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学说与儒家思想之比较研析

儒家思想之精华,一言以蔽之,即是“仁民爱物”,而以“民”为本。孙中山先生的学说,其理念与儒家思想相同,俱是以“仁”为中心,讲天人合一的协调关系,去解决人生之各种基本问题。孙中山先生在其所著《中国革命史》一文中,谓其谋中国革命,所持之主义来源有三,其一即为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而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中实以“孔学”为中心,职是之故,孙中山先生的学说与儒家思想确有脉络可通之处,两者皆具同根之源,吾人试就二者加以比较研析。     

论中国传统美学的思想精粹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其思想精粹主要包括：中和之美、协调之美、和善之美、和合之美等和谐思维。“中和之美”是中华民族最高审美标准；“协调之美”是贯穿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始终的审美价值取向；“和善之美”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思维方式；“和合之美”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观。研究和弘扬中国传统美学的思想精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器:“备物致用”与“备而不用”之间——一种比较哲学视野下的中国式“用具形上学”的分析

从一种比较哲学视野出发,本文指出和西方一样,中国传统哲学中亦存在着一种“用具的形而上学”,与此同时,还为我们揭示出了中西“用具的形而上学”之间的根本区别;如果说西方传统的“用具的形而上学”的“用具”仅为“有用”的“用具”的话,那么中国传统的“用具”则体现为“备物致用”的“用具”(用器)与“备而不用”的“用具”(礼器)二者兼而有之;进而,如果说前者基于“用器”之用,以一种“道以器显”的方式而为我们更多地彰显了合乎“目的性”的“人”之道的话,那么,后者则基于“用具”的“用”与“无用”的二重性,以一种“道以器显”的方式,使中国哲学既走向了合乎“目的性”的“人”之道,又走向了“目的性”消解的“天”之道,而游刃有余、从容中道于“天”、“人”之间.无疑,中国哲学的“器”的二重性的揭示,不仅以一种体用不二的方式使其亦“天”亦“人”之道的哲学之谜得以破译,也为“器的文明”旗帜下的现代人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困境,提供了一种可操作性的器用实践方式的借鉴.     

传统:中国新诗问题的一个关键词——在台北"海峡两岸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传统”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新诗论争中的关键词,围绕着它,不同的学者与诗人都有着十分不同的理解,“反传统”与“传统”相互纠缠,彼此很难协调,但是中国新诗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这一点常常被人所忽略。     

从对立统一关系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失误

电视剧《红楼梦》打破了历来电影《红楼梦》的表演传统,第一次把脂批及红学研究成果搬上屏幕,力图以细笔触、多角度、广容量、全方位的特点,完整地再现原著的精神风貌。把《红楼梦》的读者群从“雅”的层次扩展到“俗”的层次。这在红学史、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都是一座骄傲的里程碑。编导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意境美”的表现风格,在场景的变换中,配以不同的色彩之美、线条之美、音乐歌曲之美、人物形象之美,达到一种诗情画意之美,再加以园林建筑之美、服饰器具之美、风土人情之美,共同表现了一种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古典之美。这种美,通过荧屏的艺     

《周易》"包蒙"与"击蒙"思想辨析

正确辨析“包蒙”与“击蒙”思想,对于准确把握《周易》的启蒙教育思想,进而深刻理解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乃至思考今天的中国教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包蒙”与“击蒙”作为两种不同的治蒙之道,统一于《周易》对人性善的基本判断之中,其目的都在于“养正”。“包蒙”是因为相信儿童天性为善,每一个儿童都具备成为圣人的可能性,因此对儿童要包容不距、悉于决疑;“击蒙”是要为儿童“御寇”,帮助其抗御外恶之诱惑,以保全其天性之美好。其中“包蒙”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应持的基本态度,而“击蒙”则是“包蒙”前提下一种具体的教育辅助方法。     

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

近年来,借“科学”的名义和“伪科学”的棍子,以周易学、中医学等为切入点,打击中国传统文化的事件屡屡发生,令人痛心。“科学”本是人类追求真理的一种思维方式,中国先哲们也在追求真理。与西方“科学”分科而学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是,中国古代对客观世界的研究特点为“整体而学”、“综合而学”,《周易》、《论语》、《道德经》、《黄帝内经》都可以做代表。西方的“分科而学”也好,中国的“整体”之学也好,都是追求真理的方式和手段,而不是真理本身。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禾子     

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意境”浅述

“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中很独特的一部分.相较于西方的理性科学主义,中国的“意”在艺术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中国的艺术是一种感性的艺术,它描绘的是可以神游的意境,重视的是作者透过画面所透露出的思想情感.从“天人感应”到“有我之境”,中国艺术随着“意境”的提出和不断的深入,形成了一种与“道”协调,重视笔墨情趣的特殊内涵.而“意境”是依靠形体存在的,因而“形”、“神”、“情”、“理”的统一是中国“意境”文化的重要内容.     

