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研究

误读理论是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理论,涵盖了不确定性、互文性、反形而上学等重要解构思想。国内对这一理论的研究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文学接受的角度,认为误读是读者对具有“召唤结构”的文本在不同历史语境中作不同“填充”,区别于作者原意,也区别于杜撰;二是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误读理论在此作为比较文学方法论而受到重视;三是对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对单个西方学者的相关论著的系统研究,还需要加强对解构主义误读理论内在体系的研究,增进对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思潮的认识。     

论保罗·德曼思想中的“转义”

转义不只是语言的一种修辞手段,更是理解语言意向性的认识论前提。把转义视为语言的本体,强调语言的意向性,是德曼语言观的理论出发点;把转义作为文学阅读的原则,强调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促成了文本意义的多样化;把转义看作认识论的起点,更好地审视了语言建构和解构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     

论解构主义文学批评

解构主义是西方整个后结构主义思潮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应用于文学领域的解构批评是一种具有颠覆性和破坏性的阅读理论和实践,它质疑并挑战了语言系统所谓确定文本边界、总体与明确意义的功能。本文以德里达为重点,论述其解构主义批评的核心概念,以对解构主义批评达成要领性理解。     

巴赫金对话理论中的“盲视”——一种保罗·德曼式阅读

“对话”是巴赫金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它体现了他的认识论、存在论和价值论等多方面的重要思想。然而,美国著名解构主义思想家保罗·德曼却以语言的修辞性为基本立场,把对话看作是解构巴赫金思想体系的重要的“墙角石”：第一,对话作为理论术语和巴赫金现实生活的潜意识对应,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其理论体系向艺术创作的辐射力度,造成阅读过程中的盲视;第二,对话作为文艺研究方法,忽视了虚构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否认文本语言的转义性,造成了阅读过程中诗学话语和阐释话语两种阅读模式之间的不确定性。     

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的有效性问题研究

解构主义误读理论颠覆了“正读/误读”的二元对立,认为阅读不存在客观的标准.这种思想引发了赫施代表的传统阐释学从作者意图角度所作的抨击,也触动了艾柯作为符号学家从文本意图角度所进行的矫正努力,然而解构主义误读理论取消作者、文本、读者这些标准的权威性,并不意味着误读实践是随心所欲的,它只是反对把某一种标准当作唯一的中心,主张通过对文本语言修辞的研究来挖掘文本无限可能的意义形式.     

“误读”是诗歌创新的基源——浅谈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的“误读”理论

美国著名的"耶鲁批评学派"的批评家布鲁姆在1973年出版的《影响的焦虑》中提出了"影响的焦虑"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误读"理论。布鲁姆认为"诗的历史就是诗人中的强者为了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间而相互‘误读’对方的诗的历史"。"误读"成为诗歌创新的另一理论,这一理论解构了传统的文学创作的普遍模式。     

耶鲁学派的文学解构主义理论和实践

在美国的耶鲁学派中,德·曼的文学解构主义理论和实践是修辞性的;米勒的文学解构主义理论和实践是异质共生性的,即解构的同时也在建构;哈特曼和布鲁姆的文学解构主义理论和实践也各有特点。     

杰弗里·哈特曼:一个超越解构的解构者

杰弗里·哈特曼是法国式解构思想最初在美国的发扬者之一,为盛名久远的耶鲁大学学者和"耶鲁学派,"成员。其解构主义批评理论是与以德里达为主要代表的解构主义批评和美学理论一脉相承的,特别是对解构主义的不确定性理论的继承。但是他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超越。他把解构当成一种文本解读的策略而非某种教条。批评与文学同一性这个观点正是哈特曼解构主义批评理论最别出心裁之处。此外,对于人文性的信仰,对批评家心理学方面的探索,均体现了他既坚持批评本体又超越批评的姿态。哈特曼以传统的人文特性兼具解构特征,是一位"超越解构的解构者"。     

“上帝之死”与“作者之死”——作为解构主义哲学基础的尼采

本文以尼采的"上帝之死"与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两个哲学命题的相似性为切入点,对解构主义与尼采在哲学思想上的渊源进行了探讨,证明解构主义理论中对于作者权威的解构以及文本终极意义的不确定性等基本观点皆可自尼采对理性以及宗教的解构中找到根据。因此,可以说,尼采是现代以及后现代解构主义思想的理论奠基人。     

解构主义文学误读理论辨正

解构主义文学误读理论的"误读"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有必要对其进行辨正:第一,误读理论并不只是强调读者的阐释活动,同时关注的是一个更为宏观的经典文本的历时性差异运动,而在这种运动之中,"作者的焦虑"才是关键所在;第二,误读理论在肯定所有阅读都不是单一解释的同时,又指出在对文本进行解释的时候存在界限,超出这一界限所作的解释是不合理的,误读的界限就源于"文本"。     

