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音何时成为汉语官话标准音

近代汉语史上通行全国的官话,长时期里是南方官话。清廷以满语为国语,但无法抵御汉化之进程,汉语官话继续发展,官话正音代表点终由南京变为北京。北京官话获得现代通行官话标准语地位的时间应是１８４５年前不久的时候     

19世纪东西洋士人所记录的汉语官话

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曾预言：　如果清朝统治长久持续,那么鞑靼汉语（北京官话）终将赢得汉语的正统地位。随着国门的洞开,一方面,外国传教士以及外交和商务人员从各自的需要出发,分别选取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作为学习汉语的对象,编辑了许多汉语官话字典和教材,北京官话越来越为外国士人所重视;另一方面,中国士人夷夏之辨观念的逐渐改变和近代国家意识的确立,使北京官话越来越拥有政治优势,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际,终于取代南京官话的优势地位,成为清朝的国语标准,马礼逊预言成真。梳理19世纪东西洋士人所留下的有关汉语官话的文献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在中国人语言生活中的优势此消彼长的过程。     

从语音看东北官话与周边冀鲁、胶辽官话之关系

语言接触包涵方言接触.现代东北官话中有几类特殊的语音特征与冀鲁、胶辽官话一致而与普通话有别.同时,现代东北官话有部分异读字音,也存在于冀鲁、胶辽官话方言中.这不是偶然的一致:一方面是近代语言发展史上方言接触的结果;另一方面应属于历史源流链条上言语底层之表象.透过这些现象,我们或可以管窥东北官话同冀鲁官话、胶辽官话关系之一斑,这种联系主要表现为二者对东北官话历史的影响,其直接表象当为人们熟知的近代“闯关东”,但又不尽然.     

酸汤话的混杂性观察

酸汤话主要分布在黔东南和湘西南边境一带.它由历代汉族移民带来的汉语方言与当地苗语、侗语接触混杂而成,近代以来又受到西南官话的强烈影响.因此,混杂性是酸汤话的显著特征,其主体为汉语方言,同时也有一定苗语、侗语成分,在汉语方言这个主体中又以湘语成分为主,西南官话成分逐渐侵入.     

《杂字类编》的汉语词汇及其汉语史价值

《杂字类编》是一部日本江户时代学习汉语的唐话辞书,收录了近30 000条汉语词,其中,主要是近代汉语口语词和方俗词,也有一些文言词和非纯汉语词,具有混合词汇的性质。究其原因,当与时代特征、编者的汉语程度和母语的干扰、辞书的实用性、语料来源有关。《杂字类编》所收汉语词,不仅词汇量大,而且涉及范围广,既反映了日本学者对当时汉语面貌的基本认识,也体现了近代汉语词汇体系的基本特征,具有重要的汉语史研究价值。收录的口语词和俗语词,不仅可以为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提供新的语料,也可以与同时期的白话作品中的词语进行比较研究,为语文辞书的收词提供可资利用的材料;所收录的具有明显江南地域特点的方言词语,可为南京官话和江南方言研究提供珍贵材料,有助于汉语词汇史研究和明清官话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关于北京官话朝峰片的分区

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北京官话区朝峰片的主要特征和分区分片标准，朝峰方言片的范围应作适当调整，大致为以下4种情况：（1）对原地图集中划归少数民族语言地区的三个旗县汉语方言的认可。（2）对原地图集归东北官话区的五个行政旗县汉语方言归属重新认定。（3）个别方言片点归属的调整。（4）确认八里罕方言岛。     

田林平塘汉语方言词汇

广西田林县平塘乡汉语方言属西南官话，由于其历史和地域等因素而具有比较鲜明的自身特点。文章分门别类收录具有当地方言特色的常用词语若干条，为汉语方言研究提供一份比较详实的研究资料。     

威妥玛氏《语言自迩集》所记的北京音系

《语言自迩集》是英国人威妥玛１８６７年编写出版的一部供西方人士学习汉语官话的教材，并明确表明它所教的是当时“通行于中国的首都及各大都会官场上的汉语口语”，是当时的北京音。这部三卷本的《语言自迩集》，既是一部高水平的汉语教材，又是１３０年前北京话的精彩实录文献，还是一部以当时北京话为描写对象的语言学专著，对于中国语言学史、北京话史和普通话史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语言学界对它却知之甚少，无人论及。本文报告《语言自迩集》所反映的北京口语语音系统及其若干特点，希望能引起同道注意，给威妥玛及其《语言自迩集》以科学评价和应有的学术地位     

近代汉语"脖子语义场"主导词的历时演变

“脖子语义场”主导词在近代汉语阶段发生了演变,唐末至明前期脖子语义场的主导词是“颈”和“项”,明末开始发生分化,明清以后北方官话区中“脖”是主导词,而南方官话区主导词则是“颈”,这种两分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了现代汉语方言中。     

