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诗性的整合与建构

“戏剧是最高意义的诗”。曹禺的剧作是诗的剧,剧的诗,是诗和剧的结合,其间总是饱孕着无尽的诗。《北京人》是一段哀婉感伤、探求人生意义的幽幽笛音。在抒情的戏剧冲突中揉进诗意,在美妙的意境创造中融入诗意,也在诗化语言中表露诗意。总之,曹禺擅长调动和运用一切诗的艺术手法和创作技巧,营造浓郁的诗情氛围,构建起一个具有诗艺之美的文本范式。《北京人》是真正的诗化戏剧,从情景的交汇到虚实交融,从以音著象到以音绘心,从抒情的中和到空灵含蓄,都在追求诗的境界,建构与整合出了一个瑰丽的诗性艺术王国。     

曹禺戏剧婚姻家庭母题的诗性内涵

婚姻家庭是文学的永恒母题,曹禺戏剧在这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通过结合曹禺的主要戏剧作品,选取婚姻家庭的角度,通过文本细读,运用色彩学、宗教学等知识,从传统婚姻家庭罪恶本质的揭露、现实婚姻家庭理念的最低表叙和理想婚姻家庭理念的追寻(逃遁)等层面来挖掘曹禺戏剧丰富的诗性内涵,从而避免对曹禺剧本中婚姻家庭内容仅作遥远憧憬的形式上的解读,却忽略其勇于反抗、踏实生活的形而下的一面,以期较完整地理解曹禺剧本中客观内蕴的婚姻家庭理念。     

曹禺诗化的现实主义文艺观

曹禺凭借心灵和激情进入创作过程,把艺术的独创同时代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追求诗与戏剧的融合。在学习、借鉴古希腊悲剧、西方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等现代主义戏剧观念及其创作机制,以及吸取中国文艺传统的过程中,曹禺形成了他独特的诗化现实主义的文艺观,由此把中国现代戏剧创作推向了高峰。     

现实性与诗性的移植——戏剧对话翻译初探

戏剧语言的灵魂全在于对话 ,而戏剧对话提炼于现实生活 (具有现实性 ) ,又具有诗的特性 (具有诗性 )。因此 ,对戏剧对话的翻译 ,主要是对原剧语言的现实性与诗性的移植过程。通过对一些译例的分析和比较 ,我们可以看出戏剧对话的“现实性”的两个层面和诗性的三个层面在翻译中如何得到实现     

谈曹禺对《原野》的修改

今年是曹禺从事戏剧创作五十周年。经曹禺亲手厘订并编选的《曹禺戏剧集》十余种,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原野》以其经过修改润饰的新姿先于其他剧作问世,这在解放后曹禺剧作出版上是十分令人鼓舞的。 《原野》于一九三六年创作,翌年(旧本误刊为一九三六年一月)出版,是曹禺继《雷雨》、《日出》后的第三部剧作,在当时曾受到读者和观众的欢迎,被誉为曹禺创作道路上的     

曹禺1930年代现实主义创作中的诗性融合

曹禺于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主义创作中存在现代主义的元素,表现为对经验主义和表现主义两种西方美学思想的借鉴。这种借鉴是以曹禺的诗人气质和中国文化的诗性品格为基础的,剧作呈现为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形态的一种缩影。与此同时,其“诗化现实主义”风格的形成,既是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诗学文化传统中的内化,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从20世纪20年代的表现主义到40年代的现实主义审美范式转型中的过渡,在整个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话剧史中有其特别的意义。     

论曹禺戏剧语言的抒情性

曹禺以其戏剧语言的抒情性构筑着他剧作诗的大厦。在心理语言和抒情独白中渗透人物的所思所感;在意境的营造之中渲染抒情气氛;调动多重语言技法增强剧作的诗意之美,是他戏剧语言抒情性的显著特征     

论曹禺对中国现代戏剧理论的贡献

曹禺是现代著名的剧作家,但在戏剧理论上也有独到的见解。曹禺的悲剧观念,虽然受到了古希腊命运悲剧的深刻影响,但又有新的超越。曹禺把命运理解为"机遇"或"环境",具有浓重的唯物主义色彩。因而,他的剧作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在创作上,曹禺主张写"真知道"的东西。他认为情和理都是从生活中来,要真知道才能使作品做到情理交融,这是关系到作品成败的重大问题。在编剧理论上,他要求编剧要考虑到演员的表演,应尽量多找动作,以便增强观赏性。在演剧理论上,他特别强调演出的真实性。他还指出演员感情的表现,要注意控制,要懂节制。曹禺的这些极富个性特征的戏剧思想,为中国现代戏剧理论宝库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思想财富。     

