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与老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比较研究

文章利用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基于世代比较研究的视角,分析了新生代与老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特征、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从群体内部来看,不管是新生代还是老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的比例达到2/3,表明与同代群体相比,大部分农民工就业都比较稳定,但将两代群体进行比较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略差于老一代.年龄、教育、婚姻、流动范围、就业身份、子女数等因素造成两代农民工就业稳定状况的差异.     

在职培训与农民工的就业流动——基于工作转换和就业质量变化的考察

基于辽宁省调查数据,从工作转换发生、工作转换类型、工作转换频次和就业质量变化4个维度对在职培训在农民工就业流动上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职培训能显著降低农民工的就业流动发生,但其作用具有明显的流动类型和人群差异性,表现为对女性和老一代农民工的就业流动及对跨区域和跨职业流动有显著抑制。在流动频次上,培训的作用不明显,且受过培训的农民工难以通过流动而实现就业质量的改善。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其就业稳定性值得关注。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情况的调研,并对调研数据采用Log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特征与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普遍表现出就业稳定性差的现象;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受年龄、择业机会识别、工资、企业用工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年龄、工资、企业用工环境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正相关,择业机会识别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负相关。     

社会融入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涉及职业待遇、职业行为、文化观念、身份意识等多个层面对非农职业的适应与融入，具体包括职业待遇整合、职业行为适应、职业文化接纳和职业身份认同四个维度。因子测评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总体水平低、内部不平衡的发展特点。回归分析表明，学历低、年龄小、不在婚、务工年限短、所在企业规模较小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诸多方面的就业质量状况都比较差。而分地区进行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呈现了更多的差异性。以上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在于推进相关部门以社会融入为指导思想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行为与就业质量

通过对湖南、安徽与贵州省新生代农民工的实证研究,探讨择业行为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作用机制与影响程度,并考察市场化程度与劳动力类型对这一因果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择业行为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与职业满意度的影响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二元路径模式,而新生代农民工择业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会因市场化程度与劳动力类型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性。     

基于性别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满意度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对他们就业满意度的研究,有利于客观反映该群体的就业状况,加快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本文基于山东省894份调查样本,运用统计性描述方法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满意度的性别差异.结果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整体就业状况的满意度偏低,并且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就业满意度低于女性;在就业满意度的各维度方面,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在报酬、工作关系、职业发展和劳动保障方面的满意度均高于女性,但在工作环境方面男性满意度低于女性.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在制定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该群体的性别差异及诉求特征.     

“民工荒”视阈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研究

持续不断加剧的＂民工荒＂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整体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他们仍然面临着就业技能缺乏、就业市场竞争激烈、就业制度化壁垒稳固、就业保障机制不健全等。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改变需要提升其就业技能、增加就业机会、消除就业壁垒、完善就业保障机制等,这就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共同的努力才能有效解决。     

基于AHP-Fuzzy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评价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不仅反映其自身的工作状况,也从一定程度上间接映射出二级劳动市场就业质量的好坏。系统全面地分析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能客观的把握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现状。在参考相关文献中就业质量指标的基础上,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独特的特点,建立全方位多维度的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用AHP方法对评价指标赋权重,结合模糊评判法进行综合评价。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分析——基于福建省的调查数据

基于2017年福建省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从就业能力、就业收入、就业环境、就业稳定性和就业权益保障等5个维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的群体差异,并利用因子分析法对其就业可持续性水平进行评价。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存在显著的性别和户籍地差异;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水平整体较差,就业能力对其影响最大。据此,提出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以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以改善农民工工作条件、加强权益保障工作以提升农民工保障力度等对策,以有效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可持续性。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问题的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其能力与素质的提高不仅对自身有利,更对构建和谐社会、加快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和素质现状的基础上,剖析制约其就业培训的因素,提出促进就业培训的若干建议,以期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充分就业。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通过正规教育、社会资本的支持以及"干中学"提升其就业能力。考虑到教育成本、市场需求等因素,新生代农民工应选择职业技术教育提升就业能力;依赖社会资本的支持提升就业能力,需要强调完整的家庭对新生代农民工提升就业能力的重要性,激励企业为员工提供更多在职培训,充分利用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搜寻中所依赖的草根力量,帮助农民工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使他们有机会获得在职培训和"干中学"的机会,进一步提高其自身的就业能力;"干中学"作为提升就业能力的重要途径,以就业为前提,并与劳动者个人的学习能力紧密相关。     

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和就业状况调查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本文利用浙江省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对比研究的方法,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特征和就业现状,揭示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存在人力资本的根本性约束,并提出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状况的对策建议.     

