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八股文中的七子派秦汉古文宗尚

从属于官方文献的会试录序、大臣请正秦汉文体的奏疏和七子派成员的科考策语记录,再从七子派成员的秦汉文教学措施、教学效果和八股文选本,又从七子派成员的八股文作风和八股文风尚变迁的反映,可以明确看到,前后七子派尚辞而流于晦涩的秦汉文宗尚已进入明代八股文的风尚写作中,并成为与唐宋文宗尚一直相对峙的八股文写作路线。七子派和唐宋派的对立,不只在古文层面,还在与明代文人命运休戚相关的八股文层面。     

文本,经典与诠释--中西方经典诠释比较

从诠释学关于"文本"、"经典"和"诠释"这三个基本概念的理解出发,阐明文本并非语言学上所谓传达作者意义的完成了的作品,而是不断要诠释和解读的未完成品或中间产品,经典并非属于过去时代的意义固定的卓越作品,而是其意义需要未来不断阐明的历史性和规范性统一的构成物,而诠释也不是一般科学所谓知识论的客观或中立解释,而是主体不断与文本周旋的经验和实践的参与。当西方经典诠释在近代重Klassische在当代的意义生成时,中国经典诠释却仍着重Kanon原有固定化的经义的施教,因而当西方经典诠释强调认识论的客观解释时,中国经典诠释却强调实践的和教化的理解。中西方经典诠释比较不是以西解中,也不是以中解西,而是中西互解,同样,古今中介既不是厚古薄今,也不是厚今薄古,而是古今不断生命沟通和融合。我们是在与经典作品的不断交谈中获取新生,同时,经典作品也正是在这种不断交谈中生生不息。     

论明中期吴中的“古文辞”运动

明中期,为矫正时弊,拯救吴中文学传统,吴中士人发起一场规模浩大的“古文辞”运动。这场运动重视学植,既师古又师心,强调作品应抒发作家的真情实感;但终因阵营松散,取法不一而失败。“古文辞”运动与七子复古运动不同,它与政治无甚关系,更注重个性与情感的张扬,但其组织、观念皆比较松散,不能构成一个真正的文学流派。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却对公安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代七子派“复古而陷伪”说脞谈

明代七子派"复古而陷伪"是一个历史命题,这一命题经过历时性的层层累加,达到了对七子派复古的丑化和妖魔化效果。这一命题有很大局限性,其弊端主要有三:其一、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全面理解,侧重于从文学层面进行过度化概括;其二、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多层面阐发,将七子派视为一个整体,无视主流与末流之別;其三、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动态考察,未从变化的角度把握七子派成员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想,刻意制造七子派与其他文派之争,无视各文学流派之间的交融与传承。王世贞晚年提出"有真我然后有真诗",有矫正七子派末流之弊的用意。     

接受美学视域下《李尔王》叙事话语与文化内涵研究

接受美学是一种强调读者地位与作用的美学理论,在解读与赏析文本中可以拓宽研究的视角,更深层面地挖掘作品的价值与意义。本文基于接受美学视域对莎士比亚经典戏剧《李尔王》的叙事话语与文化内涵进行阐释,从作品情节、人物命运、叙事语言、叙事风格、意象、宗教色彩等方面力求突破文本限制与障碍,以期让独具魅力的经典作品焕发新的生机。     

七子派文学复古理论的再认识

关于明代"七子"派复古运动,学界向来纠缠不清,褒贬不一,特别是自明代以后,七子的复古理论一直为世人所误解,所以,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七子的复古理论,是研究七子文学理论的关键。七子派文学复古理论的实质就是反对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学,七子派复古的目的就在于对于文学创作中的理学化倾向进行去魅,从而恢复情感在文学中的价值,可以说,重情就是七子派文学复古理论的核心。     

