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文明观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文明观,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文明发展与不同文明间关系的基本观点和根本看法。它继承了中华传统“文明观”,批判了现代西方文明观,是对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道路探索经验的积累和提炼,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它包括“五大文明”协调的文明形态观,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交往观,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文明价值观。它从文明观的维度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人文基础,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思想指引。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逻辑、文明呈现与理论超越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百年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从生成逻辑上看,人类文明新形态创新性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创造性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合理性吸收和借鉴一切优秀文明成果、阶段性展现和延续中国共产党现代化事业的百年历程。从文明呈现上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文明、布局上是“五位一体”的整体文明、道路上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生文明、目标上是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新型文明。从理论超越上看,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五重超越”意义,超越了“西方中心论”“资本中心论”“文明冲突论”“国强必霸论”和“历史终结论”,体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     

论人类未来文明是物种文明——兼评其他两种未来文明观

迄今为止,许多学者对传统至现代通行的传统文明观念及其文化生活方式提出了系统的质疑和批判,并提出了取代传统文明观的未来文明观,和重新设计人类未来的文化生活方式,其中主要有生态文明观、和谐文明观与高懿德所提出的物种文明观。物种文明观以为:传统至当代的文明本质上是一种以人种为尺度的人种文明,未来文明在本质上则是以物种为尺度的物种文明,"物种文明"这一概念是对未来文明本质的准确定义和把握。生态文明观的理论和实践只是探寻和走向未来物种文明形态的中间过渡环节,不是人类文明的真正未来形态。和谐文明观作为对未来文明观的一种描述诚有许多可取之处,但未把握未来文明的真正本质,是一种尚未成熟的未来文明观。     

英美“世界文明史”编撰述评

随着文明互鉴理念的深入阐发与实践,国内学界开始重新审视甚至极力改变以西方为主导的文明观,文明成为我国当前讨论的核心问题,重写文明史势在必行。重写文明史的首要任务,即要清晰把握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整体文明史著作的编撰概况和存在的问题,为全球问题提供“中国视野”“中国方案”,阐释新时代中国的文明观,传播中国的理论话语。自19世纪英美编撰整体文明史以来,至今已有近百部著作问世,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总结有所贡献。但英美世界文明史编撰存在诸多问题：早期文明史书写缺失印度、中国等东方文明;极力贬低东方文明或亚洲文明,将其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幼年期”以衬托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西方与非西方文明失衡,西方文明是主要内容;存在史实错误,认为东方民族非文明的源头;缺乏历史书写的严肃性和客观性,将中国王朝的衰退归结于中国语言文字的复杂性,将印第安文明的毁灭归结于其不适应西方文明。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即是西方霸权式的文明观始终存在：或大肆宣扬欧洲海外扩张和殖民带来的“世界性影响”,或将16世纪以来的时代统称为“西方统治时代”,甚至将人类从古至今的文明完全置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一种新型欧洲中心论日渐凸显。     

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及其当代价值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处的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方位,从人类文明发展的生态转向的总体视角,根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和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基础,通过对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超越和对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换,实现了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在此基础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作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战略地位,并以“人民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取向,强化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在思想上、法律上、组织上、体制上、作风上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战略举措,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效率、效果和效能。“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要求“五个文明”协调共同推进,是一种有别于西方人与人、人与自然异化的“中国式现代化”,必然造就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实现的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当代价值在于：一是能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美丽中国建设,提升中国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国际话语权;二是它所蕴含的“中国式现代化”和创造的人类文...     

中国共产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反贫困之维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基于百年奋斗经验与展望未来发展蓝图所凝练的重要政治概念。人类文明新形态尽管有着诸多维度，但其中最具有辨识度、最具广泛号召力的维度就是反贫困维度，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民族性逻辑、世界性逻辑与现代性逻辑的展开过程中均体现出强烈的反贫困意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先后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土地斗争为主要标识的反贫困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实现工业化为主要抓手的反贫困成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小康为主要叙事的反贫困成就，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共同富裕为主要目标的反贫困成就。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对其他文明形态超越和引领的最主要说服力，正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贫困实践生发出来的。该文认为，要系统全面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反贫困之维，还需要从“技术—制度—文化”分析框架、“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总体布局、“政党文明—国家文明—世界文明”同心结构等方面，构建起一整套文明观察方法论，以观中国式现代化在反贫困征途上所开的文明之花、所挂的文明之果。     

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是19世纪出现在西方环境中人类最伟大的思想成就之一,是启蒙运动、人文主义、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时代的产物,其核心价值自然也体现在无神论中.但是,随着人类文明在新时代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或宗教观也理所当然地会与时俱进,吸收其他文明传统在新时代的优秀成果,以确保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宗教长期性、群众性和复杂性的论点,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     

文明交往和文明对话

文明对话是人类文明交往的理性形式。不同民族的不同文明中有许多重要思想资源,需要加强研究与开发,这是更深度反思的文明对话。对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西方文明这些重大文明典籍中的共同文明理念,进行深入发掘和研究,这是文明自觉者应负的历史责任。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视域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深入研究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进程，科学回答文明形态的划分依据、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根本动力和未来图景等问题，提出文明发展路径的多样性、世界文明交往与冲突的必然性等观点。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的引领地位，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将创造丰富的物质文明同发展多样的精神文明相结合，提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和鲜明中国特色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平等对话、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绿色发展、共建共享”的新文明理念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共存”的新发展理念搭建“一带一路”实践平台，以“共善”凝聚“共识”，形成“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世界文明体系，重塑人类文明格局，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创新人类文明共存方式，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进入全新历史阶段，为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注入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癌症与重生——罗马帝国、西方文明与基督宗教

