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区分的新旧：民初国学派别的异与同

在民初趋新学者的认知中,20世纪20年代的国学机构有三类,即赛先生的“国学”、冬烘先生的“国学”和神怪先生的“国学”,分别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无锡国学专修馆和上海同善社的国学专修馆为代表,前者总试图区分于后二者。但当时还有一些较难纳入这三类的国学机构,比如东南大学的国学研究院就与北大国学研究所异中有同。而更年少的新人物甚至连北大派国学也不予承认,他们认为治国学者皆不“科学”。与趋新学人意愿相反的是,由于各类国学机构研究的对象接近,整理国故客观上多少起到了沟通新旧的作用;但新派对旧派有意识的排拒远胜于基本是无意识的沟通,“国学”一名终于不立,不得不在反对声中逐渐淡出思想和学术的主流。     

中华“国学”体系构建雏议

考察中外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度,在近代化或现代化过程中,都有过传统丢失、国学重振的过程。中国近代的国学运动也是如此。本文回顾了自19世纪末期以来中国“国学”运动的历史,检讨种种有关“国学”的定义和范畴,认为迄今为止,虽然说法多样,见解殊别,但都缺乏完整的概括和精确的表述。笔者认为,今天谈“国学”应当包括知识学术体系、道德伦理体系、信仰价值体系等三大领域,只有从传统文化的固有词汇中去寻找固定的概念组合,才能有效而又亲切地概括和把握“国学”的基本内涵,也才能构建起传统“国学”的系统体系。       

近代“国学”的发生与演变——以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典范意义为视角

近代以来"国学"在不同语境下表达出的不同观念,可分为三个方面,即救亡意识主导下的、政治取向的国学观念,启蒙思潮主导下的、文化取向的国学意识,以世界汉学为参照的、学术研究的国学观念。近代国学概念的定义也可分为三种用法:第一种指遭遇西方文化冲击之前中国原有的思想文化与学术体系;第二种为扩大的用法,即以国学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简称;第三种是指近代以来以传统文化为对象的学术研究的体系,即国学研究。国学研究在近代的演进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特点是在学问方法上延续清代的考据学、训诂学,而在观念上导入近代文化意识;第二阶段的特色是呼应新文化运动、强调科学方法和疑古思潮;第三阶段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突出代表的、汉学化的国学,即与世界汉学、世界学术接轨、合流的新的国学研究。近代国学名家的第一代以章太炎为代表,第二代是太炎门人所代表的北大学者,第三阶段的代表是王国维和清华国学院的学者,清华国学院学者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成绩,无愧于世界第一流的中国研究。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重新认识1920年代的新国学运动和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典范与历史意义。     

刘文典的国学研究及其比较意识

大而言之，国学是一个与西学相对而言的范畴。从历史上看，国学是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纷纷兴起而诞生的专门学术。从世界范围看，国力强盛的各个国家大都有自己的专门学术，它们虽然名称各异，然而覆盖的领域却基本相同，故而可以统称为各国学。中国的国学，或曰中国学，或曰汉学，与各国学的差别在于其传统非常悠久。刘文典的国学研究自成体系，所著《淮南鸿烈集解》乃是其国学研究的高度成就。刘文典的国学研究具有跨学科比较研究的突出特色，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刘文典具有鲜明的独立人格。刘文典的一生，活得爽气，活得大气，活得有骨气。刘文典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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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是北京大学主办的大型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本刊坚持正确的人文导向,贯彻"双百"方针,依托北大得天独厚的人文资源,走理论联系实际、学术结合时代之路,追踪社会思潮、理论前沿和学术热点,在重大理论问题上反映北大的声音,在学术探索和创新上体现北大的水平,在编校质量、编排规范上坚持北大严谨的学风。学术质量是学报的生命,学术理论水平面前人人平等。本刊继承《北京大学月刊》和《国学季刊》的传统,编辑部全体同仁遵循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所倡导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精神,改进作风,努力提高所刊载文章的学术质量和理     

章太炎“新四书”的建构及其晚年的国学观

章太炎晚年提出以《孝经》《大学》《儒行》《丧服》组成“新四书”,作为“十三经”之总持、国学之统宗。“新四书”体系的建构,意味着打破程朱理学的“四书”体系,回归于原始儒学,并对阳明心学有部分认同。之所以反对程朱的“四书”,是因为《中庸》《论语》《孟子》三书包含了“性天”之类“超人格”言论,与西学影响下现代哲学、史学、科学相近,而与原始儒学的“修己治人之道”有所不符,故而必须被取代。章太炎作为20世纪文化保守主义和国粹派的代表,他的新“四书”体系及其晚年的国学观,对于当下重新思考儒学或国学的承继仍有其参考意义。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月刊》——兼论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学术革新

