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盛唐边塞诗的摇篮

本文论述初唐边塞诗向盛唐边塞诗发展的演进过程:在初唐前期,宫体诗盛行,边塞诗寥若晨星,到初唐中期出现的反对宫体诗的革命,及至初唐后期陈子昂以“复古”为旗帜,掀起第二次诗坛革命,预示了盛唐边塞诗的到来。     

盛唐文学的精神价值：以李白、杜甫诗歌为例

文儒与吏能之争在有效促成开元盛世的清明政治文化的同时，也完善了文儒诗学的理论思考。有唐文学在开元、天宝之时，达其极盛，诗家辈出，佳作如林。大体言之，盛唐诗歌的艺术风格，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浪漫高华为主体风格，后期则转入沉郁顿挫。然风格虽有转变，但成就前后两期风格乃至成就盛唐诗歌风格的仍为“气”与“情”：“气”盛而“情”真。盛唐文学的文化精神亦因之而凸显。     

建安风骨与盛唐气象的美学定格

建安风骨与盛唐气象的美学定格陈长义建安诗歌和盛唐诗歌，是我国古代诗歌坛上两座辉煌的艺术高峰，显示出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成为后代诗歌创作的范式。建安诗歌的美学特征，人们将它概括为“建安风骨”或“建安风力”、“汉魏风骨”等等。盛唐诗歌的美学特征，人们则以“...     

变迁感:中唐士大夫的心理压力——中唐田园诗的透视

盛唐田园诗往往呈现山一片明朗、裕足、平和的意境,这反映山盛唐人富足的心态;中唐田园诗则不然。由于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的日趋激烈,土地易主节奏加快,给中唐文人造成了强大的心理压力。于是,在田园诗中则反映出了一种“变迁感”。功成身退的愿望,怅惘彷徨以及孤独的心绪取代了盛唐田园诗中明朗、安适与自在的心境。     

刘长卿山水诗的盛唐面目

刘长卿是盛唐到中唐的过渡人物,从其生年、诗歌的风格、实力乃至创作的个性来看,刘长卿都应该归入盛唐。特别是他在盛唐诗风的承传上具有重要的贡献和影响,而在情景交融上也具有“定型”的意义。把他归入盛唐,不只是个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盛唐山水诗群落派的自然生态的必然要求,显示出此派的无形而巨大的聚合力,也更是对盛唐山水诗派的实际情况的重新认识。     

“倘徉乎”“从道”与“从众”之间──中唐士人心态论

“倘徉乎”“从道”与“从众”之间──中唐士人心态论郝世峰南开大学中文系从盛唐到中唐，士人群体仿佛刚刚度过青年时期的中年人，本来因涉世不深而乐观自信、张扬个性，此时却因进入功利攘夺的现实社会而为世俗的利害之网所拘制。回此，他们对于人生的追求和探索，便从...     

试论唐代有关南诏的诗歌——兼谈边塞诗评价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唐代边塞诗的评价问题开展讨论,不少同志认为:边塞诗包括描写民族关系、边塞战争、边疆风物、行旅离别等多方面的内容;边塞诗派,是伴随着唐中后期的民族矛盾而逐渐形成发展的。而盛唐至晚唐的民族矛盾,据《新唐书·突厥传序》称,当时与唐王朝抗衡的有:“突厥、吐蕃、回鹃、云南”。这里的云南,指当时的南诏政权。由于种种原因,有时它单独与唐发生矛盾,有时,又与吐蕃联合对抗唐王朝,成了唐王朝的西南劲敌。因而,在唐王朝与南诏的民族斗争中产生的诗歌,是唐代“边塞诗”的有机组成部分。     

盛世何以有危局──安史之乱爆发原因新探

唐朝从开元盛世骤变为安史之乱的历史原因，向来是学术界很注目的一件事，已经有不少的研究和探讨；但就其可资为鉴的深层现实意义讲，我认为还有再探之必要。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唐朝是最为隆盛的一个王朝，而“开元天宝盛世”又是这个盛朝的最鼎盛时期。文史学家以“初、盛、中、晚”界分评定有唐三百年的发展状况时，毫无疑问的将这一时期称之为“盛唐”。然而，恰恰就是在这样一个盛唐盛世，却爆发了危及唐朝统治，至少是结束盛唐气象的“安史之乱”。这盛世危局的骤变，不但向历代的统治者敲响了警钟，也给后人留下了深深的思…     

