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性书》性情观再探——以“情”为中心的考察

李翱的《复性书》作为主要讨论"复性"之方的重要思想史文本,其性情观的思想渊源深远,特别是在"情"论、工夫论与境界论三个方面受到《荀子》的很大影响。对李翱之"情"的理解不能仅局限于探讨"情"本身的善恶,而须引入人这一主体及其实践工夫,因为对"情"的内涵的界定不能脱离作为道德主体的"心"和扰乱人之情性的"物"。性、情之间并非只是对立的关系,二者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情"固然需要"性"作为自身向上提升的目标和动力,但是"性"也需要通过"情"从而在感性的现实世界中显现与落实自身。性与情的内在统一才能构成一个完整、丰富的人。因此,"性与情不相无"这一命题相较于"性善情恶"、"灭情复性",更能突显李翱性情观的特色。性、情关系的厘清决定了李翱的"复性"之方不是"灭情",而是通过"弗虑弗思,斋戒其心"与"本无有思,动静皆离"两个阶次来"止情复性"。"复性"成圣后便能"物格于外"而不应于物,"情应于内"而无情,达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境界。     

一心二门式的儒家复性思想评析

先秦儒家的告子性无善恶论、孟子性善论、荀子性恶论皆把人性单一化,不能合理地说明人性的构成及人行善或作恶的原因。儒家"一心开二门"模式的性善情恶复性论认为,人性具有先天善性和后天恶情两种因素,由一体之心开出性情二门,主张以复性的方式去掉恶情回复善性。复性就是由后天之恶情向先天之善性复性。一心二门、性善情恶的复性论是人向善复性的基础和道德教化的根本,为弃恶从善的道德教化和人生修养提供了依据。     

韩愈、李翱的道统说和性情论

韩愈和李翱的道统说和性情论是对唐代佛教"世系"、"传灯"思潮的一种反动,是先秦以来儒家伦理学说的恢复和传承.唐代中期佛教日盛,对中唐民众伦理思想冲击甚大.为了扭转佛教伦理思想对儒家伦理秩序的冲击和破坏,韩愈和李翱吸收了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的某些思想,提出"道统"和"复性"的主张,客观上遏制了中唐佛教伦理思想的影响,为宋明新儒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李翱的佛教观

唐朝中后期,佛教和道教达到兴盛,儒学受到佛道两家的严重威胁,尤其是佛教。李翱继承韩愈的道统说,明确提出了反佛的主张。李翱对待佛教的态度是在坚守儒学的立场上,对佛教进行"辨而排之";在对佛学的心性思想和方法分析、吸收的过程中,提出了"复性说",为儒学的改造和完善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论李翱“去情复性”的道德修养思想

李翱是宋明新儒学之远源与先驱,其去情复性的“复性说”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前承汉儒,后启宋儒之价值”。综观李翱的思想,可以理出其完整的道德修养学说：性善情恶的人性论是其道德修养的依据;从道不从众的君子人格是其道德修养的主要目标;“斋戒其心”、“寂然不动”、“慎独守中”以去情复性则是其道德修养的主要方法,等等。李翱的道德修养思想是在心通《中庸》并融汇佛老治心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不仅积极回应了唐中期佛老对儒家治国治心之道的严峻挑战,而且为宋明理学完备的内圣工夫论的形成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方法。     

诗缘情——曾国藩诗歌初探

曾国藩一生于学问领域用功最多者是诗文,其诗文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曾国藩在<湖南文征序>里精确阐明:"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诸书而传诸世,称吾爱恶悲愉之情而缀辞以达之".他的情是地道的"爱恶悲愉",他的情强调了人的本性.消除了儒家气息.忧国忧民之情、思乡之情、兄弟之情、朋友之情渗透于曾氏的诗歌中.     

