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阈下家族政治与伦常婚姻--兼评《汉魏六朝琅琊王氏家族政治与婚姻文化研究》

从学术文化视角研究家族政治与伦常婚姻构成,对于家族政治与婚姻文化研究并不鲜见;但将家族文化承传和学术走向作为研究家族政治与伦常婚姻发展的内在机制,并通过家族学术特征和文化承传探讨家族政治和伦常婚姻发展存续的内外在特点,则表现出《汉魏六朝琅琊王氏家族政治与婚姻文化研究》一书独特的视角与思维。该书涉及范围广泛、触及问题众多、史论探讨详尽,无疑为此类课题研究做出了有价值的个案尝试。     

从信仰角度看窦娥之悲剧

窦娥是元杂剧《窦娥冤》中的悲剧主角,其人生悲剧的酝酿,有社会的因素,也有她恪守伦常观念的局限。这里着重从窦娥个人思想信仰的角度揭示了产生其悲剧的深层原因,认为其自觉把封建伦理纲常作为信奉理念和行为准则,迷信以守贞尽孝“修”得美满来世,乃是导致其泯灭自我,扭曲人性,酿成人生悲剧的最直接因素。     

云南民族民间故事的"手足"伦理

在云南民族民间故事中,作为家庭内部平辈之间最亲密的血缘关系,兄弟姐妹尤其是业已成人的兄弟姐妹之间的友爱与伙伴相似,没有长次伦常关系,尤其是成家立业后的这种关系更变成了社会关系.无论是对手足深情的正面展示,还是对手足龃龉的反面剖析,追求手足关系的敦睦乃灌注其中的本质内容.关注兄妹情与姐妹情有尊重女性的社会伦理倾向,兄妹故事的深情有母舅特权的遗存,姐妹情的叙说有母系文化的广泛影响……这些都与儒家伦理只重视兄弟伦常有别.云南民族民间故事通过昭显手足之爱的生活伦理超越了家庭伦常的视野,通过对手足关系的描绘烛照世相、反思人性,揭示手足伦理所具有的社会伦理功能.     

以儒学重构当代日常生活

建国以后的政治环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政治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国家即社会,社会即国家,国家与社会处于高度同一之中,由此政治权力渗入到日常生活之中,个体日常生活为政治所吞噬。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传统式的政治日常生活逐渐解体,如何重构日常生活成为文化上的一件大事。日常生活的重构不能向壁徒造,必须扎根于历史和现实的可能性之中。作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一方面源于伦常日用当中,另一方面也在塑造伦常日用。所以在当代日常生活重构中,儒学是其重要资源,对当代日常生活的重构有重要价值。     

试论舍勒伦理学中的社群共同体

按照舍勒的观点,任何人在本质上都必然地存在于一定的社群共同体中,任何人及其所在的社群共同体都具有一定伦常价值。每一个拥有自觉意识的个体都是其所在共同体的缔造者,但从根本上讲,共同体所具有的内在价值本质又决定着其中个体的价值世界观的形成。因而,从伦常价值的意义上讲,在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存在着本质互动的关联。     

牟宗三“天道”思想新探

牟宗三先生据其道德形上学之立场对传统哲学中的“天道”范畴进行疏解和重铸.超越地言,“天道”即仁道、天理、普遍性,也即人之为人、物之为物的“实现之理”,它是一内在于万物而特显于人的超越本体,代表着万物生化之理;现实地言,“天道”代表着儒者对实践儒学道德理想的现实要求,它是尧舜文武之圣王理想及礼乐教化之伦常关系的落实,也即实践儒家内圣外王之道.     

伦理学的基础与善的原则--从休谟、康德到布伦塔诺

休谟、康德与布伦塔诺的伦理学分别代表了西方近世伦理学的三种基本形态:快乐主义、律令主义和完善主义。以休谟为代表的快乐主义伦理学将善的原则(快乐感受)直接作为伦理学的基础(表现为感受的源初印象);以康德为代表的律令主义伦理学从伦理学的基础(先天综合判断)推论出善的原则(绝对律令);布伦塔诺在对前哲审慎批评的基础上,提出完善主义伦理学,其中伦理学的基础(感受认识)与善的原则(完善)相互激发、和合为一,流传已久的“是”与“应当”之难题也迎刃而解。三种伦理学与现世伦常生活的三种迥然不同的形态遥相呼应,选择一种伦理学也就隐含着推荐一种伦常生活,相比较而言,完善主义伦理学在当今世界更值得推荐。     

论李炳南的伦理观

现代儒学家李炳南教授提出了系统的伦理观.他认为传统文化是伦常文化,主张外儒内佛和重视实践,并认为可以以此回答现代社会的挑战.     

