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与延安文艺的复杂关系

历史总是有足够耐性和时间让人们去反省,王实味被杀害已经半个多世纪,平反也近二十年了,然而,有关王实味与延安文艺的复杂关系学术界没有人进行过认真的研究,今天能够看到的文章多是对历史事实的追忆叙述,而缺乏学理性的分析。将王实味放在1937-1947年延安文艺运动中进行考察,深入剖析王实味与延安文艺的复杂关系,挖掘在延安文艺建构过程中知识分子意识与追求同政党意识的博弈及知识分子最终对政治的服膺之因,就可以多向度、多层面证明王实味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和革命的追随者,只因他年轻气盛、天真理想、性格执拗、率性而为的行为在批判揭露文学新潮中引人注目,成为政治强力介入干涉文艺的一个借口和突破口,成为政治家和文艺家建构延安文艺过程中互相博弈的牺牲品。在延安文艺建构中,中共大力宣传阐释鲁迅,实质上是出于功利目的对鲁迅精神进行了功利性的置换,而丁玲、艾青、王实味真正继承延续了鲁迅精神,只是丁玲艾青迫于政治的压力,让自己的个性消失在时代政治的大潮中,个人的小我服从了时代的大我。只有王实味坚守文学的尊严、坚守文学的使命、坚守文人的个性、承继鲁迅的精神到底。这是真正的文人秉性、真正的文人骨气,但以生命做代价太沉重。     

丁玲与延安时代的人文精神建构

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时代是一个创造新文明、建构新的人文精神的时代 ,丁玲在延安以自己在创作中对崇高风格的追求、对人的本真状态的呼唤、对被遗弃的边缘人的关注和对个性主义与民族大众革命相融合的思考 ,在延安时代的人文精神建构过程中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论延安文艺的开放精神

对于延安文艺,人们大多首肯其政治性、人民性、民族化,而较少注意战争年代所具有的开放性。有人甚至认为,延安文艺相对封闭,与世界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隔绝。实际若放开视野,对延安文艺之指导思想、理论批评及创作实践作历时性考察,就会进一步认识《讲话》建构起的高层次理论体系及其对延安文艺发生的直接指导作用。延安文艺对于艺术生产力解放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其间蕴含与当今时代相通的开放精神,对促进中华文化发展、繁荣具有深远的意义。     

延安整风前的文化政策与丁玲的文艺活动

在延安整风前,丁玲所从事的文艺活动贯穿着两个主题——"抗日救亡"与"社会批判"。而丁玲之所以能够更多地按照个人的革命理念及文艺观念从事文艺活动,则与延安整风前相对自由、开放的文化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     

延安时期文艺“革命化”转向的历史考察、主体塑造及价值启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时代”与“革命的话语”双重叙事情境下,回应工农兵群众对红色革命文艺的现实诉求,逐步建立起文艺发生发展的体制机制,实现了革命主体与革命文艺的双向互动、革命文艺与革命实践的同步前进。在建构新民主主义革命“武装战线”的同时形塑了一支革命的“文化军队”,不仅对塑造革命意识、激发革命行动、丰富革命生活等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革命文艺理论成果。面对新时代新征程我国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回溯延安时期文艺发展历程,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真理性、坚守中国共产党文艺领导的方向性、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人民性以及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的历史参照和现实启示。     

启蒙立场与编辑实践——丁玲在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的编辑活动

丁玲身兼作家和编辑两种身份,在她主编《解放日报》文艺栏时,延安的文艺空气还比较轻松,她的创作活动和编辑活动构成某种程度的互文性,从这个角度考察,可以发现其编辑活动中存在着编辑主体的启蒙立场;另外,这一编辑活动又要基于现实状况,并在与延安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受众的读者的交往实践中进行,从而使丁玲表现出对革命话语的认同。因此,丁玲在《解放日报》文艺栏的编辑活动显示出“启蒙”与“革命”两种话语的共同作用,折射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体验和文化选择的复杂性。     