汉宋之争与经典解释——以阮元、李翱的"性命"为例

李翱尝试取法佛老,以期在形上的方向上完善思孟的心性论,并由此成为宋学的远源.于是,在汉宋之争中,援佛入儒的李翱受到了阮元的批驳.李翱、阮元虽有共同的话语平台,但由于各自对思孟之心性论的定位不同,以致在解读儒家的性命观时,李翱以"心通"解经而发明"复性"说,阮元则认为应以"事解"注经而申明"节性"说.二人的不同解读,引发了一些关于经典解释的问题.     

《长恨歌传》版本考略

<长恨(歌)传>有3个主要版本:<太平广记>本、<文苑英华>本(通行本)、<丽情集>本.鲁迅以<太平广记>本常见,<丽情集>本后出,断定<丽情>本经过篡改,而史学家陈寅恪"颇疑丽情集本为陈氏元(原)文",分歧甚大.其实各本文字歧异虽然较多,内容差异并不特别大,应都本自陈鸿原作而都以不同原因有所改易.从与<长恨歌>情节及关键细节的接近程度等来看,<丽情集>本<长恨传>应更近于原作.     

“欲天下人共来哭此‘情’字”——谈脂砚斋对《红楼梦》“情”主题的揭示

<红楼梦>开篇就宣称此书是"大旨谈情",脂砚斋也在批语中明确指出,<红楼梦>主要是写"情"的,是"一篇尽情文字".<红楼梦>中的"情",主要是指"儿女之情",作者的目的就是"要将儿女之情发泄一二","儿女之情"是"情情"与"情不情"的统一."情情",是指"谁对我有情,我即对谁有情."是对爱情的专一,情之所钟,一往情深;"情不情"是指对所有人和物都付诸真情,是一种博爱精神.<红楼梦>中的"情"又是一种悲情,揭示的是作者"情"的破灭、审美理想幻灭的悲剧.     

中国哲学“反本”“复性”论研究

"反本""复性"的哲学道路充分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特色。这一道路虽由道家所开创,却为儒道两家所共循。反本复性的前提是本静和性善,二者后来又融为一体。其工夫既包括复返原初本根以实现哲学目的,又重在对情欲、气质造成的本性缺失进行修复。人性有失故"未成",故需要去偏、复全以成性。反本复性有"归根"、"求放心"、"灭情"、"善反"和"良知自觉"等多种方式,但又都以回到清静纯粹的先天本性为哲学的目的。哲学的价值就体现在对反本复性的不懈追求之中。     

论"诗缘情"说的现代误读

现代阐释者认为,陆机提出的"诗缘情"说以抒情为诗歌本质,摆脱了儒家诗教的传统,使诗歌抒情不受儒家礼义束缚,诗歌的功用也不再以儒家风化为本.但由<文赋>"诗缘情"本义及陆机以儒为本的思想可知,"诗缘情"之现代阐释与陆机原义存在偏差.现代阐释之"诗缘情"说的理论观念不属于陆机时代,而至齐梁时始真正出现.因此,现代阐释实是对原典本义的误读.     

《丽情集》考论

北宋张君房辑纂的<丽情集>在宋代小说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丽情集>突破了历来小说偏重"志怪"、"传奇"的层面,而专取"丽情"一类,且多涉诗歌.故颇具文心与诗情,因此有别于一般小说集,既有小说之趣味.又有文章总集之功能,兼得雅俗.南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就将它著录在总集类,而不是小说类.张君房在<丽情集>编集过程中肯定渗透了个人趣味,同时其所收文本明显存在着异于其所源出之本的现象.<丽情集>专收人间男女风月情爱故事,显示出一种新的趣味指向.对于元明言情小说而言,<丽情集>可谓广大教化主,胎息蕃衍沾溉深远.     

《诗经》中的亲情

传统中国是一个非常注重亲情的社会,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很多作品表现了亲情的内容,如父母之情、同胞之情.古人已经认识到了亲情的重要价值,认识到了家庭和睦对社会发展、和谐不可或缺的作用.探讨<诗经>中的"亲情"问题,对我们当下的和谐社会建设无疑是有意义的.     

