济增长与减贫关系的实证研究——以青海玉树为例

经济增长对减贫的影响和促进使得二者间有着重要关系。但传统理论主要关注增长和分配,在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中表现出局限性,因此必须结合发展模式对其进行再认识和新扩展。通过选取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为实证研究对象,进行静态模型的回归分析发现,2004到2009年当地名义人均GDP年变化量与贫困发生率年变化量之间出现了反常的正相关关系,即人均GDP增长的越快,贫困下降的越慢。研究一方面表明整体经济发展指标会掩盖与贫困群体直接相关的农牧业因素,另一方面指出政府支出支配型经济发展模式在城乡分割时会导致减贫与经济发展的互斥,因此,国家的扶贫政策应该更加注重瞄准贫困人群。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及其评价

围绕我国“农村扶贫政策在何种程度上减缓贫困”的争论性议题,从2950篇相关研究中筛选出159篇实证研究样本文献,提取531个效应值,运用Meta Analysis系统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扶贫的减贫效应及其结构和路径。采取FAT-PET-PEESE策略的计量结果显示:扶贫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和降低贫困发生率总体上具有正向作用,其中,增收效应接近中等程度,降低贫困发生率的作用则相对较弱;从结构上看,减贫力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搬迁扶贫、社保扶贫和生态扶贫。此外,贫困人口的行为能力差异被证明是减贫效应的可能作用路径。新时期扶贫政策应保持基本的连续性,政策实施应以强化农民反贫困能力建设为核心,探索建立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中国环境规制与城镇减贫效应研究

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处在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政府实施的环境规制政策是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如何在环境规制实施过程中减少城镇贫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贫困减少的双赢局面,是经济新常态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本文基于2001-2017年中国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利用世界银行网站提供的POVCAL软件测算了城镇贫困程度,并使用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理论推导表明环境规制有利于城镇贫困的减少;(2)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城镇贫困具有负向作用,并且结论具有稳健性;(3)分地区的回归结果表明不同区域的环境规制对城镇减贫的作用呈现出差异性特征,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城镇减贫作用最强,中部次之,东部最弱。     

中国省域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与金融发展的空间关联性分析——基于ESDA方法

文章基于ESDA分析方法,运用2001-2015年中国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技术创新"以及"产业结构—金融发展"双变量的空间分布格局与特征.结果显示,两类双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全域空间相关性;而局域空间分析则显示出两类双变量存在空间分布的异质性特征,其中,东部地区各省份多呈现正的空间相关性,而西部地区诸省份大多呈现负的空间相关性.     

农村医疗保险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CFPS 2018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CFPS 2018）的数据,以相对贫困线作为贫困标准,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评估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减贫效应及其异质性。整体样本回归结果表明,农村医疗保险减贫效应显著,在相对贫困线标准下降低了43.0%的贫困发生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医疗保险减贫效应在年龄、性别方面存在差异：在年龄方面,农村医疗保险对于中老年人的减贫效应更为显著;在性别方面,农村医疗保险对于女性的减贫效应总体高于男性。为了充分发挥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减贫的制度效能,建议：优化医疗保险内部制度设计,强化经济绩效;下沉优质医疗卫生资源,提高健康绩效;建立长效机制,提高医疗保险减贫效应精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