“发现”章学诚与经史学的异轨分途——以张尔田、内藤湖南的交往为线索

张尔田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以章学诚为纽带，成为惺惺相惜的学术知音，旗帜鲜明地倡扬章学。作为彼时中日学界名望颇重的学者，他们有关章氏之学与中国经史传统的看法，构成一种潜在的跨文化对话关系，为讨论章氏之学的越境受容与思想学术的古今之变留下了空间。就思想理路而言，他们有关章氏之学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对中国经史传统的认知亦存在新旧之别。张尔田立足于中国传统学术脉络，持一种内生性的视角，对“六经皆史料”与“目光皆骛于外”的学风持鲜明的批判态度。内藤湖南怀揣现代学术意识，以“史料”论“六经皆史”,以对象化的、认识论的思维方式从外部打量、摆置中国学术，构成辨伪疑古风尚的先声。内藤的做法事实上是一种具有新型方法意识的“支那学”的体现，潜在地蕴含着“帝国”的视角，在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过程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

孙中山自同盟会成立后,反复强调避免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自由发展,同30多年前马克思就俄国前途问题所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理论意向与思想内涵都是十分接近的,同样可以视为一种“跨越”理论.而且,这一“跨越”理论还是民生主义的主题,其“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主张都是为了达到“跨越”之目的.在“跨越”如何可能之问题上,孙中山的思路亦为正确,既考虑到中国的历史和思想的传统,亦看到了近代中国同世界先进文明的交流与融汇的关系.     

以德治国的现代化与法制化

法治与德治的正确结合 ,是科学的治国之道。以德治国 ,必须构建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化的道德体系。以德治国 ,必须将思想道德建设融入法制化轨道     

试论现代西方国家坚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经验

现代西方国家坚持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积累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主要表现为:政德建设是实施德治与法治的助推器;制度建设是道德建设与法律建设的结合点,其中又特别注重法律体系和道德体系在内容上相互吸收、在功能上相辅相成、在实施中相互支撑;政治反贪治腐是道德建设与法律建设的核心环节.     

论我国历史上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思想

我国古代法家的一切从法而断、依法办事的法治思想和儒家的德主刑辅、注重教化的德治主张 ,对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方略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一种经济伦理学观点

从经济伦理学角度来探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客观地思考“以德治国”的意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些争议问题。文章探讨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含义及二者的关系, 分析了经济伦理学兴起的原因,论证了经济伦理研究和实践能够与“以德治国”相互促进。     

关于“以德治国”的若干思考

当前对“以德治国”的理解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错误。“以德治国”根本不同于传统儒家的“德治”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结合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 ,“以德治国”的落实主要在于制度道德的建设 ,而不仅仅限于公民个体道德的培育。     

准确把握以德治国方略

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治国方略的两个方面 ,它们之间互为基础 ,功能互补 ,相得益彰。因此 ,要充分发挥德治功能。贯彻以德治国方略 ,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 ,加强道德教育和制度建设 ,突出官德建设 ,努力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孙中山的“德治＂思想

孙中山一生重视"法治",但没有忽视"德治":早年强调革命政党的道德建设,及官吏政治道德修养;晚年注重恢复"中国固有道德",并对中国固有道德进行新阐释,赋予近代意义。在他看来,"德治"是建立近代"法治"的基础,是造就"法治国"的前提,充分肯定了"德治"对近代"法治"建设的巨大作用。     

道德的法律化与法律的道德化 ——法治与德治正确结合的重要途径

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是法治与德治正确结合的重要途径通过立法或其他方法,实现法律与道德的直接、间接和弹性结合,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尤其是切实加强和完善德育、法制教育等,加速法律的道德化,从而使反映德治要求的法治与法治严格制约下的德治彼此渗透,相互结合.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新时期下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始终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两者的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要求树立法治信仰，法治是实现自由、平等、公正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被社会大众所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是公民道德的重要体现。同时，以德治国的核心在于公民道德建设，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公民道德建设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党的领导下，树立法治和德治的理念，处理好两者之间的联系，是新时期治国理念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