论延安文艺对当代中国文艺创作的启示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物的延安文艺,根据特殊时期的社会语境和历史任务,以“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为中介,让文艺承担起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叙事话语的职责,并在这一核心思想理念的指导下,对主流意识形态文艺、民间文艺和从“五四”继承而来的知识分子启蒙文艺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民族整合。从延安文艺的经验来看,当代中国的文艺创作也应该秉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立足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社会语境,妥善处理好主流文艺、大众文艺和精英文艺之间的关系,在三者的良性互动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和谐发展。     

书写编辑人生凸现编辑业绩--评《缘定今生辙--丁玲与她的编辑生涯》

丁玲的一生有50多年的岁月与编辑工作结缘。她1929年与沈从文、胡也频合办《红黑》、《人间》月刊;1931年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1936年又在延安创办我党党报第一个纯文艺副刊———《红中副刊》;1941年她主编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1946年主编《晋察冀日报》文艺副刊;20世纪50年代,她又先后担任具有重大影响的《文艺报》、《人民文学》的主编;20世纪80年代复出之后,她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又创办了全国大型文学双月刊《中国》。因此,对丁玲的研究离不开对她编辑活动的研究。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前的丁玲研究者都把研究视线投射在…     

仇恨叙事与丁玲话剧作品中的情感政治

《重逢》《河内一郎》和《窑工》是丁玲在延安时期创作的话剧作品。这三部作品将个人情感与国家兴亡连接,通过仇恨情感构建“敌—友”二元关系,确立理想中的革命共同体。仇恨这一激烈情感的产生、积累、转化与消解,构成了三部话剧共同的内在逻辑。作为一种情感动员的手段,仇恨叙事既有着深刻的在地性,又承载了话剧的政治功能。以“情感”为视角切入丁玲的戏剧创作,不仅有利于推进丁玲戏剧作品研究,还可窥见左翼文学传统与延安文艺融合创化的复杂历史进程。     

延安文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实践之一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延安文艺,根据特殊时期的社会语境和历史任务,以"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为中介,让文艺承担起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话语的职责,并在这一核心思想理念的指导下,对主流意识形态文艺、民间文艺和从"五四"继承而来的知识分子文艺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民族整合。从延安文艺的经验来看,当代中国的文艺创作也应该秉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立足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社会语境,妥善处理好主流文艺、大众文艺和精英文艺之间的关系,在三者的良性互动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和谐发展。     

“思来又想去，还是延水甜”——三论“丁玲精神”

丁玲作为我国现当代著名的女作家、革命家、活动家,是延安精神的杰出代表;她在延安前后生活、工作、战斗了近9年,这是丁玲精神形成和成熟的最重要的时期、关键时期。丁玲是延安精神形成、发展的参与者、实践者;延安精神构成了丁玲在不同时期重要的、突出的个人品性,成为丁玲精神的核心和灵魂。     

毛泽东与延安文学的整合

说起延安文学,人们以为就是1942年毛泽东《讲话》发表以后,以延安为中心的各解放区的文学。其实延安文学还包括1942年以前的文学。1942年以后的延安文学实乃毛泽东在战争时代根据革命政治的需要进行整合的结果。毛泽东对延安文学的整合,是战争时代革命对文学提出的必然要求。这种文学整合必须是围绕文艺的价值这个中心,以“应当怎样”为原则来进行的。毛泽东从文艺的价值主体、文艺的价值观念、文艺的意义三个方面进行了整合。延安文艺确是中国文艺运动和文艺创作史上继“五四”之后的又一次深刻的文学革命,但其缺点和偏差,以及由此带来的负面性也有待认真清理。     

丁玲厦门时期的文学创作观念

20世纪80年代,丁玲两度来到厦门,其间著述颇多,并多次发表讲话和接受访谈.这些记录表现丁玲重返文坛后的许多重要文学创作观念.她反思中国新文学的意义,同时也反思自身文学创作的意义.丁玲在厦门时期认真梳理、总结了自己的文学历程,坚持自己的文学创作观念:作家要深入生活,要创作富有政治意义的作品;提倡大众文艺,扶持青年创作等.     

