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史记》与《春秋》关系问题的几点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史记>继承了<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之精神,司马迁是以孔子第二自居的,故<史记>是第二部<春秋>.这种现点的偏差在于:既没有考虑到春秋与西汉两个时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巨大差异.也没有顾及到司马迁与孔子千差万别的个人经历.孔子对春秋"乱世"无能为力而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通过"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来达到"祖速尧舜,宪章文武"之目的,其着眼点在来世;而司马谈发凡起例的<史记>之创作目的一为"宣汉",二为整合学术,为西汉统治者"献治安策",以适应西汉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其着眼点在当世.     

试论郑樵编纂《通志》的主客观条件

本文旨在较全面地分析郑樵编纂《通志》的主客观条件。孔子以来的“会通”的学术传统，特别是《通史》、《通典》和《资治通鉴》对郑樵编纂《通志》有重大的影响；宋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积累为郑樵治学和著书上说提供了客观基础。同时，宋代福建繁多的科学成果和良好的文化氛围，福建莆田丰富的藏书，以及福建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为郑樵编纂《通志》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郑樵一生潜心治学的志向，以及对治学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实践，即较正确地把握“博”与“专”的辩证关系，注重核实之法，富有学术批判和创新精神，是促使郑樵著成《通志》的主观条件。这些主客观条件对《通志》一书的学术质量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同时也造成一定的局限性。     

秦汉"酒徒"散论

"酒徒"称谓可能最初出现于战国阶段,而秦汉时期以"酒徒"自称者曾经有突出的历史表现.如<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记述"高阳酒徒"郦食其故事最为著名.<汉书>记述郦食其自称"狂生".所谓"狂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作<史记>"酒徒"的一种解说.司马迁笔下记录的酒宴场面,可见反映"酒徒"生活的具体情状.秦汉时期"酒徒"的社会形象,似乎并不光彩.<论衡>说"酒徒非圣人",<潜夫论>亦批评"酒徒无行之人".<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可见"宿猾、酒徒、戏客"并列,"酒徒"身份与"不义""不轨"行为相联系.孔融有关"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的说法,则提示了汉末又一次面临乱世时,开明士人对"酒徒"评价的微妙变化.而魏晋之际名士好酒风习一时盛行,或许也可以理解为这样的历史文化脉流的延续. ".所谓"狂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作<史记>"酒徒"的一种解说.司马迁笔下记录的酒宴场面,可见反映"酒徒"生活的具体情状.秦汉时期"酒徒"的社会形象,似乎并不光彩.<论衡>说"酒徒非圣人",<潜夫论>亦批评"酒徒无行之人".<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可见"宿猾、酒徒、戏客"并列,"酒徒"身份与"不义""不轨"行为相联系.孔融 关"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的说法,则提示了汉末又一次面临乱世时,开明士人对"酒徒"评价的微妙变化.而魏晋之际名士好酒风习一时盛行,或许也可以理解为这样的历史文化脉流的延续.     

《史记》结构新探

近年来,学术界对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成果引人瞩目,但就总体而言,似仍未能尽脱前人窠臼。本文拟选取一个新的视角进行观照,以期收到抛砖引玉之功效。一《史记》的结构,大致说来可分为三层:第一层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即五大体例;第二层为各体例内部之篇章顺序;第三层为各人物传纪之选材构造。《史记》的第一层结构,即五大体例的创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诚如郑樵《通志叙》所说:“(史记)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     

追溯匈奴的前史--兼论司马迁对"史道"的突破

本文拟从比较司马迁与王国维对匈奴前史的追溯着手,去揭示<史记>所反映的历史学观念是如何从根本上不同于以<春秋>、<左传>为代表的先秦史书.在帝制儒家意识形态力图迫使史学就范于经学的附庸地位时,司马迁不但用<史记>捍卫了历史学的独立型态,而且突破了此前已有的编年和轶事记录这两大叙事传统,从而为"真正的"中国历史编撰学之形成树立起划时代的标志.     

