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诗的写实性与《史记》实录精神

司马迁撰写<史记>坚持"不隐恶""不虚美"的实录精神,不仅对后世史家著史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后世诗人创作也有所启迪,比如杜甫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示例.杜诗之所以被誉为"诗史",不仅仅因为它善陈史事,还因为它能"书法不隐",直言批判唐代最高统治者,这固然与时代环境、杜甫忠君爱国之心以及对<诗经>现实主义风格的继承等有关,但更是杜甫在思想层面上自觉接受司马迁<史记>实录精神的结果.     

唐末五代的咏史诗

唐末五代文人基本上以儒家入世精神为基础 ,他们期望改造不安现实 ,为了避免动乱之中的恐怖氛围借历史题材创作了较为委婉的咏史诗。但这种咏史诗亦有着丰富的现实意义 ,他们要求借前代误国的事实作为反省、警戒的借鉴。此时期咏史诗表现出作者的入世精神和作者的个人感情 ,因此 ,分为讽刺当世的方面和作者的悲叹之感     

再论左思《咏史》诗创作时间

钱志熙在<魏晋诗歌艺术原论>中认为,左思的<咏史诗>是其晚年退居宜春里的回忆之作.但<咏史>八首复杂的思想、中古诗人诗句的对比、<咏史>的流传都说明左思的<咏史>诗并非晚年回忆之作.     

从《史记评林》看明代文人的叙事观

<史记评林>诸家评点中"文章之法"与"叙事之法"两种批评焦点的并行运用,或可被视作叙事文学批评史上从传统的"文章之法"向"叙事之法"转变的过渡性特征.它后来发展成为金圣叹、毛纶及毛宗岗父子、张竹坡那样较为成熟的"叙事之法".其中对于<史记>"正体"、"变体"之分判,体现出明代评点者对于叙事文文体性质的关注,亦显示出他们对于何为"正体"、何为"变体"有着自觉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在此"正"、"变"分判中,确立了传统叙事文写作之典范,此为明人评点<史记>在文学批评意义上的重要贡献.由于这样的发现和关注,<史记>作为传统叙事文之典范,其文学性质及意义得到了有效的彰显,同时也丰富了我们对<史记>所代表的中国叙事文学传统及其性质的理解.就这一点而言,<史记评林>在传统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关于《史记》与《春秋》关系问题的几点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史记>继承了<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之精神,司马迁是以孔子第二自居的,故<史记>是第二部<春秋>.这种现点的偏差在于:既没有考虑到春秋与西汉两个时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巨大差异.也没有顾及到司马迁与孔子千差万别的个人经历.孔子对春秋"乱世"无能为力而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通过"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来达到"祖速尧舜,宪章文武"之目的,其着眼点在来世;而司马谈发凡起例的<史记>之创作目的一为"宣汉",二为整合学术,为西汉统治者"献治安策",以适应西汉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其着眼点在当世.     

《史记》实录精神与新闻真实性

<史记>以"实录"精神影响了当代新闻从业人员,本文着重论述了<史记>的实录精神与新闻报道的真实性的一致性,以及在实际新闻写作中的运用,旨在从史家精神中汲取一点有益于新闻写作的养分.     

《史记》“互见法”再论

<史记>叙事首创"互见法",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然而,今人在嘉许<史记>"互见法"首创价值的时候,对部分互见文字的真伪要谨慎,还应看到<史记>"互见法"体系并不完备,<史记>"互见法"的运用还不很自觉,特别是"互见法"对于今人还原<史记>"一家之言"的哲学真相有很大的干扰.     

《史记》词语古今注译考辨

<史记>中"狩河阳"之"狩"是以天子冬狩以避"晋侯召王"之讳,而非巡狞之义.<淮阴侯列传>"胁燕"之"胁"可以释为"胁服",即胁而使服.<史记><新序>"注齐秦之要,绝楚赵之脊"的"注""绝"相对,断绝齐秦之要,根据"要"的比喻用法及上下文语境,理解为打通了齐秦之间的障碍还是应该比较符合原意的.     

论《天使,望故乡》中的畸形情爱

托马斯·沃尔夫的长篇名作<天使,望故乡>是一部自传性很强的作品.作品中.甘特家的所有成员都无法以正常的方式爱其他人.他们的爱既不自然.也不正常.一方面,伊丽莎和甘特之间没有夫妻之爱;另一方面,他们身为父母很少关心过自己的子女,而子女对父母亦心存怨恨.通过运用弗洛伊德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论以及荣格关于"埃拉克特拉情结(恋父情结)"的理论,并结合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能较好地阐释作品中的畸形情感,剖析出人物的精神与心理状态,揭示20世纪初战后美国年轻一代的消极心理根源以及现代哲学和心理学思潮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同归而殊途——论司马迁与郑樵史学思想之"通"

<通志>、<史记>,同样博通古今,旨在治世之法.但是二书区别极大.首先郑樵作<通志>,旨在继孔子之遗志,传"至治成之法";而司马迁修<史记>,其旨在续放绝之史记,留当世之治法.再深入探究,就会发现二书成书的条件--作者的学术思想渊源,作者所处时代之思想文化、政治特征以及个人的性情和经历等等都完全不同.郑樵是纯粹的儒者,身处政治上屈辱艰难、文化上儒学再盛的两宋之交,学问博洽而性情孤高,平生以著述立言为所愿;而司马迁则是圆融的学者,生于治世之际、学盛之时的西汉盛世,博学而且广见,所修之<史记>不是<通志>所能的相较的.     

