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刺”到“情理”——论《文心雕龙·比兴》的思想矛盾与文学史意义

＂比兴＂是我国古代诗学批评中一个重要而多歧的范畴。汉代经学家论＂比兴＂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色彩,在郑玄那里,譬喻而兼美刺乃是＂比兴＂的意义所在。刘勰的《文心雕龙·比兴》一方面受毛、郑的影响,肯定了＂兴＂负载的＂刺过讥失＂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更从情理之异、隐显之别来区分＂比＂、＂兴＂,从而凸显了＂比＂、＂兴＂本身的美学意味。这两种观念的夹杂和歧出,实际反映出毛、郑诗说的深广影响与南朝文学摆脱政教约束而独立的倾向之间的冲突。由此,中国文学思想史上,强调教化功能的＂比兴＂说与强调美感意义和艺术效果的＂比兴说＂乃呈现出双水分流的状态。     

＂兴＂在诗作中的结构意义

简要梳理以《诗大序》为主对“比兴”问题的传统认知,从朱自清对“比兴”的理解即发端和譬喻着眼,通过对三篇《国风》诗作的分析,指出“兴”句在结构上处于发端的位置与其统领全篇的功能之密切关系,“兴”在诗作中具有开篇的结构意义。     

杜甫对《诗经》“风雅”与“兴”传统的接受与求新

《诗经》开创了立足于人生与现实的"风雅"传统,以及讽喻时政的"比兴"传统,对后世诗歌创作影响深远。杜甫一生奉儒守法,在诗歌创作上倡导"风雅"传统反映社会现实及民生疾苦,体现了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杜甫身处盛唐和中唐转折时期,盛唐时期的狂飙突进之风以及中唐的日趋衰飒之气,在其诗歌中都打下极深的烙印,诗继风雅的"诗史"风格以及力主发兴吟咏、诗兴通"神"的诗歌理念,则反映出创作上注重创新性,这都深深地影响了后来者。     

论作为审美接受的“兴”

兴是中国古典美学中极富原创性的核心范畴之一。兴最初是作为阅读理论和接受方法而受到文论家们的关注。兴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美刺走向审美的过程,当兴淡出于美刺教化、突显文学和审美功能的时候,兴作为接受的一面呈现出蕴藉含蓄、意在言外之美,日益满足读者对作品的认知需要,使读者从更广阔的空间体味其"韵外之致"。兴的内涵与西方接受美学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又与古代的言意之辨有密切关系。     

《乐记》之“乐可以兴”思想考释

《乐记》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美学著作。它虽未在行文中明确体现出＂乐可以兴＂的字样,但却认为乐是表现人的性情的,又认为人的性情的本质是＂德＂,内在基础是＂静＂,外在表现是＂言情和怨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德＂和＂静＂的表现以及对＂言情和怨刺＂的主张就成了＂乐可以兴＂的最好诠释。     

“兴”与艺象表达

"兴"作为艺象表达是审美心理的自然转进,是审美主体自主、自由的游戏般自我体验、自我观照与自我呈现过程。这种富有审美特性的艺术表达方式,帮助艺术家超越创作过程中的障碍,消解了艺术创作过程中主客观对立、形式内容对立对艺象本真性的歪曲和遮蔽,使物象透过艺象澄明地呈现出来,形成"不隔"之境。意象建构和艺象表达在审美创造的心理和表达两个层面上,共同勾勒出"兴"这个传统美学范畴的完整内涵。     

《春官》“六诗”之“兴”与《诗经》之“兴”诗

《周礼·春官》大师所教＂六诗＂＂风、赋、比、兴、雅、颂＂之本义,应该从《春官》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的各种礼仪与＂风、赋、比、兴、雅、颂＂的上古辞源意义考究,加以文献实证,方可确定。从上古辞源考究,本义为祭祖且为各种祭祖仪式通称之＂兴＂,正好与《春官》所叙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之祭祖礼仪＂以肆献裸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相契合,而＂兴＂为祭祖和各种祭祖仪式通称在《尚书》、《礼记》、《诗经》等文献均有存留。据此可以推定：配合大宗伯参与＂大祭祀＂的大师所教＂六诗＂之＂兴＂诗,是专用于祭祖的诗歌。孔子所言＂诗可以兴＂应译为＂诗可以祭祖＂。朱熹所言《诗经》＂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兴象诗,并非《周礼》＂六诗＂之＂兴诗＂,而是上古神文化的诗形式。     

《易》之"象"与《诗》之"比兴"

在《易传》的阐释下,按照《易》之所成及所指,《易》之"象"有以下三类含义:一、卦、爻以及其征象;二、象征,模拟;三、物象,意象.《易》之"象"与《诗》之"比兴"相类.《诗》之"比兴"离不开意象,某些意象具有原型的意味,内涵丰富.《易》以"象"认识自然和社会,《诗》以"象"表情达意,它们以取象思维为基础,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淮南子》之“游”

＂游＂是《淮南子》生命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虽承袭于《庄子》,但其思想旨趣已有所变化,凸显出贵族化的政治追求与生命理想。＂真人＂等是《淮南子》之＂游＂的理想的生命主体,表现出将生命与政治一体化的思想倾向,这是《淮南子》生命哲学对《庄子》思想的扬弃。《淮南子》之＂游＂具有浓厚的神仙化意味,比《庄子》更能彰显出道家的生命信仰。     

论“兴”

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篇中说:"诗文弘奥,包韫六义."这"六义"就是《毛诗序》里所说的风、赋、比、兴、雅、颂.对它们的含义前人曾有过不同的理解.现在大家的看法比较一致了,认为风、雅、颂指诗体,赋、比、兴指诗法.所谓"诗法"就是作诗的表现手法.是属于表达的问题.赋、比、兴这一套表现方法,两千多年来,对汉语文学创作一直起着不小的作用,特别是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更大.     