造成现代文明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其根源全都蕴含于中古时代的西方文明之中。然而,西方文明乃"两希文明后代"之说却无法完全说明西方文明的产生。西方文明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关系可用"癌症与重生"来比喻。古典文明集大成者罗马帝国的辉煌、病症和腐烂,西方文明的重生及其原因和结果,展现出古典文明与基督宗教在对待人的生命、性和婚姻、社会服务、劳动与财产观念、自由与公正观念等多方面的对立,说明古典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不同的,导致人类文明空前发达的"西方文明",其重生乃因基督宗教,其灵魂乃在基督宗教。     

第三代新儒家视域下的全球文明对话

文明对话不仅是世界各大文明自身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理解、相互融合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方式。以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蔡仁厚为例,第三代新儒家的学者们看到了全球化背景下进行宗教与文明对话的必要性,他们关注儒学与非儒学的交流,注重儒学与世界各大文明的对话,并在理论与行动上积极参与全球文明对话的进行,体现出融摄西学、多向建树的趋势、对儒学地位确认的转变以及对话意识的加强三个重要特征。     

19世纪中国人历史观念的新旧过渡

19世纪是中国人历史观念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重要过渡时期。传统华夏文明正统史观随着“天下”空间架构的裂变与文明谱系的夷夏错位而走向消亡,人们以新的世界眼光探索中西文明由对立而走向“大同”的历史趋势,并在历史的变易观念中注入竞争进化意识。     

论文明理论的发展与生态文明的提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文明理论与中国的文明发展问题,历经两个文明、三个文明、四个文明等发展到今日的生态文明并成为共识。文明的本质不能简单理解为改造自然的成果和进步状态,而应看做是对人的生存价值世界在生产和分配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衡量。这种合理性与合法性体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与平衡。传统文明作为人从自然界分离的产物,本身就具有非自然、反生态性,其极端发展导致了今日的生态危机。今日人类精神只有从类群伦理、国家伦理上升到世界伦理、生态伦理的高度上来,才能实施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生态文明的发展上来。     

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深刻意蕴、重点任务及时代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立足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目标，提出了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任务要求，为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指明了前进方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既是续写中华民族辉煌历史的使命自觉，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迫切需要，更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应重点提炼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精髓，即聚焦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思想，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宇宙哲思、邦交之道、治国理念和精神追求展示出来、传播出去。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着力回应时代诉求，保持开放的视野胸襟。一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分析筛选和补充完善；二是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     

中国比较文明学学科的发展与理论体系建构①

21世纪中国与日本的比较文明学学科建设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中国学者提出了学科理论体系建构的基本模式.对学科定义、基本范畴、学科基本构成与比较文明史作出了新的界定;划分了不同于西方学者传统观念的八大文明体系:对比较明史的历史形态方面,提出了以"陶泥时代"为第三种文明形态的观念,改变了传统的从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之间缺乏衔接与过渡的局面;特别是中国学者所提出的"四大文化复兴"观念,更是一种学科理论观念的创新.     

对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论的若干回忆——兼述我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

本文概述了作者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所创立的生态文明与四大文明全面协调发展理论,尤其是在我国学术界最早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命题;并把它纳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展示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当代新形态。通过作者对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梳理,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生态文明新理论从学界马克思主义视野,进入政界马克思主义视野的历史轨迹,深刻阐明了党的十七大首次把"建设生态文明"写入党代会报告,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观念,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巨大进步,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点再反思

中国之有新闻业以及新闻史离不开所谓现代性问题,在中国语境中亦即“古今中西”问题.围绕现代性及其话语迄今形成两种思路,一为从传统到现代的进化论思路,包括“走向世界”“国际接轨”“全盘西化”的自由化路径与“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自由”的革命化路径;一为从文明体系到现代体系的文化主义思路.与之相应,似可分出不同类型的新闻史研究.文章对此进行了初步的思考与探索,藉以在广阔的文明背景下追寻中国新闻业的内在逻辑.     

全球化背景下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往

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都是博大精深、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和持久生命力的文明,在全球化浪潮中日益显现出各自独特的魅力,也面临着相似的挑战。两者应该而且能够在生态环境、世界和平、全球伦理等领域,进行对话,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存共荣,为全球化形势下构建“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人类文明新秩序做出应有的贡献。     

从中国之治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学意涵

从聚焦中国之治走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围绕着新时代中国向何处去、如何行稳致远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大政治命题作出了新的理论阐述。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学精髓与内核,其理论价值在于引领中国之治超越西方“民治、民有、民享”的政治理念及其实践,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为破解人类共同难题、推动世界和平发展提供制度性思考和可通约性理念。把握好这一点,应依托“一带一路”建设,把中国梦与世界梦有机统一起来,并以既不“媚西”也不“复古”的姿态建设文化强国,贡献人类文明,以更宽广的马克思主义视野、更持久的大国担当来思考和把握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中国比较文明学学科的发展与理论体系建构

21世纪中国与日本的比较文明学学科建设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中国学者提出了学科理论体系建构的基本模式,对学科定义、基本范畴、学科基本构成与比较文明史作出了新的界定;划分了不同于西方学者传统观念的八大文明体系;对比较明史的历史形态方面,提出了以陶泥时代为第三种文明形态的观念,改变了传统的从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之间缺乏衔接与过渡的局面;特别是中国学者所提出的四大文化复兴观念,更是一种学科理论观念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