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官制度学养与出土文献整理 ——-以新出土唐、宋两方墓志释读为例

新近出土的唐、宋两方墓志《唐赵励墓志》、《宋故尚书刑部侍郎解公墓志铭》的释文在涉及 唐、宋官制方面有一些误读和不足,诸如对墓主和墓志起草人的官衔不予标点,将宋代本官阶和职事官混 为一谈,将唐代职官术语视为官名,未能区别唐、宋职官正称与别名之异等等,致读者对墓主的一生仕履 稀里糊涂,直接影响对出土文献的正确利用。年轻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应加强官制学养,提高释读新出土 文献的水平。     

墓志新辑唐代挽歌考论

挽歌是古代丧葬礼仪的一个重要环节 ,也是哀挽文学的一种特定体裁。但大多数挽歌是在丧葬过程中由乐队演奏的。挽歌镌于碑石者 ,甚为少见。新近出土的唐代墓志中 ,有一批挽歌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唐诗文献。这类挽歌主要有两种类型 :刻在墓志盖上的挽歌和墓志铭中的挽歌。这两种挽歌 ,无论是作者和哀挽对象 ,还是内容与形式 ,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唐代挽歌与唐代丧葬制度、礼仪习俗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也是我们认识并了解唐代礼仪制度的重要内容。以新出墓志所载挽歌与传世挽歌进行比较研究 ,有助于认识挽歌特殊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文化学意义。     

状头门第：唐大和六年状头李珪及妻郑氏墓志发微

洛阳新出李珪及妻郑氏墓志记载了这位大和六年状头的科举、婚姻与仕宦经历，并揭示了晚唐时期山东士族之间的婚姻网络，在科举方面的积极进取心态，生动透视出晚唐时期世家大族的真实生存状态。两方墓志也增补了李珪家族姑臧大房李成休一支的基本情况，廓清了晚唐宰相郑肃的元和三年状头身份及其荥阳郑氏小白房的家族世系。墓志还涉及晚唐文士郑鲁、李巨川、郑仁表的生平经历，并纠正了传世文献中郑仁表贬死岭南的错误记载，进一步凸显了新出土墓志资料对于晚唐文学与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     

新出土唐代诗人廖有方墓志考论

<廖有方墓志>是最近出土的唐代诗人墓志.这篇墓志提供了廖有方生平事迹的诸多信息,对于研究其名字与籍贯、科举与仕宦、婚姻与家庭、交游与经历等情况,具有重要价值.廖有方是交州人,墓志为了解与研究安南人物在唐代的进身出处、家族迁移等方面,也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新出土墓碑墓志在唐代文史研究方面的学术价值

本文论析了本世纪以来，尤其是近５０年以来全国各地新出土的碑刻墓志在唐代文史研究中的学术价值：一、提供了旷世罕传的数以千计的散文作品；二、具有钩沉辑录佚文佚诗、校勘文献的重要价值；三、对拓展唐代史学研究领域大有裨益。     

盖棺自论定:宋代自撰墓志铭探析

据存世资料统计,宋代自撰墓志铭共有33方,现存计有18方。自撰墓志铭虽非宋代墓志铭撰写的主流,但在两宋时期不绝如缕。自撰墓志者有的曾身居高位,有的一直宦海低迷、困顿下僚,还有的终生居于草野。这些墓志铭,有的形式自由、内容简单,也有的中规中矩,与他撰墓志无异。撰者之所以直面自己的生命,或借自撰墓志表达一种超脱生死的豁达境界,或是理想与现实反差下的牢骚之语,抑或是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墓主的自我释放,乃至表达易代之后"遗民"的心态等,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此类文献的历史书写方式颇耐人寻味,值得深究。     

新发现唐代宰相高璩墓志发覆

新发现的高璩墓志是晚唐重要文人墓志。志主高璩为唐初开国功臣高士廉裔孙,中晚唐名臣高元裕之子,官至宰相。高璩墓志与近年出土的十余方高氏家族墓志、神道碑相印证,可以厘清高士廉一支的家族世系,勾勒高氏家族在唐代政治与文学舞台上的传承演变情况。高氏一族受初唐政治风波影响,一度沉沦下僚,至中晚唐高元裕、高少逸、高璩,凭借出色的文学才能及强有力的政治援引重返权力中心,体现出唐代士族在维持家族文化传统的同时,通过自我调整来适应政治环境的一面。墓志撰者为晚唐宰相刘邺,书者裴璩位至重要方镇节度使,都是兼具政治家与文学家身份的重要人物。以高璩墓志为中心,可以综合考察高璩家族与刘邺、裴璩仕宦经历的关系,挖掘科举及第、入幕经历、翰林供职、政治奥援等因素在中晚唐文人仕途升迁中的作用,从而揭示中晚唐政治与文学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     