“诗必盛唐”臆说

“诗必盛唐”一直简单地被当作明代七子派创作上模拟之弊的根源和口实。但全面考察七子派诗学思想,不难看出:七子派取法汉魏盛唐的本意,在于恢复各体诗歌初创阶段的那种真情自然、“无意于工而无不工”的创作精神。其模拟之弊固然与他们严守法式有关,但深层根源在于中国诗歌发展后期无法克服的内有矛盾无避免的衰落命运。     

寻找本真的卡夫卡

对于经典文本的阅读常常因宥于既定范式而陷入阐释循环。在卡夫卡成为经典以后 ,对卡氏作品的读解同样被种种理论阐释牵绊 ,社会学考察、心理分析、考据索引、存在主义、神学启示和传记批评常常各执一辞 ,从而失却意义的本真。本文以《审判》为对象 ,尝试回归作品内部的个人经验式阅读 ,得出与理论先行的读解方式不尽相同的新解 ,即从不断的追问中确立作品本真的存在。     

“渝派”纪录片：站在人类学的高度喊一声川江号子

近几年,"渝派"纪录片在纪录片界异军突起,成为后起之秀,成为一种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而"渝派"纪录片人之所以敢举旗称派,正是因为"渝派"纪录片已具备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和精神气质,其部分作品还在人类学视野中绽放奇葩,具有一定的影视人类学意义。     

技法与德性：明代七子派“诗文如何书写”探研

明代七子派在谈诗论文中重点关注了诗文如何书写这一问题,从李梦阳“尺尺寸寸”、何景明“舍筏登岸”到李攀龙“拟议以成其变化”、王世贞“文至临摹则丑矣”,七子派的诗文复古经历了由“拟议”到“新创”的不断修正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关诗文书写的起点是拟议还是新创的论争尤为激烈,成为明清诸诗文流派讨论的焦点。七子派成员从不同层面给予不同阐发,甚至追随七子派的陈子龙、沈德潜以及桐城派对这一问题也予以重点关注。围绕这一问题七子派与其他诗文流派在模拟与新创、有法与无法、直径与曲径等问题上有过论争,公安派又在此基础上将诗文书写由注重技术技巧的技法问题转化为宣泄情感情绪的情感问题,沈德潜等又将之提升为人格修养的德性问题。     

两种重复:《荒原》的同一与差异

托·斯·艾略特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几乎是共生关系,将《荒原》研究与他的文学理论相结合,能够进一步发现这位天才作家的作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话语蕴涵与文学魅力。《荒原》是个互文性的文本,在这一文本中,艾略特以重复的手法一方面激活了由《圣经》所开创、约翰·弥尔顿所继承的"沉沦与拯救"模式,弘扬了基督教人文主义精神;另一方面通过对经典的引用、改写和戏拟在续接传统的同时,又彰显了文本差异,从而使《荒原》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     

《礼》古记与子思之学

本文提出"<礼>古记"之说,指出这种<礼>类战国古文记文,是一种长期为人所忽略的古代学术文体.近年出土的战国楚简中,见有多种此类"<礼>古记"的作品,与传为子思之学的儒家传统有关.研究出土文献中的"<礼>古记"类作品,不仅使我们得以考察传为子思学派作品的早期面貌,而且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古代学术文献的文献形式与文体.     

论明代诗学中辨体与集大成的矛盾——以七子派对待杜甫诗的态度为例

由于诗歌创作发展的自身逻辑以及政治与经济上的原因,明人的诗歌创造能力下降了。以优秀作品为师法对象,集众典范作品之优创造出集大成的作品,是明人尤其是七子派的明确主张。但同时,作为批评家的七子派成员的"辨体意识"日益增强,创作上的集大成要求与批评家的辨体意识相遭遇时,矛盾就产生了。在对待杜诗的问题上,这一矛盾集中表现了出来。     

论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存在主义意蕴

《平凡的世界》是路遥代表作品之一,其经典意义不言而喻。基于经典作品内涵的再阐释性,存在主义为读者解读路遥及其作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路遥无论是在创作个性上还是在具体文本创作中,都不难发现其与存在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与精神契合。《平凡的世界》虽展现出了存在主义元素,但并不意味路遥就是存在主义者。路遥作品中的存在主义意蕴是无意识的,它更多的是与中国本土结合后生成的独特的存在主义。     

