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考据家的文学观念与文集编纂——从孙星衍、袁枚考据词章之争谈起

乾隆五十一年向诗坛盟主袁枚宣告“避君才笔去研经”,标志着孙星衍由天才诗人向考据学者的身份转变,但此前已有类似转向。乾隆五十九年两人的论争,掀起了一场道与器、学问与词章之关系的大论战。相较以袁枚为首的文学家,以孙星衍为代表的考据家同样表达出激进而突破传统的文学观念：主张考据词章可以兼顾,强调诗文根柢于学问,重视论学述学体的古文。考据之文大量入集,在文集编纂上呈现出带有乾嘉学术这一时代印记的著述化特征。乾嘉文集著述化,伴随乾嘉学术盛衰而兴替,道咸以后略显颓势,并被文集经世化所接续,这映射出清人文集编纂适时性的宏观特征。     

清代士人游幕的文学意义 ——以乾嘉时期士人的游幕为考察对象

清代幕府制度采用的是延聘制,与此前幕府采用的辟署制、命官制大为不同,这使担任幕僚成为有清一代士人的职业选择.幕游不仅使清代士人开阔了视野,产生了新的情感体验,而且幕游士人彼此之间以及与幕主之间等,可以交流文学经验.因此,游幕促成了他们文学风格的转变、创作水平的提高以及文学作品传播方式的多元化.幕游使士人对社会现实有极为...     

"六经皆史"与章学诚对乾嘉考据学风的反思

章学诚通过反思乾嘉考据学风,对“六经皆史”观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以挽救日趋尖锐的汉宋之争和门户之见,力图将学术发展导向客观理性的经史合一、史学经世的道路,纠正当时经学研究沉溺于训诂考证,脱离社会的弊端,为经学和史学研究理论开创了新局面。     

论顾炎武的历史哲学

前辈学者一般认为,顾炎武的学术成就主要在其历史考据。其实,顾氏以六经皆史、以经证史的历史观而奠定了乾嘉考据之学的思想基础和治学方法,并在考史辨妄、以信作史中寓引古筹今之历史哲学,从而对清代经世史学产生了极大影响。所以,研究顾炎武的历史哲学是重新理解整个清代思想史的一个关节点。     

袁枚论考据——从《神仙不解考据》说起

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整理和总结时期，一反宋明以来理学空疏的流弊，乾嘉学者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崇尚朴实的汉学。伴随汉学的兴盛，考据之风大行其道。尽管袁枚是乾嘉诗坛盟主、性灵派主将，然而身处这种学术空气中的他也很难与考据学彻底划清界线。看似游戏之笔的《子不语·神仙不解考据》，也可视为袁枚的考据札记。正是由于他并非以考据名家，使他对考据的评论更具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袁枚能够不囿于门户之见，较为公允地评价汉学、宋学的优劣短长，并能够吸收汉学、宋学各自的长处并融汇贯通，因此取得了超出同时代学者的成就。     

简论唐代西川幕府兴盛之由

入幕是唐代重要的文学现象,而剑南西川幕府之盛冠于当时.其中原因可从两方面解释.宏观言之,是剑南西川在唐代重要的战略地位和方镇大员的特殊身份所决定的;个体角度言之,是入幕文人因功名之念对府主的选择以及幕府环境诸因素的影响.最后结论:方镇之重、府主之尊、蜀幕物质条件优越和人际环境宽松等因素综合作用,造就了唐代西川幕府的兴盛局面.     

论孙星衍的学术思想与用世精神

孙星衍是乾嘉时期一位著名的考据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有着突出用世精神的学者.他主张人才出于经术,通经由于训诂,考据乃是有益于政治的实用之学.在治学实践和仕途生涯中,他将对典章制度的考据与对时务的思考结合在一起,以所学用之于实事,充分体现了通经致治的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道在求其通,解经须性灵——一代通儒焦循的经学思想

文章从“考据不是经学”、“实测与贯通”、“惟经学可以言性灵”三个层面,探讨了乾嘉学者焦循的经学思想。文章指出:焦循对当时“考据”学风的批评,体现了当时经学信仰与学术客体之间的某种紧张。焦循提倡实测与贯通,则开创了一种注重过程研究的经学研究方法。焦循强调无性灵不可言经学,走上了经学与子学的整合之路,为乾嘉以后经学研究转向多元化提供了新的经学诠释理论。     

毕沅诗歌结集过程及创作意义

毕沅作为乾嘉学者,不仅官至极品,而且长于诗文。终其一生的《灵岩山人诗集》,结集过程漫长,并在结集过程中刊刻了各种版本,该诗集编纂体例极为严谨。毕沅对诗歌的爱好影响着其幕府诗歌的创作活动,宾主之间的唱和交流及对幕宾诗歌创作的赞助支持影响着幕宾诗歌的创作热情乃至审美意境的提升。进而促进乾嘉诗歌的发展。     

孙星衍“学人之诗”成因探赜

由于受到乾嘉考据学风、所处学术环境的影响,加上自身兴趣爱好等原因,颇具诗歌天赋的孙星衍由诗歌创作转向考据之学。因为知识结构的影响、人生目标的转变以及考据思维的渗透,其诗歌内容、风格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已见＂学人之诗＂之端倪。对此有所认识不仅有益于了解＂学人之诗＂的成因,而且有利于解读孙氏之诗,对促进常州诗派、常州学派等的研究亦有裨益。     

