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

首先论述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的关系,其次,在庆历新政时期,由于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的共同努力,确立了"明体达用之学",此为道学之先驱。从庆历新政到道学,其间经过了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道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下形成的。第三,范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并重视《中庸》和《春秋》,这对于道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范仲淹与道学在思想上的联系,更主要者是他首先在宋儒中提出了"孔颜乐处"的问题;宋学精神之所寄在书院,范仲淹的重视教育,大力兴办学校,对于宋代书院的兴起有开创奠基之功。     

道宗当世 名重本朝——简论范仲淹与王安石

北宋中期发生的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对当时的政局及其后的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探讨庆历新政及其主持者范仲淹对熙宁变法主持者王安石的影响,王安石与范仲淹的交往,以及范、王文学创作的相同点。     

金君卿及其著怍评介

金君卿,字正叔,北宋浮梁(今属最德镇市)人。金君卿与欧阳修,范仲淹、曾巩同时代,且互有诗歌唱和,曾巩还曾为金君卿之父撰写墓志铭,关系更为密切。由于《宋史》无传,墓碑无存,故其生卒时间及生平事迹,后人均不得详知。但据一些零散资料,我们仍能知其梗概为:北宋康定(1040年)中,范仲淹守鄱阳,金君卿被“延致门馆”。①庆历(1041～1048年)间举进士。②皇祐二:年(1050年)任秘书丞,五年(1053年)任太常博士。③为绠亲,仁宗时调任江左,历任知临川、权江西提刑④和江西提     

“环滁皆山也”

古典名篇《岳阳楼记》开头一句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范仲淹为什么不从“庆历五年,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写起,或从“庆历二年,滕子京因事下狱'写起,而选择'.庆历四年春"下笔呢? 这里是大有文章的。     

《醉翁亭记》赏析

宋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领导的新政失败,被贬河南邓州.积极参与新政的欧阳修,"慨言上书",一度下狱,后被贬为滁州知州.本文作于他到滁州任上的第二年(1046).他此时的心情和范仲淹应该同样是忧心忡忡的.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实际上就是以忧愁代替了一切正常的心境,排斥了欢乐.这一点我们在分析<岳阳楼记>时,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而欧阳修却没有像范仲淹那样"进亦忧,退亦忧",他在<晚泊岳阳>中这样写:     

被“化约”的文学世界：士风叙事下的范仲淹及其文学创作

范仲淹的士风观内涵丰富,主要表现为以“四民”说为角色意识基础,以敦教育、慎选举为士风振起途径,以不离中道为理想士风状态。传统士风叙事对范仲淹形象的化约遮蔽了其文学世界的诸多层面,如基于“中道”观的文学思想,以精英化的制度关怀表达淑世情怀的方式,以及层次丰富的隐逸书写等。在对范仲淹的士风叙事中,欧阳修引入“外和内刚”说,力图补完当时对庆历士风畸重于“刚”的印象;苏轼持“一定之见”说,强调政治定见与操守,将其纳入旧党的思想谱系;宋后的题咏则将其化约为若干标签化的士风印象。“士风”作为一种方法,为全面认识范仲淹的文学世界提供了契机。     

范仲淹变革思想论——兼论与王安石变革之异同

范仲淹的变革思想,从朦胧到清晰,从大概到具体。最能体现"庆历新政"前其政治变革思想演变过程的是《奏上时务书》和《上执政书》。《奏上时务书》提出变革文风、讲求武备、注重人才、勉励谏官、抑制恩荫等五个方面主张。范仲淹此时的政治变革思想更多地表现为笼统模糊、不成体系。《上执政书》提出六点具体变革应对措施:"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范仲淹这次上书阐述自己的变革思想,重点突出,思路成熟,措施具体,层次分明,自成体系,"庆历新政"的大致构思在这里已经形成。"庆历新政"的内容在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有完整体现。这次条陈十事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全篇文字简洁凝练,重在实用。至此,范仲淹完成了从"怎么想"到"怎么做"的转变。宋人种种关于政治革新的言论或作为,可以概括为"择吏为先"四字。范仲淹的变革思想沿着这条线索演变。在以"人治"为特征的封建专制社会,要变革官僚阶层,与社会根本性制度相矛盾冲突,失败是必然的。王安石变法重点在变更朝令法规,并不去触动体制根本性的问题,具有相当的可行性。     