清中叶北方方言的予词句演变研究

《红楼梦》、《歧路灯》和《儒林外史》分别是清中叶北京话、中原官话和江淮官话的典范著作,三部书中予词“给”和“与”的分布、替换反映了当时北方方言予词句的使用情况及演变轨迹。近代汉语北方方言中“给”对“与”的替换从北京经中原向江淮推移;予词各种用法的替换不是同步进行的;《红楼梦》具有由近代向现代过渡的语言特征,《歧路灯》和《儒林外史》仍属近代汉语的范畴。把共时异方言的特征词结合句式相比较的方法,可应用于语料甄别、版本鉴定、常用词替换、方言词汇语法语音的比较等领域,是汉语史研究中的一种操作性很强的研究方法。     

朱元璋的"中原"观及其对汉语的影响

为显示其统治中国的合理性以及为择地建都寻找理据,并为恢复汉人的礼乐文物制度正名,朱元璋在立国前后对“中原”概念进行了新的阐释,从而对《洪武正韵》的命运乃至整个明朝的汉语官话产生了重大影响。《洪武正韵》与《明太祖集》诗歌分韵的一致性表明,《洪武正韵》中的所谓“中原雅音”实际上是朱元璋的家乡口音,其本人从“建业(南京)非中土”到“江左(南京)乃道里之均”的观念转变,使以南京音为代表的江淮方言成为官话基础,以致丽末鲜初的朝鲜使臣与通事们的汉语集体失效,只有移民自江左地区的偰长寿一人的汉语为朱元璋所称道,偰长寿因此成为朝鲜初期司译院汉学发展的顶梁柱;也正因如此,《洪武正韵》成为摆设,明朝文人赋诗仍然依从基于江左之音的“沈韵”。     

无相文雄汉语音韵学著述所见明清官话

18世纪初始,日本兴起了为能直接用汉语阅读中华典籍而进行汉语教学的“唐音学”。18世纪中期,“唐音学”从简单的实用汉语教学转向汉语音韵学的理论探讨,其集大成者是释无相文雄,他先后撰写了《磨光韵镜》、《三音正讹》等大量的汉语音韵学著述。通过研读文雄的著述,我们既可以基本了解当时日本人对汉语的认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获知明清之际,特别是康熙时期之后的汉语官话实况。其时,中国大体上有两种被公众认知的官话,也叫“读书音”：一种以南京官话为代表,有入声;另一种是无入声的“中州韵”,用作歌曲音。但它们都不及有清浊声母之分的“杭州音”更合于韵书,更接近于唐宋古音。这也正是19世纪70年代之前日本唐通事们学习汉语以南京官话为主,有人还兼学杭州话的主要原因。     

试论高校普通话培训测试站的建设

普通话水平测试是新时期推广普通话实践中一项新的工作。如何与时俱进 ,加强高等学校普通话培训测试站的建设 ,使普通话培训测试工作真正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和现代化的轨道 ,是每个语言文字工作管理者都必须认真探讨的问题     

程度副词“顶“进入现代汉语的过程

程度副词"顶"在南宋时期已经产生,经历过元代和明代前期的沉寂以后,在明末开始获得发展,一扫长时期可能只在南方口语中流行的颓势,并且有了向北方渗透的苗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清末至民国时期,程度副词"顶"获得了很好的发展,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它已经完成了进入现代汉语的过程。当然,目前在和"最"的竞争中仍然出于劣势,但是,必须肯定已经进入到现代汉语普通话之中。     

近代汉语副词词尾“则”探源

在近代汉语中产生了一批“～则”类副词,如“都则”、“多则”、“敢则”、“总则”等.其中的“则”是副词词尾,约产生于元代,是中古副词词尾“自”的同音替代字.词尾“则”在明清时期并没有得到发展,在元代昙花一现后便渐趋衰亡.     

普通话与方言:现代汉语发展的前景

普通话作为汉民族的共同语,已经全面适应了我国的社会发展,汉语规范化也已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汉语的国际推广正在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在这种“推普”的浪潮中,汉语方言是否会走向消亡?同时,汉语国际化走向究竟是虚是实?针对当前的这些热门话题,本文就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讨论:1.从闽台文化的历史传承解析方言存在的价值。2.从方言与共同语的互为依存关系深入论述方言存在的理由。3.从现实社会发展推定普通话必将走向国际化。     

“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

在内地与香港语言对比研究中,"港式中文"受关注的程度很高,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但是,一些人对港式中文的基础问题认识还不够清晰,甚至是比较模糊。港式中文的"底本"是早期现代汉语,即上世纪前半叶的"国语",二者无论在词汇还是语法上都有相当高的相似性。明确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之间的这种关系,既有助于汉语/华语历史的研究,又有助于纠正某些不正确的认识;既可以由港式中文反观早期现代汉语,还可以推而广之,用之于两岸四地语言差异与融合的研究。     

追寻历史的真实——南北宗论面面观

晚明华亭派领袖董其昌著作 ,在中国绘画史上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史家历来把董其昌著作的中心议题——南北宗论功过系于董其昌一身。对《画旨》等书的点校可以发现 ,董其昌的所谓“南北宗论”系抄袭莫是龙的成说 ,区分南、北宗和逸家、作家是明代文人的共识 ,南北宗论的提出是有背景的 ,南画和南北宗论均有得有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