孙星衍"学人之诗"成因探赜

由于受到乾嘉考据学风、所处学术环境的影响,加上自身兴趣爱好等原因,颇具诗歌天赋的孙星衍由诗歌创作转向考据之学。因为知识结构的影响、人生目标的转变以及考据思维的渗透,其诗歌内容、风格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已见学人之诗之端倪。对此有所认识不仅有益于了解学人之诗的成因,而且有利于解读孙氏之诗,对促进常州诗派、常州学派等的研究亦有裨益。     

中学古诗文训诂与考据

在中学语文古诗文教学诠释词句时，教师除了应就诗文本身作内部求证(训诂)外，有时还应翻检资料，作些外部求证，亦即考据的工作。这样才能避免可能的错误，寻得确切可靠的解释。     

论陈衍的经学与诗学

任事张之洞幕府的经历,对陈衍从倾慕乾嘉考据的经学家逐步转向总持诗坛的广大教主,具有重要的意义.陈衍在未交接张之洞之前,在经学上著作颇多,大体上以乾嘉考据学为依归.入张之洞幕后则慢慢淡出经学研究,经学义理颇有西学色彩,著述精力集中在文学之上.陈衍期望通过“雅人”来沟通经学与诗学,达到“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但陈衍思想的复杂性,造成其诗学有自觉地适应近代社会的发展,主动求“新变”的意识,却又难以完全突破传统藩篱的困境,是近代诗学的一种妥协性、过渡性、渐变性的转型.     

论乾嘉学人诗——以翁方纲诗为中心

清代乾嘉时期,在重经史、考据学风的影响下,出现了大量的学人诗,以翁方纲的学人诗最为典型。这些诗堆砌学问、缺少性情,以经史金石等考据知识为诗歌内容,以考据学方法为诗法,违背了诗歌抒情性、形象性、含蓄性等特质,不被诗坛大家、名家认可,当时效仿者主要是翁方纲弟子辈。但此类诗重学问的特点,也得到一些诗论家肯定,并对后来的程恩泽、郑珍等人的诗歌创作有影响。     

武亿著作考述

武亿是乾嘉间著名的金石考据学家、经学家和文学家。一生著述宏富 ,著作涉及经学、史学、金石考据、方志、诗文等不同文化层面 ,具有丰富文化内涵。本文以经史子集为序 ,略考其著述 ,评其价值 ,述其版流 ,得经学著作 4种 ,金石考据著作 9种 ,方志著作 3种 ,文学著作 2种 ,校补著作一部 5种。     

《儒林外史》和清初学术思想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成书于18世纪40年代。这一时期,正是清初学术风气由经世致用之学到乾嘉考据学派的转变时期。但是,清初形成的活跃的学术思想仍然对社会乃至文学创作发生强烈的影响。我们考察吴敬梓的处世态度及其《儒林外史》表现出来的思想观点,可以明显地看出受到清初学术思想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考据学风与其兴盛之原因

在中国学术史上,考据学的发达以清中叶为最.民国时期,考据学经过晚清的衰颓,一度振兴,几乎笼罩了整个国学领域,以至于文科教学与学者个人的治学方向都深受影响.民国考据学风的盛行,并非突兀而起,而是由内因外缘交织而成.从学术渊源来说,民国考据学无疑是对乾嘉考据学的继承与发展;从外部环境来看,国际学术潮流的注重实证与国内科学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恰为民国考据学风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机遇.     

考据与诗歌关系在乾嘉诗坛之"三水分流"——兼论常州诗派的过渡性

在乾嘉考据之风的影响下,诗歌创作中出现了以考据为诗现象,常州诗派中部分诗人即有"学人之诗".本文主要以该派作为研究对象,探析"学人之诗"之成因,寻绎考据与诗歌之关系.本文认为其关系可分三类:据诗排学、援学入诗、以学为诗.通过分析,可看出常州诗派在诗学宗趣上与性灵派、肌理派的区别与联系,及其在两者之间的过渡性.对此有所认识不仅有益于了解"学人之诗"的成因,而且对促进常州诗派的研究亦不无裨益.     

略论晚清湘军幕府文士对屈原与楚辞的接受

晚清湘军幕府既是政治军事幕府,也是文人幕府。这种非典型的文人幕府形态以及以经世致用为底色的文学思想,决定其幕府文士自觉接受屈原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却鲜有优游不迫、较有规模的骚体文学创作,表现出有异于传统的“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的创作风貌,但他们承袭了楚辞“士不遇”主题,又热衷于运用楚辞意象、骚体句式,从而使湘军幕府文学具有浓郁的楚骚风韵。由此,晚清湘军幕府文学成为楚辞接受史上具有鲜明个性的案例。     

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

新考据派主要是指以傅斯年为领袖、以史语所为中心、以整理和考订史料真伪为职志、以"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相标榜的史料学派。该派内以乾嘉史学为依托,外以西方近代实证史学为应援,曾雄霸民国史坛达20多年,是当时声势最盛的史学主流派。钱穆与史料学派的领袖傅斯年的交往、二人治史异同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曲折而又多途并进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