蔡元培民主治校，学术革新北京大学，创办、编辑和出版《北京大学月刊》，在近世中国学术由旧到新的转变中，影响并塑造了一代学术，北京大学也因此成为中国近代新学术的主要策源地。本文根据原始档案材料，历史地考察了《月刊》的编辑历程、工作成就和编辑特点，论述了蔡元培的学术观和以学术为本位、强学术—强现实的学术编辑思想。作者认为，《月刊》的创办是蔡元培的学术思想、职业经历与近世中国学术发展的客观需要相结合的产物，是蔡元培和当时的北大学人富有创造性的自觉的学术实践活动；《月刊》是中国现代期刊史上最具典型意义和最富大学学报形态及特征的学术刊物；蔡元培以其创造性的工作，成为中国大学校长中第一个创办和建设大学学报的开拓者；其后，《月刊》被《自然科学季刊》、《社会科学季刊》和《国学季刊》分而继之，这本身又是北京大学学术刊物和中国大学学报由综合到专门化过程中的第一次飞跃性发展     

20世纪初期史学的“清华学派”与“国际前沿”

中国的近代史学始建于20世纪初期,恰逢西方学界对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史学在研究内容、方法与手段方面的最新进展进行总结。这个总结以鲁滨孙的《新史学》为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书体现了20世纪初期史学的“国际前沿”。在此同时,以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代表的清华学派,也对中国史学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深刻变化以及所亟欲解决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对比他们和鲁滨孙的见解,可以看到他们在“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个史学的根本问题上确实站到了当时的“国际前沿”。不仅如此,在如何对待传统史学中的合理成分方面,清华学派的态度似乎比鲁滨孙的《新史学》所代表的“国际前沿”还要更加合理。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举办第二届优秀论文颁奖会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自去年改革以来,刊物的特色和学术品位不断提高,赢得学术界的好评。该刊改革的思路是:以提高学术质量为中心,增强刊物的现实感、信息量和可读性;充分利用北大人文资源的优势,既继承北大校史上《北大月刊》、《国学季刊》探求学术的求实和谨严,又发扬《新青年》感应时代风云的敏锐和创新,走理论和实际、学术和时代相结合之路。他们的目标是:坚持人文社会科学的正确导向,在重大理论问题上,要反映北大的声音;在学术探索和创新上,要体现北大的水平;在编校质量、编排规范上,要精益求精,坚持     

同归与殊途——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内涵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学研究中，“国学”的基本内涵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研究的基本指向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走向现代化的探寻。由于研究者不同的学术背景、价值取向和致思路径，国学研究中又存在着分歧与争论。本文从对“国学”成立前提的聚讼、“国学”研究层面的交叉、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混淆三个层面对近二十年来关于“国学”内涵的研究进行述评，以期为进一步剖析“国学热”这个文化现象提供一个基础性反思。     

国学的新视野和新诠释

国学在中国古代是指国家教育管理机构和高等学府,其教育课程主要是《五经》、《四书》。这些元典文本经后来学者的不断诠释,使中华民族五千年文脉不仅绵延生生,而且强盛壮大。中国近现代国学不是古代国学的断裂,而是在学术意蕴上的承传和发扬。20世纪初,鉴于中国严峻的内忧外患,为保国保种,救亡图存,而倡导国学,以与西学相颉颃,国学被作为立国的源泉,引起了国人的重视和关注。当今之世,国学虽屡经磨难,但否极泰来,在此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学的教学与研究要有全球的新视野,和合的新思维,变通的新理念,生生的新价值,现代的新方法,才能对国学做出新诠释。     

“国故学”与“中国学术”的纠结*--民国时期两种“国学”概念的争执及其语境

“国学”究竟是指中国固有学术还是中国学术,即近现代学术是否应当包括在内,是百余年来数次“国学”论争悬而未决的问题。民国时期有关“国学”究竟是“国故学”的缩写还是“中国学术”的简称的争持,透露出了这个问题的内在纠结。由于反对“整理国故”的声浪渐高,支持者中的新派学人强调“国学”的全称应为“国故学”,“故”字不可省略,以彰显其批判性和进步性;而反对把国学当作没有生命力的古董来看待的学者,则提出“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不仅包括古代学术,还理应囊括现在与未来,“国学”应当是一个不断生长的开放概念。在反复的辩难中,“国故学”与“中国学术”的概念争持,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时间的界定和价值的论断,因关乎具体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理念,而出现互相渗透乃至颠倒的现象,对我们今天的“国学”讨论依旧极具启发。     