曾巩及其散文的评价问题

曾巩是一位擅名两宋、沾丐明清,却暗于现今的作家。庆历元年他始识欧阳修时,欧便“见其文奇之”(《宋史,曾巩传》);次年曾巩落第南归,欧作,《送曾巩秀才序》说:“曾生之业,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弃之,可怪也。”惋惜抱屈之情,溢于言表。他并认为,“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曾巩)为喜。”(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他曝书得王安石《许氏世谱》,忘其谁作,说“介甫不解做得恁地,巩是曾子固所作。”(《朱子语类》卷一三九引)无独有偶,在知贡举时,他得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     

从范仲淹的交游看朋党之争

用党之争并非导致“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更不是“庆历新政”的必然产物和不良后果。朋党,是守旧派强加给改革派的罪名。本文通过考察范仲淹与吕夷简、梅尧臣等人的关系,试图证明：历史现象是复杂的,人物评论也决非可以简单地类分为君子、小人而黑白判然。作为宋儒中开风气之先的领袖人物的范仲淹,“行已有耻”,其交游之道是：唯德是依,见贤必亲;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而不计个人恩怨,这也是他高风亮节人格扭力的体现。     

欧阳修对曾巩散文的影响

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注重奖掖后起之秀,曾巩就是其中之一.在其指导下,曾巩改变了早期散文气势外露而内蕴不深的文风.他的"文与道俱"、"道胜文至"、"事信言文"等观点也影响着曾巩的散文创作实践和理论.     

试论曾巩的目录序

曾巩一生给我们留下的11篇目录序,是他散文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宋代书序三大家中,欧阳修以诗文序见长,王安石以经义序著称,曾巩则是以他的目录序受到世人的推重。清人方苞说:“南丰之文,长于道古,故序古书尤佳。而此篇(《战国策目录序》)及《列女传》、《新序》目录序尤胜,淳古明洁,所以能与欧、王并驱,而争先于苏氏也。”     

范仲淹知庆州的措施和影响

宋夏战争初始，多数战役都以宋的失败而告终。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五月，范仲淹由延州迁知庆州，到庆历四年正月，范仲淹知庆州共四年零九个月，抗击西夏。范仲淹，临危受命，奔赴西北边疆，采用清野固守政策：择良将、练甲兵以治军旅，筑城修堡以强防御，军民屯田以实边郡，安汉抚羌共御强敌。这些安边之策的实施极大地增强了宋军的战斗力和环庆边境的整体防御能力，扭转了战局。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重订和约。以后二十多年，宋夏和睦相处，极少边事。范仲淹知庆州具有积极的影响。     

试论范仲淹的忧乐观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人.他是北宋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因首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而名垂千古.他的这一名言又一直为后人所传诵并用以自勉.本文就此作一考察.1 范仲淹的“先忧后乐”思想首先在其著名的《岳阳楼记》中以生动感人的语言表达出来.当时,正值“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被再次贬出朝廷,和其他一些参与或支持     

范仲淹知庆州与宋夏战争

宋夏战争始初,多数战役都以宋的失败而告终。范仲淹临危受命,奔赴西北边疆,采用清野固守政策,增强了宋军的战斗力,扭转了被动局面。对这一问题,历来论者的注意力多集中于公元1040年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副使兼知延州时的作用,很少有论者关注庆历元年(1041年)范仲淹知庆州4年对抗击西夏的作用。范仲淹由延州迁知庆州(今甘肃庆阳)、迁左司郎中、为环庆路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的4年中,择良将、练甲兵以治军旅;筑城修堡以强防御;军民屯田以实边郡;安汉、抚羌共御强敌。这些安边之策的实施极大地增强了宋军的战斗力和环、庆边境的整体防御能力,扭转了战局。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重订和约。以后20多年,宋夏和睦相处,极少边事。     