新出土唐代卢公亮夫妇墓志考疏

千唐志斋博物馆新藏一合形制特殊的卢公亮夫妇墓志,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就形制而言,它是一合龟形墓志;就家族而言,是唐代望族家世和望族婚姻的集中体现;就科举而言,涉及唐代影响最大的长庆元年科举案;就文学而言,卢公亮原本是一位诗人,值得进一步钩稽;就撰者而言,志文撰者是唐代著名诗人殷尧藩,铭文撰者是卢公亮的再从弟卢罕,因而这是一篇志铭分撰的墓志,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文章体式.     

中国古代宗室墓志的书写嬗变及其原因探析

古代宗室因"天潢贵胄"的特殊身份,其墓志撰写往往别具一格。从内容上看,宗室墓志所重自南北朝至唐代的功绩与事业转向宋明的德行和才学,墓主形象也由"藩辅"演变为"弃物"。同时,唐代翰林学士院设立之后制度化的官方撰文方式,至北宋和明代仍是使宗室墓志篇幅短小,形式刻板单一,风格单调乏味的关键。而非官方撰文的南宋与明代郡王以下宗室的墓志形式与风格则无甚特异之处,仍能保持较强的传记文学色彩。可见不仅各历史阶段的宗室墓志皆自具特色,因宗室政策不同和撰文方式变化诸原因,同时期宗室群体内部的墓志撰写也呈现出极大差异。     

新见两方有涉大明宫的墓志——兼说唐代文学、皇室婚配和仕进制度

根据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中两方关于唐代大明宫的新见墓志,分析唐代文学、皇室婚配和仕进制度。研究认为,第一方为《唐故邕管营田判官左骁卫兵曹参军崔公及夫人赵郡李氏合祔墓志铭并序》,志主为崔成务,志文不以士族门第自矜而强调其文学吏能,并与柳宗元、吴武陵等形成永州文人圈;第二方为《唐故太子洗马杨府君夫人宝应县主陇西夫人墓志铭并序》,志主为宝应县主,志文中唐文宗为其或者还有其他皇家女择婿而下的在指定的十八家里"宜择名士族子"的诏令,墓志还记录了元日朝会,皇亲国戚在大明宫面见皇帝时的具体情况,且提供了一个皇帝敕赐给官(武职)的实例,颇具价值。     

中国古代夫妻合志首题书写的演变

与单一墓主的墓志题式相比,夫妻合志的复杂性在于墓主的二人性,既然墓志是两人合志,那么在首题中理应兼书两人,但中国古代夫妻合志的首题书写经历了题不书妻到夫妇双标的演变：合志题不书妻,明代以前是常例,明代以后成为特例;合志首题夫妇双标,明代以前是特例,明代以后变为常例。以明为界,夫妻合志首题的书写发生了一个转换。寻究转换的原因,主要有二：服母丧制度的变化;文体自身完善的驱动。     

墓志的起源与墓志文体的成立

中国古代墓志的起源和文体的成立一直是学界关注较多的问题,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要考察墓志的起源,不仅要确定“墓志”一词最早的用例,还要考察墓志的基本功用。循此观点可以确定作为实物的墓志起源于东汉中后期,刻于元嘉元年（151）的《缪宇墓志》可以看作墓志起源的标志。由唐人的记载和缪袭、傅玄等人的创作情况可以看出,符合文体意义上的墓志文在魏晋之际已然出现。南北朝时期,墓志文体得到了较快发展,从内容到形式都出现了许多新变化,行文方式和文体形式渐臻完善并为后世作者所接受与模仿。后世墓志铭创作中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具体内容的增删,体式方面则难以越出南北朝时期业已固化的墓志文体的范式。     