论周文王形象的生成与演变

从历史人物到《封神演义》中的艺术典型,周文王形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纵观文王形象演变轨迹不难发现:其丰满的政治家形象一元化了,其身上对纣王的反叛性逐渐减少了,个人道德修养则日益趋向完美,这种演变趋势在《封神演义》中达到了极致。这与《封神演义》一书诞生时的文化语境紧密相关,特别是与宋明理学对伦常道德的大力提倡,对君主"心术"的极端强调以及对帝王理想人格的设计分不开;同时也与晚明时期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东晋南朝社会中的家庭伦常

东晋南朝时期,出自天然、发乎中情的孝行在社会中盛行,与之同时,合乎“礼”的规范化家庭伦常道德受到了统治阶级的特别重视,在政治生活中被强调了。清议的内容集中以维护家庭道德的“礼”为主更可证明社会中家庭伦常之被强化。士大夫阶级重声教而又刻身厉行,这一社会生活特色可从门阀社会和门阀统治阶级身份上加以说明。     

帝制中国的两种基本"公""私"观及其制度表现——一个从制度回溯观念的尝试

在帝制中国的政治制度背后隐含着两种不同的"公"私"观和制度设计原理,一则肯定君权的绝对性,以是否满足君主个人意志以及皇家利益为"公"私"标准;一则以是否符合儒家式"天理"与"民心"价值观、是否符合较为抽象的国家共同体利益为"公"私"分野.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演变史,可谓两种"公"私"观相互摩擦、渗透的过程.尤其是儒家式"公"私"价值观对专制制度的濡染与重塑,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某种平衡、约束君权的机制,使得专制国家往往能够逸出"私"的原初目标而兼具公共性和自主性.     

儒家"仁爱"思想及其对现代学校德育的启示--兼论学校德育的新起点

“仁爱”思想是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部分,它强调“仁爱”之内在情感与“礼”之外在规范是相互统一,相互共存的。因此,它将人类最初的情感———“孝悌”作为道德教育的根本和起点。这就为今天的学校德育指出了一条新的出路:以“爱人”之情感养成作为德育新的起点,从而使学生达到对道德规范的认同和践行。     

“射礼”源流考

本文结合古代文史典籍对射礼的起源、流变及其文化内涵进行考察,得出结论:“射”源于原始社会的狩猎活动,后实用价值逐渐为审美价值所取代,并演化为一种礼乐传统。自孔子之后,“射”转为内在的道德实践。“射礼”是一种融合了生产活动、审美意味和儒家传统思想的奇特文化现象。     

布依族《黄氏宗谱》与儒家伦理

培育和弘扬优秀文化传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文化资源。布依族黄氏宗谱吸收和改造了儒家的伦理思想,提出了一整套修身、齐家、安民的道德原则,堪称传承和发扬儒家思想丰富民族文化宝库的典范,可为当前建设和谐文化提供借鉴。     

新发现的吴敬梓《诗说》刍议

朝廷功令使程朱理学与八股科举互为表理桎梏人的思想。吴敬梓的《诗说》承顾炎武等重实际、重实证的学风,努力冲破以体悟人伦"天理"为指归的理学途径,转向以知性主体精神和具有实证特点的治学方法来治经,这是他追求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诗说》中《女曰鸡鸣》、《简兮》等章则所表现的对功名富贵的人生态度、人格理想,可以与《儒林外史》互相发明、相得益彰。     

儒家道德哲学：提高“文化软实力”的伦理之径

提高“文化软实力”是我国为适应现代化要求而提出一项文化战略。这项文化战略的实施首先离不开我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儒家道德哲学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它所建构的注重人伦秩序的伦理精神和强调个体道德自觉的道德理念，对提高“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价值启示。同时，这一文化战略又为儒家道德哲学向现代化的转型提供了新的契机。     

儒家“仁爱”伦理与基督教“博爱”伦理思想比较研究

儒家伦理的“仁爱”思想和基督教伦理的“博爱”思想分别代表了东西方文明的思想精华,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分析了两种思想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现代意义,重点比较了两者的相同与差异之处。     

论儒家道德理论的建构逻辑及其当代启示

儒家道德理论的建构逻辑可以概括为三个原则：道德超越利益、 “人皆有向善之心”和道德是自律的。其中,第一个原则是确立社会道德共识的必要条件;第二个原则是道德力量发挥作用的机制;第三个原则则为道德秩序的自我恢复提供基础。但是在帝制时代,儒家道德思想被改造为以“三纲”为核心的封建礼教,沦为帝制统治的工具,这实际上已经违背了儒家道德思想的初衷。文章进一步分析了东西方社会道德困境的产生原因,并探讨了儒家道德思想及其建构原则对于解决当前道德危机的重要意义。     

儒家德治思想运行机制的考察及其现代启示

儒家德治思想不仅适应中国古代国情 ,而且具有一套近乎完善的运行机制 ,主要表现为 :教化、修养与自觉的内在机制 ;礼、法与规范的保障机制以及表率、举贤与劝善的激励机制。正是这一运行机制的作用 ,使得儒家德治思想具有很强的可行性与操作性。考察儒家德治思想的运行机制 ,对我们贯彻“以德治国”的方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荀子经典诠释的实践性品格——从荀子用《诗》说起

荀子是儒学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对儒家经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著作《荀子》不仅大量征引《诗》等儒家经典,在征引及诠释过程中将儒家的实用精神投射进去,这使得他的经典诠释活动渗透着强烈的实践性品格。他在用《诗》时所提出的"隆礼义而杀《诗》、《书》"及"为其人以处之"的观点,是对其道德实践与经世致用实践性品格的最好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