范仲淹的庆历兴学与书院教育

范仲淹在创通经义、革新政令与书院讲学三个方面,奠定了宋学的学术精神。特别是他推动的庆历兴学与书院教育,使他成为宋学的开创者、奠基人。范仲淹对书院教育的推动,主要表现在他与睢阳书院的学缘关系及在睢阳书院的教学活动。     

简论范仲淹的思想言行及影响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风貌发生了明显转变,由颓废无为转向积极高昂.其中.范仲淹起了积极的引导带动作用.范仲淹秉持济世救民、忠心报国的政治理想,并积极实践,奋不顾身,其思想和行动在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士大夫学习效法的楷模.     

范仲淹的《答赵元昊书》及其“招抚”政策

《答赵元昊书》是北宋庆历元年(公元1040年)正月范仲淹写给党项羌人首领赵元昊的一封信。当时,赵元昊发动的攻宋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多,战争给宋、夏双方都造成了巨大损失,为了争取早日结束战争,实现和平,范仲淹针对赵元昊的无理苛求,写了这封《答书》。范仲淹在《答书》中,提出了停战、和谈的总原则,这些原则虽然一时未能被赵元昊接受,但却为以后宋、夏庆历和议的签订打下了基础。在陕西战场上,在处理宋、夏战争的实践中,范仲淹也不同于北宋军队的其他统帅,他反对用大兵征讨,而主张采取“招抚”政策,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研究《答书》和他的“招抚”政策,可以帮助我们全面了解范仲淹的思想,对于认识今天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平等政策,也是有意义的。     

北宋庆历年间范仲淹对官僚制度的改革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参知政事范仲淹主持了一次政治改革,史称“庆历新政”。这次改革虽然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个方面,但其影响较大的,还是对官僚制度的改革,故本文拟就这方面作一些论述。我们认为,范仲淹对官僚制度的改革,是企图通过限制官僚特权、裁汰冗滥官吏、改进选官方法等,以提高官员素质、改进政府工作、减少政费开支、缓和社会矛盾,从而挽救北宋政治的危机。这次改革,虽然前后只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但却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今天,我们分析、总结一下这一历史事件,还是有意义的。     

范仲淹的名节观研究

范仲淹继承了我国古代士大夫重视名节的优良传统,在宋初士风因循保守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对老庄"无名论"思想的深入反思和批判,以及对儒家先贤前圣重视名教的历史总结,形成了既符合儒家精神又具有时代内涵的名节观.范仲淹的名节观,批判了老庄不加分析地否定一切"名"的极端立场,主张把个人名利与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相结合.以此名节观为指导,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庆历一代新型士人"大厉名节",敢于"直言谠论"和"感激论天下事",这对于培育宋代士大夫所具有的忠义之风,对于北宋儒学的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     

宋代“一人二志”现象刍议：以王安石父王益墓志为中心

王安石父亲王益去世之后,王安石请好友曾巩撰写其墓志,现存曾巩文集当中;然出土王益墓志作者显示为孙侔,故王益一人拥有两方分属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不同墓志。从王安石与友人通信中发现,他对曾巩撰写的父亲墓志并不满意,认为其中存在“事有缺略”及“须至别作”的部分。经比对可知,王安石所称的“事有缺略”为墓志序文中对王益仕宦影响力的省略,而“须至别作”当为墓志铭文部分。墓主去世之后,丧家先后延请不同人撰写墓志的情况,在宋代乃至中国古代都属于罕见的现象,这也恰好提供了一个透视墓志碑铭生产过程的绝佳视角,亦即丧家对于墓志碑铭的撰写,参与热情虽各有不同,但其对文字定稿的掌控是自始至终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