《左传》文学历程与中唐古文中兴之交关--以韩愈与吴汝纶《左传》论为中心

《左传》之所以能成为一部文学的、尤其是古文的经典,有其文学化的内质不断弘阐释放的历程。在这种动态的历史景深中,韩愈"左氏浮夸"之评以其特有的敏锐醒辟而构成重大命题。作为中唐古文巨擘,韩愈此评有着对前代经典资源的省察与汲取,更有着当下创作实践的展拓,从而如桐城吴汝纶所评,能会通于"左氏之神境",也给后世文章学留下证悟的理论空间,足以代表中唐时期《左传》文学化与古文中兴风潮的交扇。     

再谈《七发》及唐前“七体”赋作的主旨

《七发》除了"戒奢"之外,还有一条讽谏主上举贤任能的主旨,由此可以看到诸多先秦时期文学因素的影响。自《七激》始,"七体"的题材由问疾转变为招隐,但这一讽谏主旨一直未变。这成为其后七体作品的基本内容,只是在不同阶段、不同作品中表现程度与方式有所差异。这一主旨符合文臣的基本精神诉求,《七发》、《七激》等作品的宛转表达方式又为他们提供了安全合适的范本,最终造就了七体的模拟继作之风。     

从《水浒传》的“互文性”看其“经典性”

作为一部内涵丰厚、文法高超的英雄传奇小说经典,《水浒传》之“互文性” 大致可分三个层面：与其前文本所发生的上行“互文性”,与其大略同期的文本所发生的并行“互文性”,以及与其后文本所发生的下行“互文性”。就上行“互文性” 的情况来看, 《水浒传》的文本来源主要有二：除了对《史记》经典细节的化用,还有对杂剧章法的借用。与《金瓶梅》所发生的并行“互文性”的情况也并非仅仅限于“借树开花”、“借鸡生蛋”,而是二者通过互相点化或戏拟某些经典故事来反讽社会现实。由《水浒传》对《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派生的力度与强度,我们更感受到它“之所以成为经典” 的文本魅力。从《水浒传》这一经典文本的沿承与传播状态推演开来,可以说一部小说的“互文性” 之强足以成就其“经典性” 之高,或者说一部经典作品的“互文性”与“经典性”往往是相辅相成的。     

论新感觉派小说中的传统价值观念

新感觉派小说历来以“现代派”、“洋派”著称,它们所构建的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背离的现代文化场域。但细读文本便可以发现,新感觉派作品在内质上无法割断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联系。在新感觉派作家笔下,作品的浮表尽管被五光十色的现代都市光影所笼罩,然而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依然蕴藏在作品的各个角落。因此,本文力图从新感觉派作品中的恋土思绪、家庭观念与男权意识三方面,探讨蕴藏在新感觉派作品中的传统价值观念。而这也正是以往研究所遮蔽的问题。     

论胡应麟诗歌创作理论中的“兼容”特色

明代胡应麟的诗学理论是对七子派格调理论的归纳和总结。他的诗歌创作理论体现出"兼容"的特色,主张"体格声调"与"兴象风神"兼容,要求外在的"格调"与诗歌的内在审美风格相结合;提出"法"和"悟"齐备,为兼容"体格声调"和"兴象风神"提供了方法论;又指出"悟"要和"深造"并重,强调了熟习研究前人作品的重要性:这是对七子派的文学复古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方苞与万斯同交游及其学术史意义

方苞与万斯同是清代著名学者,两人交往时间不长,但学术史意义深远。方苞所记万斯同史法,为了解浙东史学与《明史》修纂提供独家文献。同时,万斯同传经史之法于方苞,使方氏由古文之学而转向经史之学,并在经史研究中对所传之法有所继承革新。而对于万斯同所传文法,方苞亦发扬光大成为桐城派一脉相承的古文义法。可以说,方苞之学是对万斯同及浙东学派的一个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