论唐代长安西域移民的生活环境

西域移民进入长安后生活环境随着时代变化而有所变化,由初唐的胡汉融合到盛唐的大国心态,逐渐变化为中唐“屈辱”的社会心理与晚唐的受排挤、被压制。作者从唐人对待藩将、胡商、胡艺、胡俗等的态度具体阐述了这一变化。     

论宋诗的发展轨迹与文化特性

宋诗作为传统诗歌史上的一段独特的存在,显目地与唐代诗歌形成对比与参照,无论是宋代诗人的创作实践,还是后世论家的批评标准,实际上都是以唐诗为一个最重要的参照系的。这样,站在唐、宋的不同立场,也就形成完全不同的观点,如欧阳修志在建构独具风貌的“宋调”,即自负“非如唐诸子号诗人者,僻固而狭陋也”,严羽论诗“以盛唐为法”,因谓以苏、黄及江西派为代表的宋诗人为“奇特解会”,“非古人之诗也”,“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其后,“自‘不读唐以后书’之论出,于是称诗者必曰‘唐诗’,苟称其人之诗为‘宋诗’,无异于唾骂”,尊宋诗者则谓“宋     

“张楚”非国号辨

《史记·陈涉世家》云:“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史记·高祖本纪》也有“号为张楚”一语。有的读物据此把陈涉起义所建立的政权称之为“张楚政权”,或“张楚国”;相应地把陈涉称为“张楚王”。似可值得商榷。应当看到,《史记》对陈涉起义所建立的政权,有时只称“楚”。如《陈涉世家》叙     

唐云麾将军碑考跋

李邕,字太和,唐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为盛唐著名书法家兼文学家。生于公元675年(高宗上元二年),卒于公元747年(玄宗天宝六年)。官至北海太守,故自唐迄今人称“李北海”。云麾将军碑系他为盛唐著名山水画家李思训撰文并书写的神道碑。 李思训,字建,唐宗室,生于公元651年(高宗永徽元年),卒于公元716年(玄宗开元四年),有文才武功,曾历官云麾将军、右武卫大将军,品秩正二品。赠秦州都督、彭国公、谥号“昭公”。思训擅长绘画,子昭道亦善画,与父齐名,时称“大李将军”、“小李将军”。思训山水之道继承隋展子虔,笔法工细,设色艳丽,为我国工笔山水北宗之祖(王维水墨山水为旁支,称南宗,当时地位低下),首创金碧青绿山水,有富贵气象,为后世所宗,成为画坛承先启后的巨匠。     

再论《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

小引自1994年秋以来，关于《二十四诗品》的作者问题，学术界展开了讨论。事情是这样开始的，1994年秋，在中国唐代文学研究会第七届年会上，陈尚君、汪涌豪H先生合作撰文《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节要）》，提出：《二十四诗品哟作者是明代嘉禾人怀悦。1995年3月16日，上海《文汇报》策8版，有篇报导，题为《二十四诗品作者是明代怀悦》，文中说：陈、汪二先生在们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件“指出：《二十四诗品刷真正作者应为明代景泰间嘉末人怀悦。”1995年9月，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会年会上，陈、汪二先生又提出他们的新论断，…     

论唐前期文明华化的主导倾向——从各族文化的交流对初盛唐诗的影响谈起

关于唐代文化和风俗的“胡化”，长期以来史学家们做了许多具体例证的搜寻工作，但没有分析这些“胡化”的迹象在总体文化中所占的比例大小和层次的深浅，从而给人造成了唐代社会在开元前后普遍“胡化”的笼统印象。本文通过初盛唐诗歌对唐前期风俗“胡化”的反映，指出唐前期文明的主导倾向仍是华化。初盛唐诗中可资说明“胡化”影响的例证很少，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游乐、乐舞等外来影响仅限于宫廷，而宫室、服饰、饮食、绘画方面吸收西域文明也仅是个别现象，不能说明整体的“胡化”；其次是由于衣食住行、宗教、艺术等属于文化的表层，传统道德、思想方式、民族精神等属于文化的深层。唐前期政府具有以中华礼教改造入唐胡人的明确意识，并辅之以强有力的行政手段，从而形成唐前期文明在吸收外来文明的同时，坚持以华化为主的基本倾向。因此士阶层作为掌握思想文化的中坚力量，在其诗歌中表现的也主要是对汉文化“涵育无垠”的自豪感，而不是对“胡化”的欣赏或忧虑。研究这一课题，对于当前处理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仍有借鉴意义。     