中古墓志铭的文体形态与书写规则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的中古时期，墓志铭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呈现出完备的文体形态，形成了特定的书写规则。首先，中古墓志铭是由多重载体构成的特殊体制，至少存在文本、书法与实物三重载体。其次，中古墓志铭的文体特征表现为志铭分撰现象更加凸显，墓志与诗体进一步交融，铭文的体式逐渐丰富。再者，唐代墓志铭的书写规则主要有逐步完备的题款、偶尔出现的注文、特殊的平阙格式。最后，墓志铭的集本与石本文字书写方式有所不同，比较集本与石本，更有助于我们把握墓志铭的文体特质。     

新发现唐代席夔墓志的文学研究价值

新近发现的席夔墓志是唐代重要的诗人墓志，不仅可以明确席夔的生卒年、家世、科举、历官等生平信息，对研究其文学成就和交游往还也有重要价值。首先，墓志揭示了席夔的文学家世，祖父席豫为唐代著名文学家，与张说、韩休等人关系密切，为文为官备受推重；表兄李舟是唐代著名散文家、音韵学家，与梁肃、杜甫、岑参、刘长卿皆有交往。其次，从墓志评价及席夔现存文学作品可知其文学创作与科举、仕宦经历息息相关；与其有文学交往者如韩愈、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陆畅等皆为中唐文坛的扛鼎人物，呈现出中唐时期特定的文学环境。再者，墓志撰者陈讽是中唐时期代表性诗人，书者裴潾是唐代重要的文学家兼书法家，亦是席夔墓志重要文学价值的体现。     

东晋南朝出土墓志若干问题探析

东晋南朝墓志的渊源、摆放位置、纪时格式及"一志多方"现象等若干问题,是前人相关研究中有所涉及,却仍有待深入的重要方面。东晋墓志出现的内在原因,是受西晋已经形成的使用墓志的风习的影响,源自西晋;而其所呈现出的外在特征,却又受到南方使用志墓砖铭的丧葬习俗,以及东晋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与社会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东晋至南朝墓志发展、定型的过程相吻合的是,墓志的摆放位置、纪时格式也同样经历了从不稳定到稳定的变化过程。东晋、南朝墓志中的"一志多方"现象,虽然比较特殊,但大多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与偶然性,且出现的时间也不稳定。     

赋与唐代墓志

将赋与墓志这两种文体联合考察,既可以据墓志辑考已佚的唐赋文献,又可以发现唐人以赋为墓志的现象. 首先,在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或间接涉及赋家赋作的有十余方,即梁玙、陈周子、卢招、沈中黄、谢观、杨汉公、张士贵、苗景符、独孤申叔、于汝锡、崔文龟、路谠、张知实等人的墓志. 据此既可了解其赋的数量、风格、传播等情况,又可追溯确认若干赋学批评术语产生的时间. 其次,就唐代墓志本身而言,其创作存在化用先唐赋典的现象,这些赋作典实大略可以分为三类,即悼亡类、闲居类、士不遇类. 再次,唐代墓志又有以赋笔行文的现象,在行文结构和句式结构方面均有这样的表现. 唐代墓志以赋行文的原因主要在于赋与墓志两者功用的契合,也与“诗赋取士”的制度和赋的文体特质有关.     

新出文献与李白研究述论

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和间接涉及李白其人其诗者有二十余方,可以综合利用这些墓志以印证传世石刻和史传文献,探讨李白的生平、交游、婚姻情况,解读李白的诗歌作品,探究李白的影响,还可以从特定层面提供观察李白的材料和阐释其诗歌的方法。首先,可进一步探讨李白在安史之乱中的行踪;其次,探讨李白与古文先驱者李华、韩绅卿、韩云卿的关系,进而考察李白的复古思想与古文运动的联系;再者,通过出土文献印证李白的诗文作品;最后,通过新出墓志对李白影响的记述,可深化对李白及唐代文学史的研究。     

唐刘干夫妻墓志考略

洛阳出土晚唐刘干墓志记载了志主的家世生平、科第宦历及其著述等情况。刘干曾于大中年间修订《切韵》12卷及《通纂》、《通例》共10卷,可为研究唐五代《切韵》系韵书演变、补两唐书《经籍》、《艺文》二志之阙提供原始文献线索。其妻太原王氏墓志为当世仅见刘干之著述。     

汾阳出土唐代墓志校理

墓志是中国古代丧葬文化的重要产物之一,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对汾阳市出土的50方唐代墓志进行了系统校理,发现其中存在着文字误释、标点误施、注释疏误等不足之处,希望研究有助于汾阳唐代墓志的利用,以期对墓志等古代文献的校勘和整理有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