钱基博《国学必读》的编选思想及主要特色

钱基博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和国学大师.他在1924年为中学生编选的《国学必读》一书,纲举目张,选文精审,在考虑到当时中学生的实际能力和现实需要的同时,也兼顾了各个朝代的文章,成为当时影响较大、流传甚广的国学普及读物之一.钱基博特别强调文学可以“通国学之邮”,故单独拈出《文学通论》作为上册.下册《国故概论》分别按通论、经学、小学、史学、子学来进行辑录,体现了钱基博的“国学分类”思想.《国学必读》对今日之“国学热”或不失为一种反思和参照     

近代报刊与史学近代化

有关历史学内容的报刊的出现,既是史学近代化的产物,又促进了史学近代化的发展。近代报刊为新史学产生、发生提供了平台,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近代报刊,就不可能产生近代新史学。近代报刊促进了史学理论更新,成为学术争鸣、争论与交锋的阵地。在这一过程中,近代史学学科产生,锻炼与培育了新型的史学人才,产生了有影响的史学大师;形成了不同学术旨趣的史学流派和史学思潮。近代报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1世纪,信息化对报刊的形态、发展提出新课题。应当从振兴民族大业、学术创新,从时代性、民族性的要求,思考报刊发展的问题。     

20世纪20年代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

1926年创办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是20世纪20年代复兴国学的一次重要的实践.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虽在实际运作中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样本,在一定程度上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延续,但其根本动力却是源于陈嘉庚的办学理念,是厦门大学学科建设的必然要求.它在国学研究与学科发展上所进行的尝试,有过自己的贡献,在中国学术传承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第一等的学术——《国学研究》第一卷读后感言

近日得以拜读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型学术年刊《国学研究》第一卷,欣喜之余,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无端地袭来。“国学”这个词语,由于某种“革命”的忌讳,已经久违了许多年了。如今,《国学研究》在我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堂而皇之地问世了!这是拔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第一次出现以“国学”命名的刊物。《国学研究》以“国学”标名,无疑是要继承章太炎以来的学术传统,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创造和建设新时代的新文化贡献一份力量。我们即将迈入二十一世纪,世界已进入高科技时代,在这样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昌明的时代里,     

西方学术分类与民初国学的学科定位

从清季兴办学堂开始,西方学科分类逐渐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确立."国学"或"国故学"在此分类中究属何类,这是困扰20世纪20年代许多学人的问题.一种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将中国的"国故"整理使之能够纳入哲学、文学、史学等新式分类,但随之产生的问题是,这一进程结束后还有"国学"或"国故学"的存在余地吗?如果有,则"国学"或"国故学"便实际超越了西学分科;而后者又被时人看作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这又违背所谓"新国学"即"科学的国学"之定义.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议反映出当时学人其实更多是从思想而非学术的角度看待"国学".     

国学运动的历史与理论的探讨——试评谢桃坊先生的国学研究

近年来,谢桃坊先生采用历史与理论的方法,通过全面考察20世纪初年国学思潮的产生、整理国故的进行、文史研究的开展和考据方法的提倡,对国学运动进行了反思.谢先生认为:国学是以科学考证方法研究中国文献与历史上存在的困难而狭小的学术问题;古史辨派与历史语言学派是国学运动的两大流派;四川国学是国学运动的一个缩影.这是先生关于国学的三个论断.这对我们现在审视国学热潮的再度兴起很有启发意义.     

钱穆与中国古史考辨

2 0世纪初实证史学思潮勃然兴起 ,生于潮流中的钱穆以擅长考证见称于世 ,在 2 0世纪实证史学领域占有重要一席。所著《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为其考据成就的代表之作。对先秦学术系统的清理 ,对于中国学术走出经学时代 ,均有重要意义     

国学应包括自然科学

在一般人看来,“国学”属于人文学科,主要表现的是传统社会价值观和道德伦理。通过对“国学”定义的讨论,对我国古代数、理、化、天文、中医等科学内容的阐述,表明国学中应包含自然科学的内容,分析了为什么存在“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疑问。明确在国学中包含自然科学,有助于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有助于我国与世界学术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互相借鉴、取长补短;有助于学生培养,使其成为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