论宋初诗坛崇尚晚唐之原因

宋初诗坛为何崇尚晚唐,这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研究中的一个难点,究其原因,一是宋初诗人对晚唐这一概念的认定跟后人有所不同;二是对晚唐现实主义诗人对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发展,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三是没有从诗歌发展的自身规律上说明宋初与晚唐诗坛既相互承接又共同转折、完成唐诗向宋诗过渡的意义;四是忽视了宋初的社会政治现状和文化思想对宋诗创作的影响。     

论晚唐时期刘白诗人群的文学活动与诗词创作

白居易、刘禹锡在晚唐时期的诗歌创作情况与其在中唐时差别极大,元白诗派就此进一步发展为刘白诗人群。刘白诗人群最主要的诗歌创作活动有联句、诗歌赠答、诗歌别集和唱和诗集的编定三项,而诗歌内容主要是歌咏闲适生活;其词体创作则是就曲填词,著作也颇多。由于该诗人群在诗词方面的创作均取得了一定成就,因而对宋代诗词也产生了相当影响。     

南宋诗人与唐诗的关系

在一百五十余年的南宋文学史上,南宋诗人对于唐人唐诗的尊崇,不仅较北宋诗人更为鲜明与更为强烈,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其针对性也较北宋诗人更为明显与更为具体。南宋诗人的"善学唐",首先表现在由"千家注杜"而"以杜甫为师",并注重对"诗史"的尊仰,其次是于大量的诗话著作中,对唐代诗人的创作经验进行种种形式的总结。而大量化用或引用唐人诗句,仿效唐人诗体以进行创作,对"次韵诗"创作的热情不减,则是南宋诗人表现在宗唐艺术实践中最为突出的三个方面。     

陆游诗中的“天山”情结──南宋爱国诗对中唐诗的继承

诗歌的继承关系不仅是艺术形式和创作方法的继承,同时也包括内容的继承．安史之乱后,唐朝失去了陇右、河西和湟水流域,收复河湟是中唐爱国诗人的重要题材．靖康之变,南宋失去淮河以北广大领土,收复中原是南宋爱国诗的重要内容之一,南宋诗人借鉴唐人,继承和发展了爱国诗词。     

唐代诗人对商於古道的体验与书写

为梳理唐代诗人对商於古道的体验与书写,采用诗史互证和文学地理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唐代文人用诗歌记录了商山与丹江两岸道路的开凿及走向、沿途的关隘与驿站风俗与民情,讲述了古道的历史典故,印证了诗人们孤苦跋涉或者春风拂面的心路历程,使此道成为展示大唐文明心灵史的文化线路。     

统一新罗时期汉诗的晚唐风韵

统一新罗前、中期留存的汉诗作品寥寥无几,直到统一新罗后期汉诗创作的主体——新罗宾贡诗人的汉诗才大量出现。在题材内容上,宾贡诗人的汉诗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晚唐诗人的影响,具有浓郁的儒释道化的感伤底蕴,这种感伤底蕴以壮志未酬而忧郁难伸的儒家济世情怀为主要基调,又兼有离宦退隐而无奈伤感的释道情怀;在艺术风格技巧上,宾贡诗人的汉诗以淡雅明畅为主导,也不乏清健俊丽、雄劲壮阔之作,并且借鉴了晚唐主流诗派——温李诗派的对仗、声律及用典技巧,使其汉诗在平易通畅中见精工典雅。     

正史书之不当 补文献之不及——论王梵志诗的史料价值

王梵志是初唐诗坛通俗诗的代表,他的诗提供了大量有关唐代社会的珍贵资料,深刻地反映了初唐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及宗教的真实情况,王梵志诗作为史料可以以诗证史,正史书之不当,补文献之不及。     

穿越大唐的缕缕芳魂——唐诗中的女性形象述略

按照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时间顺序,简要论述唐诗中各类女性的形象及其变迁,指出:初唐女性题材诗歌以描写宫廷女性的上官体、历史美女题材为主;盛唐时期,除宫廷女性题材、历史美女题材继续大行其道以外,思妇、怨妇、弃妇、征妇、勇妇题材盛行起来;中唐时期,由于战争频仍,有关思妇、怨妇、弃妇、征妇的诗歌题材更多更广,贞妇烈女及妓女题材也有所表现;晚唐诗人不仅关注女性的外貌之美,更关注女性的内心世界。有唐一代,除男性诗人关注女性,写下了有关女性题材的大量优秀诗作以外,不少才华横溢的女性诗人从关注自身的角度出发,也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     

宋代《史记》人物史评与诗评之比较举隅

《史记》自问世以来,历代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对《史记》进行的补、订、注、评上,用诗歌形式研究《史记》被研究所忽略。其实,史评和诗评《史记》都应受到足够的重视。宋代苏轼的史论章《留侯论》和王安石的诗歌《张良》可谓史评与诗评之代表,从二之比较可以看出：诗评《史记》的成果不亚于史评,二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从山水诗看唐代诗人与山水审美关系的变化

山水诗是唐代诗歌中非常重要的一类,从诗人与山水的审美关系来看,时代不同,特点也不同,初唐是走向山水,盛唐是乐享山水,中唐是徘徊山水,晚唐则是退隐山水,这也是唐代山水诗人由开放到内敛的心灵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