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状态下的大众传媒与社会控制

在现代信息社会中，作为次级系统的大众传媒通过影响环境认知、促成社会共识、引导社会舆论，对整个社会系统产生能动作用。但在公共危机状态下，大众传媒的“双刃剑”属性相当明显，既有社会控制的正功能，也存在负效应。因此，需注意探索和掌握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信息传播规律，加强对大众传媒的积极控制，提升和完善社会控制策略，维护社会秩序，凝聚社会力量，为战胜危机营造有利的社会环境。     

“风险社会”视阈下新闻媒体的危机管理初探

在“风险社会”理论的规约下,人类、组织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由于风险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产生危机。因而,在“风险社会”里,危机也是新闻媒体的一个重要话语。本文认为在风险社会中,新闻媒体应该和企业一样要重视危机管理,树立高度的危机意识,建立危机预警机制,第一时间解决危机,将突发事件对新闻媒体品牌形象和公信力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     

媒介化风险社会对危机传播环境的改变

结合媒介化社会与风险社会的相关理论,探讨了媒介化风险社会的基本内涵,指出我国媒介化风险社会的变迁过程促进了我国危机传播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媒介化风险社会的持续发展,危机传播环境将面临利益相关者压力日益多元,传播客体网络化趋势,信息短缺和信息泛滥两难,舆论引导与控制成本加大,谣言噪音与次生风险严重,危机传播从区域走向全球等六大现实问题。     

大众传媒在化解社会风险中的作用

运用归纳总结法对社会风险的表现形态进行分类，同时利用个案分析法对大众传媒在化解社会风险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在传媒业高度发达并广泛渗透的社会背景下，大众传媒自身的特性和功能决定其在化解社会风险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对其积极作用应加以充分利用。同时认为，政府通过议程设置掌握话语指导权，使大众媒体及时、准确地避免传递可能影响社会公众利益的社会风险信息、完善现有法规以及加强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建设等措施对大众传媒进行合理监管，无疑是建立社会风险化解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世界风险社会的中国方案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普遍认为，伴随着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时代。风险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类无时无刻不处于因风险而引发的生存困境与危机之中。风险社会具有世界风险的特点，对人类生存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作为一种中国思维、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有其内在的逻辑。世界风险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的历史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是其生成的内在实践逻辑；人类对自身风险生存的自觉与反思是其生成的理论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具有丰富的内涵，而且是一种理论创新。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因而是治理世界风险社会的中国方案。     

环境守望——危机传播中大众传媒的核心功能

危机常态化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大众传媒不仅是危机信息传播的平台,还具有放大和扩散危机事件的社会影响力.环境守望是大众传媒在危机传播中的核心功能,衡量守望是否实现的标准是所传播危机信息的质量即危机信息的真实性、时效性和准确性.政府观念的转变和传媒职业的自律是大众传媒环境守望功能实现的关键.     

当代社会风险源：特征辨识与类型分析

社会风险源意即社会风险的来源。人类社会中一切可能引起社会风险的自然现象和社会事物都是社会风险的来源。社会风险源具有客观性、依附性、渐显性、多样性、隐患性和可控性等多种特征。社会风险源的类型很多．从社会系统的基本要素构成来看，可分为自然风险源、人口风险源、信息风险源、制度风险源；从社会系统的各子系统构成来看，可分为政治风险源、经济风险源、文教风险源、科技风险源；从社会风险源的显隐性状态来看，可分显在风险源、准在风险源、潜在风险源、突生风险源；从社会风险源的社区空间分布来看，可分为城市风险源、农村风险源等。     

大众传媒与社会风险——以南方雨雪灾害报道为例

以南方雨雪灾害报道为例，对大众传媒在社会发展中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应扮演的社会角色进行探讨。社会风险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大众传媒在应对社会风险时担负着为社会各阶层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应充分发挥其社会整合功能，为社会公众搭建完善的传播渠道，同时要培养受众的风险意识，完善媒介自身的体制。只有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达到完美的融合，才能构建和谐的媒介文化，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     

论大众传媒的风险传播责任

在世界风险社会语境下,现代风险在传播过程中会出现一种"飞去来器"效应:大众传媒在帮助公众辨识风险的同时,可能使得风险传播反过来变成已有风险的动力和新风险的源头。大众传媒要继续发挥社会公器的作用,成为不确定世界的"窗口"和"路标",需要重塑其责任形象,如健全媒体监管的制度化规范,完善媒体自律的职业道德规范,审慎处理风险信息,引导公众监督风险决策等。     

食品安全与健康恐慌: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探析

人们对于社会性风险事件尤其是关于食品安全的风险感知受到事故本身和风险环境的多重影响,诸如大众对风险事物的熟悉程度、事件的可控制性、由此引发的灾难以及整个社会的科学知识水平与大众传媒的共同作用等因素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大众风险感知的深度和广度,并由此激发的社会性恐慌行动也各异。了解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对现代风险传播与危机管理有重要意义。     

文化视域下的风险解读

风险语境的建构有赖于社会与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人们对风险的指认和识别源自文化分类系统中秩序的自发诉求.健康风险事件所激发起的社会恐惧感来自于人们对疾病尤其是罹患癌症的担忧,而科普宣传的深化和对科技功能质疑的文化悖论在大众传媒的参与下加速了风险的社会塑造过程,谨慎的生活方式正是现代社会风险文化形成的主要标志.     