传播学视阈中的误读机制分析

当前学术界内外对布鲁姆的“阅读总是一种误读”的观点存在着赞成和反对两种尖锐对立的评价。其实运用S·霍尔的编码／译码理论,分析符号外延与内涵结构特点以及内涵与社会文化结构的联系,从符号传播的动态角度把握误读产生的原理和机制,并根据霍尔关于符号的意义是编码者和译码者共同建构的这一主导思想,可以说明布鲁姆观点的可论证性。但要准确表述布鲁姆的观点,传统上针对文本而提出的误读、正读等术语的内容则需要作重大修改甚至彻底摒弃,因为所谓的文本意义没有客观性。     

德里达究竟解构了什么?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文字学”理论 ,是 2 0世纪后期整个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颠覆了以“逻格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为别名的西方理性主义。通过解构言语与文字的关系、文本的传统意义以及哲学与文学之间的等级概念 ,德里达实际上为我们解构了亘古如斯的西方传统哲学 ,即“在场的形而上学”。     

开放与解构的阅读教学模式

针对目前英语教学还停留在技能型教学阶段实际，提出了开放与解构的阅读教学方法。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和巴特、克里斯蒂娃对“互文性”的阐述是其理论基础。文本意义是不确定的，文本的理解依赖于互文性的分析，文本的意义产生于对文本的解构和重组创造。教师的角色是引领学生进行多维思考，使学生的知识创新能力得到提高。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文明论研究

面对异化的理性所带来的文明发展危机,德里达以解构的视野与策略,从"文本"研究的词源学入手,不断延宕向哲学、政治学和伦理学,进而引入对文明的忧思与救赎,开创了文明论研究的新领域和文明救赎的新模式:解构主义文明论。这种文明论以颠覆传统的"在场的形而上学"为突破口,从而解构工具化理性文明的前提与内基。解构不是摧毁,而是一种策略,一种承诺,解构主义文明论在解构传统形而上学后蕴含着文明和谐发展的理论旨归与价值诉求。     

浅析德里达视野中的“书写”

“书写”是德里达解构主义的一个关键术语。他将书写视为语言之根，以此反叛语音中心论，主张一切都是书写；并以无意识中的心灵书写开启语言的自由的生命力；他进而透过有形的语言，进入无形的语言世界，以“总书写”来命名那种无形的宇宙的根本推动力。以其书写理论入手，德里达展示了解构主义冲破一元中心传统的力量。同时，德里达围绕着书写与书既相斥又相依、既悖离又返回的关系，完成其自我解构。这种自我解构策略，正是我们真正理解德里达解构观的重要途径。     

武器装备中的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认为意义包含文本之外的内容,文本之间可以互渗,人类的经验具有多样性,文本没有稳定的解释。其基本意义为拆解,它关注文本的非作者意图解读,强调解读的无限性。解构的基本特征是开放性和永久性。武器装备中的结构视为文本,其中渗透着解构主义。起点结构和结果结构是解构路途中的里程碑和参照物。它主要表现为武器范畴的解构、实现嫁接、创造寄放结构、结构超级化、削弱敌方感知能力、外部条件产生武器作战形式中的解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式的解构、武器与目标之中的解构。对其揭示具有重要的军事科技创新意义、语言学意义、教育学意义、国防和军队改革意义。     

试论《围城》中的解构主义特征

《围城》是一部具有鲜明解构主义特征的文本。这种解构性不仅体现在对传统等“宏大叙事”的消解上,更以其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言中心主义”的破毁以及互文和嬉戏,从而使得文本本身形成一巨大开放、充满张力的知识话语空间。     

斯皮瓦克从解构延异到属下主体效果探究

解构主义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界限,挑战了二元体系,使翻译过程变为对意义的多重阐释。深受德里达的影响,斯皮瓦克不仅成功超越了文本局限,还借助批评和翻译实践,把解构与现实的文化和政治经济问题联系起来。本文集中探讨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下踪迹延异理论到斯皮瓦克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应用,直至其属下主体效果研究,希望通过历时的对其关联性进行的尝试性探索,为今后研究提供参考框架。     

从解构主义看亨利·菲尔丁的小说创作

20世纪以来,解构主义思潮已广泛影响了文学创作理论。从解构主义观点重新审视菲尔丁代表作品的语言结构、篇章构架、我们会发现亨利·菲尔丁的创作与解构理论有许多吻合之处。语言大师菲尔丁早在18世纪时就已表现出反传统、反西方理性主义和反二元对立论的思想倾向。在角色的艺术审美上,也表现出永远难以达到本真境界的解构主义理念。     

“网络文学前沿问题”笔谈（下）——网络文学的文本特征

以解构主义对文本的解放与解构为理论原点,分析了网络文学的三个文本特征:作者的散逸;结构的无意识化;表达分式的多媒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