谈丁玲延安时期小说创作的主体性

作家的创作主体性是指作家的主观能动性在创作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丁玲延安时期的小说 ,在主题表现上 ,人物具有强烈的爱憎感情 ,敢于正视根据地现实中的矛盾和问题 ;在艺术处理上 ,深化心理分析与描写 ,淡化情节 ,抒情色彩浓厚 ,意境深邃 ,独具风格 ,是作家的主观能动性在作品中的必然反映。全面、完整地把握作家的创作主体性对于作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丁玲精神世纪长存--迎接丁玲百年诞辰

丁玲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作家,中国妇女的榜样和模范.她给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和宝贵的精神财富.这笔重要的财富,不仅仅限于她撰写的近三百万字的各类脍炙人口的著作,更重要的是凝聚和体现在这些作品及她一生言行中的高尚风格和品质.它们集聚和表现为丁玲精神.丁玲精神是巾帼精神的完美体现;丁玲精神是延安精神的代表;丁玲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丁玲精神是人类理想的写照.     

解放区文学的开拓者与超越者——丁玲与解放区文学

中国解放区文学作为完整的艺术形态 ,是从丁玲到达陕北后开始的。丁玲继承鲁迅开创的五四文学传统 ,将救亡与启蒙这一时代所赋予的双重使命融为一体 ,注入解放区文学的命脉中。她始终坚持救亡与启蒙的统一 ,阶级解放与人的解放的统一 ,这使她的创作既表现了鲜明的解放区文学的特点 ,又超越了后来在统一规范下所形成的解放区文学的某些基质。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 ,作者认为 ,丁玲是解放区文学的开拓者与超越者     

大文学视野下的党员作家丁玲

评价丁玲及其成就不应局限于“纯文学”的狭小视野,对这样一个“现象级”人物应以大文学乃至文化的视野予以研究和评价。丁玲一直是将精神追求看得高于物质享受、追求最大限度精神上自我实现的人,加入党的事业使其找到了突破和超越自我、实现人生价值的最佳方式。丁玲的人生追求体现于其不同时期的作品中,给这些作品带来不同于他人的思想蕴含、精神气质、文化价值与文学价值。“中共党员”这一身份对丁玲的人生与创作来说都至关重要,应从丁玲的党性与政治信仰、从她对文学功能的理解来解释其晚年言行。靠近政治给丁玲的人生之路带来了曲折和磨难,极“左”路线使她失去了二十多年宝贵的创作时间,但另一方面磨难与底层体验也成全了她,给她的作品带来独有的内蕴和意味。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论丁玲在上海时期的思想与创作

上海时期的前后经历,对丁玲的思想发展与创作实践至关重要。向警予、瞿秋白、茅盾、冯雪峰等共产党人,是她先后结识的关键人物,促进了她的思想衍变。丁玲所处的上海时期,大体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指她于1922年至1924年先后在上海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学习;后期是指她于1928年从北京重返上海从事文学创作并参与左翼文学运动。正是在后期,丁玲参加了“左联”和党组织,发生了思想质变,也在创作上获得丰收。上海时期的几年生活,在丁玲的一生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论丁玲与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纪念丁玲诞辰一百周年

丁玲是个极有个性的作家.鲜明的女性意识,贯穿她的全部创作.从"‘莎菲型’女性与中国女性文学"、"<‘三八节’有感>与丁玲的女性文学"、"丁玲与新时期女性文学"等三个方面来看,20世纪新女性形象无不受到丁玲创作的影响,这一重大影响关系足以确定丁玲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中奠基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