中国诗歌学上的第一座丰碑——评钟嵘的诗歌理论

钟嵘的《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学专著,也是我国诗学史上第一座丰碑。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篇》中说:“《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这评价极为恰当。从表层看,《诗品》论述诗歌的基本观点是零乱的,但如果深入地加以研究,就会发现它含着相当完整的诗论体系。这个体系概而言之就是:以“吟咏情性”为核心,以生活感受为基础。以赋比兴为手段。以“风力”、“丹采”的高度统一为准     

历史语境中生命个体的悲剧──评王鸿儒“大唐系列”小说

王鸿儒的历史小说创作已逾十载，迄今已出版“大唐系列”小说六部，即“大唐之秋”系列──《盛唐遗恨》、《大唐歌妓》和《日落长安》人；“唐风晚唱系列──《风尘豪门女》、《风雪陵园妾》和《风流女道士》。这些小说出版以后，在国内外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深受唐文化影响并对唐文化仍有浓厚兴趣的日本，有学者进行专门的研究；台湾出版了由《盛唐遗恨》更名的《天宝遗恨》；国内发表了数十篇相关的评论文章。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传统基地上构建新的艺术世界》及《大唐悲歌的现代吟唱》。前者认为，《盛唐遗恨》一书较好地揭示了李隆基…     

唐代人物审美观的嬗变及其文学观照

中晚唐以纤瘦为美，这与初盛唐以丰腴为美的审美观迥异。初盛唐的审美观源于唐初实行的“关中本位”政策以及胡风的影响。“武周革命”使“关中本位”政策土崩瓦解，安史之乱又使中唐士人开始“尊王攘夷”，把矛头指向胡风，唐人审美观亦随之变迁。安史之乱后，南方经济文化日益突出，进士科所试诗歌依南朝齐梁体格，导致中晚唐人物审美观向南朝回归，以纤瘦为美之风兴起。这种审美观的嬗变在唐代文学中得到充分反映。     

从唐代诗词的女性服饰描写看唐代社会审美情趣的流变

服饰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唐诗词中的女装作为审美对象,积淀着唐人的思想、情感和精神。唐代女装,从初唐的“芙蓉出水”到盛唐的自由开放,到中晚唐的“错彩镂金,”折射出了唐代社会审美情趣的变迁。     

中晚唐茶、诗关系发微

中唐以后出现的好茶风尚 ,对中晚唐变革盛唐诗歌进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内敛产生了深刻影响 ,正如嗜酒风尚之与奔腾的盛唐诗格的形成一样。茶的“清新”与中晚唐诗歌的“变新”,在趋新尚异的时代精神中 ,在文人与僧道的共同努力下走向融合 ,使得中晚唐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以“清省”、“清寒”为主要特征的审美趣味。因此 ,当我们以好茶风尚为视角研究中晚唐诗歌的时候 ,不仅可以看到它与盛唐不同的风貌 ,而且可以看到尚理主意的宋诗的直接源头。     

“复”与“变”的互动──论陈子昂诗歌理论和创作的创新

唐代诗僧皎然认为陈子昂的诗歌“复多而变少”。如若其然，则子昂何以成为有唐一代诗风的开创者？若无新变，则不能代雄。陈子昂的诗歌理论推陈出新，提出“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这样富有新的时代特色的审美理想，并将唐代诗歌的审美品位标定在一个崭新的高度。唯其如此，才有嗣后盛唐诗歌创作“文质半取，风骚两块。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的特征。他的诗歌创作，无论是古体还是律体，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风格声律，都能在继承的基础上颇多创新。这可谓由“复”求“变”，“变”中有“复”。盛唐诗歌之所以能“变汉魏之古体为唐体，而能复其高雅；变六朝之绮丽为浑成，而能复其挺秀”，陈子昂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