曹禺戏剧理论浅探

曹禺以他闻名遐迩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剧作,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而人们对他的戏剧理论却缺乏应有的注意。曹禺的戏剧理论是他自己创作经验的深刻总结,因此,研究他的戏剧理论,有助于对他的剧作的深入理解,对于繁荣戏剧创作也有现实意义。本文仅就曹禺的戏剧理论作粗浅的探讨。     

曹禺对契诃夫戏剧的借鉴——以《北京人》为例

自觉地向契诃夫学习，使自己的创作向更加完美方向发展的，首先是曹禺。曹禺不仅欣赏契诃夫的戏剧，而且深得契诃夫剧作的精髓，向更生活化的契诃夫戏剧学习，改变了自己戏剧创作的风格。     

曹禺悲剧与喜剧精神立场之比较研究

曹禺创作从前期悲剧转入后期喜剧涉及到他的深层精神立场。超越精神是曹禺悲剧的精神立场,实用理性是他喜剧的精神立场,《北京人》作为正剧是两种精神立场冲突的结果。由此可以深入地分析曹禺创作的内在理路,把握曹禺剧作的深层意蕴,并对曹禺创作道路及其所依托的精神传统展开一定的反思。     

曹禺悲剧艺术论

自从曹禺“出山”之后 ,中国话剧才开始成为真正的戏剧艺术 ,才开始具备自己鲜明的悲剧蕴涵、民族特色和突出的国际意义。作为中国话剧的核心人物 ,曹禺是民族话剧的辉煌和骄傲 ,更是将中国现代悲剧写得最为精彩绝伦、表现得较为深刻广博的大师级人物。从悲剧艺术方面来研究曹禺 ,也许更能够切合其创作的实际 ,捕捉其不朽的灵光     

论曹禺舞台实践对其戏剧创作的影响

曹禺本人有着丰富的舞台经验。他是由舞台演出起步走向戏剧创作的。长期的舞台实践对他的戏剧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创作时场面思维的运用、出色的舞台指示、人物性格的刻画、本色当行的语言以及注意观众的接受等。曹禺对舞台艺术的熟稔为他创作上的成功提供了难得的助力。     

生命体验与革命狂欢——曹禺与老舍戏剧比较研究之一

曹禺始终执拗地追寻生活表象后面蛰伏的人生困境，以强烈的生命体验和诗性描写，给读者以强烈的艺术震撼和畅快淋漓的审美享受，在全方位的戏剧描写中，曹禺努力探求和张扬一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命原力与人文精神，引发读者对人之命运的辽远思考，这或许是曹禺剧作最为迷人的地方。老舍的两次话剧创作高潮都是在革命狂欢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两次话剧创作高峰的共同之处是与政治和革命的紧密联姻。若没有革命激情的涌动，稳重理智的平民小说作家老舍可能不会从事话剧创作，面对革命狂欢，老舍以他的勤奋和才智，为中国剧坛贡献出数量极为丰富的话剧作品，凝结着他对革命的思考和话剧艺术的不懈探索。     

曹禺剧作诗化特征的流变

曹禺剧作富有浓郁的诗意 ,同时 ,随着其创作过程的持续 ,其剧作的诗意也处于流变之中。本文拟从曹禺创作中的理想世界、艺术氛围、戏剧意象、情感基调等几个方面去捕捉其诗意流变的轨迹及走向 ,以便从整体上更全面具体地理解曹禺剧作的艺术风格及审美特性     

"蛮性"退化与艺术的改道--论曹禺后期戏剧创作

“蛮性”是曹禺前期创作的心理驱动力及审度人性的重要标尺。建国后,“蛮性”在意识形态的约束下逐渐退化,随之,作家的创作状态、审美取向、剧中人物的精神气质、作品的艺术风格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诗化戏剧与小说化戏剧——曹禺与老舍戏剧比较研究之二

“以诗写剧”是最能体现曹禺话剧创作个性的特点之一,也是他区别同时代话剧作家的显著特色,就创作主体而言,曹禺多次宣称他以“诗”写“剧”。与曹禺诗化戏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舍在他的话剧创作中也融合了别种文学体裁的特长,但不是诗而是小说。老舍创造性地把小说与戏剧这两种最为显要的现代文学文体结合起来,创立了极具个性特色的“小说化戏剧”,使成熟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话剧在特殊的政治时代,没有完全跌入低谷,在文艺家们普遍迷失自我的红色岁月依旧为中国甚至世界戏剧观众奉献出独具个性风采的“小说化戏剧”精品。     

曹禺剧作中女性形象的时代意义

曹禺的《雷雨》、《日出》是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蘩漪与陈白露是曹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重大贡献。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对这两个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可以更深一步探索曹禺女性形象的时代意义。     

曹文轩成长小说乡土抒情的美学风格

与文学密不可分的除了思想还有审美。曹文轩成长小说的美学风格一乡土抒情体，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恬淡、忧郁的农业文明意象；淳朴、厚重的民风、民俗；理想化了的现实人生；论述的道义力量和悲悯精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