从《史记评林》看明代文人的叙事观

<史记评林>诸家评点中"文章之法"与"叙事之法"两种批评焦点的并行运用,或可被视作叙事文学批评史上从传统的"文章之法"向"叙事之法"转变的过渡性特征.它后来发展成为金圣叹、毛纶及毛宗岗父子、张竹坡那样较为成熟的"叙事之法".其中对于<史记>"正体"、"变体"之分判,体现出明代评点者对于叙事文文体性质的关注,亦显示出他们对于何为"正体"、何为"变体"有着自觉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在此"正"、"变"分判中,确立了传统叙事文写作之典范,此为明人评点<史记>在文学批评意义上的重要贡献.由于这样的发现和关注,<史记>作为传统叙事文之典范,其文学性质及意义得到了有效的彰显,同时也丰富了我们对<史记>所代表的中国叙事文学传统及其性质的理解.就这一点而言,<史记评林>在传统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史记》中道家思想占主导

司马迁在学术思想上对先秦诸子都有批判和继承,但家学的渊源和自身的遭际使司马迁之文服膺于道家.道家思想是司马迁作<史记>的主导思想.<史记>在结构上以黄帝开篇,以吴太伯为"世家"之首,以伯夷为"列传"第一;在内容上对老子"无为"、"轻刑"、"寡欲"观的推崇,对道家唯物论、辩证法、变化因循等哲学观的继承和发扬都是司马迁崇道思想的反映.     

老子不是李耳——老子考辨之一

关于老子的身分、生平与<老子>一书的作者到底是谁的问题,虽然长期存在争议,但通常的说法都是以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的倾向性看法为依据,即认为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其实,无论是从李娃起源的时间与由来、先秦称人名书之例以及<老子传>中所栽李耳与孔子后裔代数的差距来看,还是从先秦主要典籍中都无有关李耳的记裁,更无老子、李耳互见的文献来看,都可以肯定,老子并不是李耳.     

谁为《史记》定书名

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从其成书之日起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史记”二字已深深印在中国人的脑海中。然而,《史记》书名,却并非司马迁本人所定。这一是因为司马迁未及为自己的书定名就撒手人寰;二是在先秦两汉时期,许多书并非像后世出书推敲书名,而常以作者名加篇数即成书名,如“屈原赋二十五篇”“贾谊赋七篇”“桓宽盐铁论六十篇”等等。那么,《史记》一名从何而     

论杜诗的写实性与《史记》实录精神

司马迁撰写<史记>坚持"不隐恶""不虚美"的实录精神,不仅对后世史家著史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后世诗人创作也有所启迪,比如杜甫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示例.杜诗之所以被誉为"诗史",不仅仅因为它善陈史事,还因为它能"书法不隐",直言批判唐代最高统治者,这固然与时代环境、杜甫忠君爱国之心以及对<诗经>现实主义风格的继承等有关,但更是杜甫在思想层面上自觉接受司马迁<史记>实录精神的结果.     

《三国志》及其演义之文化解析

史学名著<三国志>与<史记>、<汉书>流誉千古,时人评其书曰"并迁双固".依<三国志>而通俗化的各种话本,戏剧乃至成为演义式的小说,其最著者是<三国志通俗演叉>,人称<第一才子书>,士林及民众莫不喜读其书,可谓雅俗共赏,家弦户诵.从文化视野考察,文、史各行其道,两苑各擅其芳.随时代之演进,民众需要文化,文化之持续发展亦有赖自身的通俗化.以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去满足大众对文化的渴求.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是雅文化与俗文化互补成功的典范,彼此交相辉映,体现了雅、俗文化自身的价值规律.     

宋元思想学说的全面梳理与重新检讨——评《中国思想学说史》宋元卷

中国自古就有撰述学术史的传统,上自<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下至梁启超与钱穆各自撰写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都是学术史的名篇,各正史中的<艺文志>、郑樵<通志>中的二十<略>也都含有学术史的内容.而"思想史"的概念原本产生于西方,先传播到日本,20世纪初期才从日本移植到我国来.     