宏观调控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困境的政策援助

用人单位“用工荒”与新生代农民工“虚就业”、用人单位岗位空置与新生代农民工低就业、用人单位低待遇与新生代农民工高期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探索困境。对此,党和政府必须进一步改革就业制度,强化宏观调控,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亟待解决的问题入手,切实推行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成长与发展的就业援助政策,注重规范就业市场秩序,强化部门就业指导,培育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素质,引导和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良性就业,进而更好地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权益,推动整个社会的有序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本土化就业研究——基于台州市星村的社会学考察

本土化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本土化就业后,其生活水平、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具有新的特征。自身因素与外部因素的结合促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本土化就业。本土化就业对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及其家庭,乃至对社会都有显著的影响。     

市民化视阈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问题研究——基于全国3402个样本数据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是破解市民化困境、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关键。本文在全国抽取了3402个样本数据,围绕就业质量的6个维度,即工作条件、工作稳定性、劳动权益、劳动关系、职业发展与就业满意度展开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总体的就业质量偏低。并针对就业质量各个维度存在的问题,本文从政府、企业、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角度提出了提升就业质量的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珠江三角洲的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珠江三角洲814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因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补充了职业价值观和社会资本对其就业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微观层面上,职业价值观、受教育程度、性别和年龄等因素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产生显著影响;中观层面上,社会资本、高工资及教育培训能增强就业的稳定性;宏观层面上,政策制度和社会文化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产生显著影响。     

西北地区进城农民工就业职位上行流动机制研究

农民工就业职位的上行流动是农民工市民化深度发展的重要内容。基于西北地区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农民工职位上行流动和职位上行流动度两个logistic基础模型,探索影响西北地区农民工就业职位上行流动的重要因素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不同要素对西北地区农民工就业职位的上行流动影响机制不同,并且在西北各省内就业、西北地区间跨省就业及西北外地区就业的选择与获得路径上存在明显差异。西北地区各省要围绕农民工就业职位上行流动特征及机制,加强农民工就业的区域合作,制定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高的有效政策。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建立科学的就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是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合适就业支持政策和具体服务举措的关键和保证.本文采用层次分析和Delphi咨询法,提出了基于微观个体、中观环境和宏观政策三个评估维度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通过不断的实践修正,获得了25个具体的评价指标和相应权重.这一指标体系的提出,旨在为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就业等公共服务的政策效率提供参考,也为学术界后续量化研究打下基础.     

性别差异视角下职业流动对我国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研究

职业流动对不同性别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存在重要影响。利用CHIPS数据,采用基于RIF无条件分位数回归的FFL分解法,考察了职业流动对我国不同性别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结果表明,职业流动促进了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高,但其对男性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大于女性,因而扩大了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职业流动对不同性别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提升效应在高层次劳动力市场中更为明显。FFL分解结果显示,在中低分位数和高分位数上,两性间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和性别歧视分别是造成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随职业流动扩大的主因。提升女性人力资本水平,倡导两性平等的社会文化,是缩小我国农民工就业质量性别差异的重要途径。     

重庆市两代农民工就业身份选择比较研究

本文从个体特征、流动变迁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三个维度来考察其就业的身份选择.分析结果表明,老一代农民工就业身份主要受到婚姻状况、流动范围、在本地流动的时间、每周工作天数、每月租房花费、有无签订劳动合同、本地人是否愿意接受的影响,新一代农民工就业身份则主要受到婚姻状况、性别、每周工作天数、每月房租花费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