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

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有三:《周易》的通变思想、邹衍的"五德"说和董仲舒的"三统"说。《周易》的通变思想是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哲理基础,为其解说历史的重要思想依据;邹衍"五德"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史记》所构建的五帝、三王和秦汉历史系统采纳了"五德"说,同时《史记》宣扬的革命思想也符合"五德"相胜之义;董仲舒"三统"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包括《史记》受"民皇帝王"论的影响而创立五帝、三王古史系统、以"三道"循环变易来解说三代的历史、以"三正"循环而倡导汉朝"行夏之时"和强调变道的历史发展观等四个方面。     

《史记》中道家思想占主导

司马迁在学术思想上对先秦诸子都有批判和继承,但家学的渊源和自身的遭际使司马迁之文服膺于道家.道家思想是司马迁作<史记>的主导思想.<史记>在结构上以黄帝开篇,以吴太伯为"世家"之首,以伯夷为"列传"第一;在内容上对老子"无为"、"轻刑"、"寡欲"观的推崇,对道家唯物论、辩证法、变化因循等哲学观的继承和发扬都是司马迁崇道思想的反映.     

“通变”理论与《史记》艺术结构

通变理论是《史记》艺术结构的基本核心与总纲 ,司马迁在安排《史记》艺术结构时 ,把通变理论融于各种体例之中 ,全书贯穿着“详变略渐 ,原始察终”的进步史学思想。无论是在全书的整体结构的布局 ,还是在具体历史事件的组织安排 ,以及人物的选择、描写上 ,始终体现着作者的这一指导思想     

司马迁的史识与《史记》的历史编纂成就

司马迁的史识体现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撰述宗旨上。《史记》的记述以人物为中心,创立了新的成熟体裁,记载了众多活跃于历史舞台的人物,这是历史编纂思想的一次升华。探讨司马迁的历史见识和《史记》历史编纂成就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历史编纂的深刻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追溯匈奴的前史--兼论司马迁对"史道"的突破

本文拟从比较司马迁与王国维对匈奴前史的追溯着手,去揭示<史记>所反映的历史学观念是如何从根本上不同于以<春秋>、<左传>为代表的先秦史书.在帝制儒家意识形态力图迫使史学就范于经学的附庸地位时,司马迁不但用<史记>捍卫了历史学的独立型态,而且突破了此前已有的编年和轶事记录这两大叙事传统,从而为"真正的"中国历史编撰学之形成树立起划时代的标志.     

关于《史记》与《春秋》关系问题的几点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史记>继承了<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之精神,司马迁是以孔子第二自居的,故<史记>是第二部<春秋>.这种现点的偏差在于:既没有考虑到春秋与西汉两个时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巨大差异.也没有顾及到司马迁与孔子千差万别的个人经历.孔子对春秋"乱世"无能为力而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通过"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来达到"祖速尧舜,宪章文武"之目的,其着眼点在来世;而司马谈发凡起例的<史记>之创作目的一为"宣汉",二为整合学术,为西汉统治者"献治安策",以适应西汉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其着眼点在当世.     

《史记》三家注称引诸子考校

司马迁作<史记>,自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三家注也常常称引诸子解释<史记>.诸子的相关内容对于<史记>注释的校勘、标点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笔者近日将三家注称引诸子之文检校一过,选出其中部分条目,略加辨析考证,依<史记>顺序编列,敬请读者批评指正.<史记>引文据中华书局1975年3月第7次印刷本,诸子所据版本随文注明,以便检核.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论

本文通过对“家”和“言”的重新界定 ,对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提出新论。司马迁自成的是史家 ,而先秦诸子中没有史家 ,司马迁的学术思想不归属于诸子任何一家。司马迁具有史家特有的强烈的论载历史、保存史文的历史责任感 ;他首次就历史撰述宗旨和目的、历史研究要求和对象以及历史编纂方法等史学理论问题作了系统阐述 ,《史记》为后世历史创作提供了范式。司马迁之史家言 ,是“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以“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文章还对这史家“三言”作了具体阐释。     

同归而殊途——论司马迁与郑樵史学思想之"通"

<通志>、<史记>,同样博通古今,旨在治世之法.但是二书区别极大.首先郑樵作<通志>,旨在继孔子之遗志,传"至治成之法";而司马迁修<史记>,其旨在续放绝之史记,留当世之治法.再深入探究,就会发现二书成书的条件--作者的学术思想渊源,作者所处时代之思想文化、政治特征以及个人的性情和经历等等都完全不同.郑樵是纯粹的儒者,身处政治上屈辱艰难、文化上儒学再盛的两宋之交,学问博洽而性情孤高,平生以著述立言为所愿;而司马迁则是圆融的学者,生于治世之际、学盛之时的西汉盛世,博学而且广见,所修之<史记>不是<通志>所能的相较的.     

唐末周昙、胡曾诗的《史记》渊源解析

<史记>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精神在唐末颇受诗人瞩目,尤其是咏史诗,更以其"咏以永其言"凝聚了唐末诗人深沉的<史记>情结.周昙、胡曾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两位.他们皆善咏史诗,本文通过对他们诗作<史记>渊源的解析,探求了唐末诗人的<史记>情结.这种<史记>情结正是对<史记>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史记>精神和魅力的历史见证.     