政行简易 礼让为国——论司马迁的“争”、“让”思想

<史记>一书中,反对争利,倡导谦让,不只是个体修身处世的问题,而是与天下"治平之道"紧密相连.无论在材料取舍、体例安排,还是人物评判等方面,都贯穿着司马迁政行简易、礼让为国的主张.禅让天下的最高政治理想,谦让简易之政的现实施行,犯颜直谏、举贤纳言的君臣之道等方面的思想,蕴涵着丰富的社会政治观念,构建成司马迁的"争"、"让"思想体系.今天,我们当借鉴这些闪光的思想,寻求通向和平幸福的康庄大道,方不负太史公"述往事,思来者"的深心.     

刘向《荀书序录》考释

研究荀子事迹,大多依据司马迁的<史记>和刘向的<荀书序录>,然刘向关于苟子的叙述与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相比较,有不合和可疑之处,还有一些增补内容.     

《史记》三家注称引诸子考校

司马迁作<史记>,自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三家注也常常称引诸子解释<史记>.诸子的相关内容对于<史记>注释的校勘、标点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笔者近日将三家注称引诸子之文检校一过,选出其中部分条目,略加辨析考证,依<史记>顺序编列,敬请读者批评指正.<史记>引文据中华书局1975年3月第7次印刷本,诸子所据版本随文注明,以便检核.     

如何正确理解司马迁的历史通变观

司马迁的通变历史观在<史记>中似乎自相矛盾.一方面,在理论上,他明确宣扬"循环论",宣扬"三王之道若循环"、五德终始、天运呈周期性变化等内容;而另一方面,由于其宣扬的循环理论之循环周期太长、循环对象无具体内容作参照,因而事实上无法在汉王朝以前的具体的历史撰述中体现出循环,使<史记>所撰述的具体历史内容没能体现出循环.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矛盾"使司马迁研究者在理解其历史通变观时产生了分歧.     

汉代西南之"徼"与"徼外"夷——从文献记载看史家对西南夷人群的区分

本文通过对汉代西南夷史料的对比和剖析,指出"徼"和"徼外"在<史记>、<汉书>、<华阳国志>、<后汉书>诸文献中具有特定的使用场景和内涵,而且与<史记>、<汉书>、<华阳国志>诸书相比,随着史家对汉代西南夷人群状况的深入认识,<后汉书>中"徼外"一词的涵义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成为区分西南夷不同部落人群的重要标识.     

再论《刘子》的著作者为刘勰

用避讳法来否定<刘子>为刘勰所著,坚持刘昼说,反而更否定了刘昼说.认为<刘子>中有法家思想,<文心雕龙>是尊儒反法,以此作为否定<刘子>刘勰著的理由是不合史实的,因为<文心雕龙>对法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刘子>的语言特色与<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同,以此为据肯定<刘子>作者是刘昼也是不妥的.因为这些著作,"即使在南朝,一般也用散文来写."从<刘子·贵农>篇反映的时代特征看,与梁代社会现实相符,也与刘勰"利民"之志相合.<刘子>讲"托附"、论"因显"、说"韬光",这不符合刘昼的学术经历、思想品行和性格特点.因而两<唐志>和郑樵<通志>对<刘子>作者的著录是不易撼动的.     

《史记》人物之死描写论

<史记>人物之死的描写,是司马迁表现悲剧人物思想的特定瞬间,作者通过短暂的历史画面,形象而富有韵味地展示了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不管人物的身份、地位如何,在死亡面前,都毫无例外地流露出了对生命的留恋.只不过,这种留恋幻化成了或慷慨、或悲壮、或无奈、或痛苦的万千世相.     

“利令智昏”——《史记》平原君列传新解

<史记>在人物塑造方面有其独到之处,其创造力为历代史书之冠.司马迁创作每个人物皆独具匠心,列传人物之间的联系丝丝相扣,值得玩味.从平原君生平最重要之决策--长平之战--作为一个新的切人点,并结合<平原君虞卿列传>做完整的推理,可以发现司马迁为平原君作传的本意是拿平原君的事拐弯抹角地说自己也是忠言逆耳而将被历史不公评价的人,是一种对平原君的同情,对自身命运的悲叹,也是对汉武帝无声的抗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