文化视域下的风险解读

风险语境的建构有赖于社会与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人们对风险的指认和识别源自文化分类系统中秩序的自发诉求。健康风险事件所激发起的社会恐惧感来自于人们对疾病尤其是罹患癌症的担忧,而科普宣传的深化和对科技功能质疑的文化悖论在大众传媒的参与下加速了风险的社会塑造过程,谨慎的生活方式正是现代社会风险文化形成的主要标志。     

试论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大众传媒运用

大众传媒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在政府危机管理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由于传媒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因而政府在危机管理中既要注重运用大众传媒的正面影响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危机、形成利于危机解决的氛围,同时又要注意抑制其负面效应。一般认为,建立政府与媒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是应对危机事件的前提条件。本文主要介绍了政府在危机管理中运用大众传媒的意义和方式,并就如何实现政府与传媒的良性互动提出一些建议。     

风险社会中的传媒监测功能及边界剖析

风险社会具有不确定性、均衡性和社会性等特点,而且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紧密相关,由此注定了大众传媒理应在风险社会中发挥其社会监测功能.本文通过对社会风险几大特征的剖析,阐释了传媒对风险及社会成员的监测功能如何得到充分发挥,即传播的及时性、风险教育的广泛性,并对其边界作出了限定,避免传媒的失当行为引发新的社会恐慌和混乱.     

风险社会视阈下的唯物史观新探

在人类历史进入风险社会以后,人们对它的研究和反思日益热烈,有关风险社会的理论也迅速从西方传入中国,并且已经成为当前国内外理论界的热门话题。但现有关于风险与风险社会的理论却不能直接拿来解决当前中国社会中的风险及相关问题。为此,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视角对风险与风险社会理论进行重新认知和阐释,并对二者重新做出阐释和分类,这将为发展唯物史观和重新认识风险与风险社会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并为我国社会发展中进行风险治理提供一定的启示。     

风险社会中的危机处理机制

现代社会的偶然性、矛盾性、不确定性越来越大,风险事件越来越多,风险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日益深刻地影响人类社会。风险固然可怕,但更为可怕的是缺乏应对风险的社会机制。“非典”的蔓延提醒我们:面对各种风险要建立相应的危机处理机制和信息发布机制;促进民间社会的发育,使民间与政府合作共同化解风险;风险的全球化表明,国际合作是风险社会中处理危机事件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保证。     

现代社会的伦理观念变革——从信念伦理到责任伦理

我们所生活的现代社会从某种意义上就是风险社会。随着理性的张扬,科学技术无止境的发展,人类制造了许多文明风险,我们生活在各种社会风险之中。同时,在现代社会里,人类面临的风险状况已经发生改变,各种人为的文明风险在社会风险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情况下,人类开始从伦理方面寻求应对的希望。然而,传统的伦理理论主要属于信念伦理的范畴,它注重行为所依据的动机和目的,而忽视了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联,不重视对责任后果的承担,因此,它难以契合风险社会要求对行为后果的关注。而责任伦理则和现代社会有诸多契合,它认为道德的根据主要在于行动的后果,它要求行为者对自己行动的后果负责。面对如此复杂的生存环境,我们应该进行伦理观念的变革,实现从信念伦理到责任伦理的转变。     

风险社会中的谣言?流言与恐慌

谣言和流言是大众在社会中相互传播的无根据尧不确切的信息袁恐慌则是在社会危机状态下,人们面对现实的或想像的威胁做出的不合作或不合理的心理与行为反应。谣言和恐慌自古就有,但在现代工业社会却被赋予了诸多新的特征,并因此成为充斥着风险的现代工业社会的常规议题。作者以2011年3月流行的“谣盐”为例,分析了谣言制造与传播的一般规律,并提出随着现代社会风险的增长,以及传播的便捷性,增加了谣言及恐慌在现代社会中扩展和蔓延的可能性,但后者也成为风险防范的可能的预警机制之一。     

风险社会下的政府监管制度建设

人类已经开始进入“风险社会”的时代。现代风险在本质、表现形式和影响范围上与传统风险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它从制度和文化上改变了传统社会的运行逻辑。“风险社会”的来临,对政府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为了应对现代风险,必须建构复合治理模式,从推进公务法人制度、行政咨询机制、信息公开制度和诚信政府建设等多个层面展开有针对性的变革。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及其防范

我国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面临社会阶层分化风险、农民失地失业及城镇贫民窟风险、伦理道德危机风险、城乡人口流动所带来的风险等。这些风险是我国社会进步进程中的新鲜事物,在我国将有一段较长的存在时期。对可能出现的社会风险要进行深入的探讨,掌握其发展演变的轨迹。要防范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必须加快建立社会风险防范的组织管理体制及其政策体系,积极应对城乡人口流动所带来的风险,建立城乡社会心态、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融合机制,重视并解决好城镇贫民窟等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