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对《选》诗的重新阐释

清初吴淇编选的<六朝<选>诗定论>是一部以<文选>所选古诗为评论对象的古诗选本.吴淇借此对<选>诗进行了重新阐释.他以"汉道"来规定<选>诗,将其界定为形式为五七言、内容精神上能够体现三百之性与楚骚之情的"六朝"诗,使得<选>诗范围被缩小,意义被绝对化,失去了原本的丰富性.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他的这种主张是不利于文学发展的.但这也是清初儒家诗学政教精神复兴大背景下的产物,从这一意义上讲,<六朝<选>诗定论>又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朱熹理学与佛学心性论比较研究

在心性论上,朱熹理学与佛学之间存在着既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的关系。儒佛在心性论上的根本不同是儒家以＂善恶＂论人性,而佛教以＂清净＂论佛性。朱熹丙戌之悟期间的观点是＂性体心用＂说,佛教在理论上的错误主要在于误心为性,导致＂作用是性＂。在心性情关系上,朱熹主张性体情用,而佛教最终走向是去情复性。     

郭店儒简的重“情”论

郭店儒简《性自命出》篇的重"情"观,代表了早期原始儒家关于心性思想的一大特色即"道始于情"。通过将郭店儒简"情与文相对待为义"与孔子"文质彬彬"的对照式考察,可以揭示出《性自命出》篇的"情",实际上源自于孔子"尚质"的传统,是孔子"仁"学中侧重于人心内在真性情的流露。这样把握郭店儒简的"情",不仅对深入揭示儒家早期心性思想的起源,而且还对正确解读先秦儒家的诸多原始文献,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试论李翱在《复性书》中对孟子“性向善”思想的继承与偏离

本文以李翱的《复性书》文本为基础,以分析李翱＂性情说＂中的矛盾为切入点,进而考察李翱如何挖掘传统思想资源、并汲取佛家思想而为论证他的＂性本善＂做理论支撑,最后辨析李翱＂性本善＂与孟子＂性向善＂思想之同与异。     

宋代《四书》学的多重观念文化理性

宋代是一个兼集贫弱与宽松的社会历史时代.国家内贫外弱之势激发着主流士人群体图强奋发的使命意识;政治宽松及其文治需求激促着儒家学者及其儒学思想发荣繁茂.身当于这样的社会生活环境,朱熹以"章句"与"集注"相适别的诠释文体,合辑并注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而生成了<四书章句集注>.环绕<四书>与<四书章句集注>而开展的经学活动是为宋代<四书>学.宋代<四书>学涵载着:赵宋政权应用儒学的社会文治理性,宋代学者开新儒学传统的学术理性,宋代学者群体奋发作为的使命践履理性.     

“性与天道”问题与宋明理学分系

"性与天道"问题是中国本体论哲学的基本思想资源,在孔孟以后却被儒家所丢弃。魏晋玄学家以对性与天道的新解走出了沉闷的汉代天人之辨。唐宋以后儒家的复兴实际上是"复性",理学家由复性开始了对性与天道的自觉体认。他们既接续了性与天道的源头,又因对复性的不同把握而开发出不同的本体范畴,推演出不同的理论体系。胡宏总结"五子"的"性"论和儒家传统的"尽性"要求,以"成性"解"尽性",并最终建立起区别于气学、道学(小理学)及后来的心学的性学理论系统,中国哲学发展由此有了整体的"理学"。     

谈《紫钗记》对《霍小玉传》的继承与发展

本文从主题思想、情节处理、人物形象三方面粗浅地探讨了<紫钗记>对<霍小玉传>的继承与发展.<紫钗记>把主要矛盾由原作小玉痴情、李益负心的矛盾转变为爱情与强权势力的矛盾.在情节方面,特别设计了一些"尊情"的情节.<霍小玉传>中霍小玉性格上有变化,到了<紫钗记>则突出写了霍小玉对李益一往情深;<霍小玉传>中李益的性格主要是先软弱后薄情,而<紫钗记>中的李益性格主要是忠贞,但还带有三分软弱.黄衫客是汤显祖期盼中的"社会的良知",但这种期盼是不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