试从《蒙田随笔全集》论蒙田的历史观

透过蒙田随笔中的历史倾向,我们可以发现支配他认识历史的历史观。在蒙田对非欧民族民俗的叙述中,他表现出一种积极的“非欧”文化历史观;在对政治事件的过程及政治人物命运的评述中,他流露出既尊崇道德而赞同君主制度,又赞同君主制度而反对基督教道德的开明君主政治史观;在历史发展问题上,他持相对主义观念思考历史,从而导向运动发展的历史观：一方面,他从心智出发,确定世界没有变化,另一方面,由于他将历史奠基在观念上,他又内在地预见了另一种历史观,即运动发展的观念。此外,蒙田还重视充分发挥历史知识在教育上的作用和意义。     

从王阳明诗一首看阳明心学的谱系观

王阳明创立的心学学说在儒学正统性上一直存在争议.通过《别诸生》这首诗,王阳明表达了心学在谱系上与正统儒学一脉相承的观点。一方面,在儒学学说演变史上,他倡导回复理学兴盛之前本已存在的于儒学学说中的"心性"观:另一方面,王阳明提出了与正统儒学"修己治人"目标相一致的实践方法。王阳明之所以强调他的学说与儒学正统一脉相承的关系,在于使其学说本身更具有完整性并具有可信性和说服力。     

恩格斯晚年宗教思想研究

宗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种文化现象,并始终对人类文明进程发挥着独特的影响力。作为马克恩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毕生关注着宗教现象。在历经前期探索基础上,恩格斯晚年更是对宗教问题给予了极大兴趣,撰写了一系列理论著作,从多个维度剖析了复杂的宗教现象：从意识形态角度论述宗教特质;基于辩证思维彰显宗教功能的双重性;立足唯物史观视野剖析宗教的历史形态变迁及其未来的自然消亡等。此外,恩格斯还对具体宗教现象或宗教问题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对近代科学诞生时期宗教与科学张力关系以及早期基督教起源问题等,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展现成熟宗教理论的解释力,并透视出其晚年宗教研究的历史底蕴。可以说,晚年恩格斯宗教理论具有总结意味的系统化、理论化,也对我们把握当下宗教现象具有启示意义。     

评波普的形而上学历史非决定论

波普把历史决定论作为一种方法进行批判,他用以批判的武器是假说法;他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以事实、价值的分野和科学分类为基础;理论科学关注普遍规律,历史科学关注独特事件的解释。他认为历史决定论错误地使用了物理学的概括法,历史只是价值领域,历史没有规律,历史科学的方法是零点法。然而他的批判形而上学性明显,不能驳倒历史决定论。     

从学术史角度考察《史记》"五帝""三代"本纪史料价值的得与失

从学术史角度看,司马迁的《史记》之“五帝”、“三代”本纪在反映中国上古文明史方面,有相当的客观可靠性。这种客观可靠性是建立在司马迁继承家学与师承、熔铸先秦典籍以及注重实地考察等基础之上的。但从今天的唯物史观看,《史记》之“五帝”与“三代”本纪也存在着时代局限。这主要表现在司马迁编纂《史记》时所参用的先秦资料不全面,也表现在以儒家思想为选材标准的片面性等方面。     

试析司马迁的重商思想

司马迁是在历史著作中专章谈经济问题的第一人 ,从《史记·货殖列传》与《史记·平准书》中 ,我们可以读出司马迁在经济思想上的“一家之言”。在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系中 ,其主要特点是反传统。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反传统的经济思想 ,重视商品经济发展是其经济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重商论”也是司马迁反传统经济思想的具体体现     

麦金太尔伦理学思想中的历史与道德真理

麦金太尔伦理学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强烈的真理意识与坚定的历史主义立场共存。尽管麦金太尔试图超越相对主义,但他所接受的托马斯主义真理观对真理相对性与绝对性的割裂已经使其不自觉地认可了相对主义的道德合理性。麦金太尔的历史叙事预设了一种目的论的历史哲学观点。在这种预设下,麦金太尔透视了西方的道德历史,并且得出了一个迎合历史判断的结论。麦金太尔的道德合理性思想实际上是历史阐释中的形式主义和情境主义冲突的产物。     

波普尔“历史非决定论”思想产生影响的原因探析

作为批判理性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卡尔·波普尔，其一生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特别是他的历史决定论上。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驳斥，即他的“历史非决定论”思想从总体上讲是站不住脚的。但他的这些错误思想在世界上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人们中间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认同。究其原因，我认为这首先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本身存在严重问题有关；其次与他批判的特点有关——用貌似纯科学的方法作纯学术的批判；三是其批判锋芒所指虽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但主要是指17—18世纪历史决定论，特别是指被教条化、庸俗化和曲解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更深层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是在实践中运用辩证逻辑概括出来的，而波普尔的批判主要运用的是形式逻辑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这样的逻辑和方法是人们通常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方法。     

进化与反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进化史观

进化史观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中占据主流,为绝大多数文学史家所采用,影响至深。作为小说史家的鲁迅,也受其影响。然而,在撰写《中国小说史略》过程中,鲁迅对进化史观进行了取舍扬弃。独特的小说史建构方式,使《中国小说史略》成为中国小说史学史上一部特点鲜明而又具有典范意义的学术文本。     

蒙文通对六经皆史说的批评及其经史观的时代意义

蒙文通在对待经史关系问题上,既主张经史分途,批评六经皆史说,又认为经、史有一定的联系。其经史观认为经学乃中国思想文化的无上法典,其影响远非史学等所及,不应以西方学科之分类来衡量经学,这在当时儒家经学扫地的时代背景下,对于保持和发扬中华文化传统,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