追寻“兴”的归宿——兼论“兴”的阐释史

汉代以后的文人雅诗中难觅与“赋”、“比”并列的“兴”法,这是文学史上一桩重大的艺术方法丢失案。究其故,盖因先秦诗乐一体,兴的功用主要不在诗文而在音乐方面,不在语义而在形式方面。兴作为一种引导和过渡,对唱者,有起调衬韵、铺排节奏、酝酿情绪等作用;于听者,有唤起情绪和相应心理节律,以便听好的功能。诗乐分家之后,兴随音乐而去,发展成为后世音乐中的过门。兴即过门的原始形态,过门即兴的现代形式。     

试论比兴修辞对于中国古典诗学的本体论意义

比兴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独特的修辞方法,源于原始先民的缘象比附的原始思维。比兴修辞是原始思维形式在文学上的残存物,是中国古人诗性智慧的结晶。另外,在比兴的阐释史上,有一种共同的以美刺解释比兴的偏向,即大多赋予比兴以美刺的政治功用。以美刺释比兴的阐释模式也是原始法术思维模式积淀的结果。     

文学活动过程中的比兴观

比、兴概念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激起历代学者研究比、兴的无穷兴趣,至今不衰。分析归纳古今以来的比、兴观,以便更清楚地认识比、兴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从文学活动过程这个动态视角,分类对历代比、兴观进行了评述。     

“赋比兴”的现代诗学含义及其现代有效性

＂赋比兴＂自提出后就始终缠夹不清,一直未能成为纯正的诗学概念。缠夹的原因有二：一是论诗者以诗义阐释诗法,二是缺乏＂赋比兴＂作为表现方法的具体含义。过往的诗论都未能贴近诗歌本体来理解＂赋比兴＂。意象是诗的本体,是诗歌得以形构的基本单位。在现代诗学的视野中,＂赋比兴＂就是诗歌整体意象构造的方式。阐述了＂赋＂、＂比＂、＂兴＂三种意象表现方法,认为＂赋比兴＂不仅仅是《诗经》和古代诗歌的法则,对现代诗歌而言,也是有效的。     

庾信与贞观文人的宫廷创作

宫廷创作因其形式的刻板、内容的单一常不为人所重,但庾信在北朝时的宫廷创作及贞观文人的同类作品中却蕴含着许多值得关注的新变因素:他们开始向雅颂和比兴传统复归。这无疑为诗歌创作走出宫体指引了一条健康的道路。     

宗经与慕骚——骚雅词的抒情精神内涵

"宗经"与"慕骚"是骚雅词的精神内涵,自晚唐五代以来,词在发展过程中兼容会通,深受诗教雅正传统观念的影响,并吸收楚骚怨慕精神,不断开创拓新,延续了传统诗学比兴递嬗,托兴深微的通变与创新,成就"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抒情精神,展现骚雅词博通之趣。     

《文心雕龙·比兴》篇的理论建树及其在传统诗学中的地位

古人做诗重视比兴,相关的言说与儒家《诗》学一脉相承。比兴有表现手法和美刺两重意义,虽然自汉代起就屡有诠解,但古代唯独《文心雕龙.比兴》堪称成篇的专论,其"显隐"、"附理"、"起情"以及"拟容取心"之说涵盖了"比兴"的渊源、意义、思维特征和艺术传达特点,尤其是以"物"为中介进行间接性艺术传达的功效与意义,对传统诗学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     

"六诗"之制与"兴诗"

"兴"是中国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该文综合分析了"兴"在先秦文献中使用的情况,并从<周礼>职掌"六诗之制"的"大师"一职设置的时间、职能,探讨其教授"六诗"的大致时间最早也应在春秋晚期.又从先秦其他文献对"六诗"各个概念的使用情况,探讨了"六诗"诸义项产生的先后次序,发现"六诗"之中,风、赋、比、雅、颂的使用时间均早于"兴"."兴也"最早见于战国帛书,"六诗"的称谓也仅见之于<周礼>,故"六诗"及"兴"诗概念的产生及应用大致应在战国中晚期,而<周礼>"大师"教授"六诗"的时间也应该在此稍前的一段时间.至秦汉之际,以"兴"说诗的现象开始较为多见,成为毛诗以"兴"解诗的前驱.     

朱熹《诗集传》赋比兴标诗探微

朱熹在《诗集传》中的标诗一直为人所困惑，但他确实是有严格的标准的。他在判标赋比兴时所依据的标准是：上下文是否都是“说事实”以及怎样“说实事”。他在《诗集传》中所作的赋比兴的兼标正体现了他标诗的严谨与精细而并非缠夹不清。     

"歌行"本义考

乐府诗中有很多以“行”和“歌行”题名的歌诗,可是“行”及“歌行”之本义一直没有确解。《尔雅》及其注疏资料表明“行”有“言”义或“语”义,由此可以知道,“歌行”的本义为“歌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