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差距分析和政策建议

近二十几年来的改革开放促使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同时也扩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1991-2003年东部直辖市、东部沿海、中部和西部四大区域和全国31个省市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显示,绝对差距逐年扩大,相对差距波动起伏,四大区域间的经济发展非均衡大于全国31个省际间的经济发展非均衡.究其原因,有历史的积累因素,也有现代的博弈缘由.据此,应采取措施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同步协调发展.     

利用外资的区域配置结构优化模型及模拟检验

我国目前实施的西部大开发经济发展战略,本质上就是要解决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问题。中国作为资金相对短缺的发展中大国,利用外资就是一种重要的资金来源,如何有效地将其在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带进行合理而有效的配置,既能保持一定的高效率,又可以逐步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就显得非常重要。为此,本文建立了外资在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带配置的目标规划模型,并在一定的经济背景下,使用Matlab6.0数学软件———单纯形法求解了模型。结论是东、中部间的差距可以缩小到目标值,但是东、西部间未能缩小到理想的目标值。提出了要想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政府就必须对西部地区利用外资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等对策性建议。     

对我国三大经济地带开放战略的构想

本文认为,我国对外开放以来,东部地带影响中、西部地带经济发展的正向效应微乎其微,负向效应则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今后我国东部、中部、西部这三大经济地带,应该实行“点线面”的对外开放战略,即西部实行“点开放”,中部实行“线开放”,东部实行“面开放”,它们共同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对外开放总体设计。     

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中国区域收入差距研究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取得了全面的发展,国内生产总值连年增长,然而在经济总量日益增长的前提下不同区域间的收入差距却越来越显著,特别是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本文在新经济地理学关于国民收入的区际分配的理论指导下,运用面板计量分析,考察了区域产业份额、贸易自由度、对制造业产品支出份额对我国区域收入差距的影响,并通过比较东、中、西三大地区在这些变量系数上的不同,探讨造成我国不同地区实际收入水平差距的因素.从而也验证了新经济地理学关于区际收入差距理论,即区域产业份额是影响区际收入水平的关键变量,同时贸易自由度、对制造业产品的支出份额也对区域实际收入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另外,区域的非市场化程度、政府财政政策力量以及对外经济开放度也会影响区域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     

经济技术梯度转移述论

80年代初关于梯度论的讨论是有意义的,加深人们对其内涵了解,推进我国生产力合理布局.由于时代变迁、科技进步和国(区)情差别,梯度论原先内容已不够,其局限性愈加显露,应有所充实与发展.在中国,经济技术梯度转移已有重大发展."七五"时期划分东、中、西三个地带,各有侧重,各具特色.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三个地带获得重大发展,但是东部与中西部间绝对差距日益扩大.从"九五"开始,国家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要点来抓.今年年底我国人均GDP将超过800美元.国家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为此,从"十五"起,国家将对西部投入更多要素.预期随着第三步战略部署的完成,必能成功实现经济技术新转移.     

我国区域电信业与当地经济发展的适应性研究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国家。不仅东、中、西三大地带之间,而且同一地带的不同省市区之间,甚至同一省市区的不同地域之间,都存在较大的发展差距。电信业作为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产业,与经济发展水平有着非常强的联系,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对电信业会有不同的要求。为明确区域电信业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了解区域电信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状况,基于电信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适应性理论以及东、中、西部电信增长、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数据,结合国际比较,对东、中、西部电信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适应性关系进行了研究,就＂十二五＂期间东、中、西部电信业发展思路提出了建议。     

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动态演进

基于2009—2019年30省面板数据构建中国乡村振兴水平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Dagum基尼系数法、Kernel核密度估计,系统探究了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动态演进特征。研究表明:考察期内,全国及三大区域的乡村振兴水平显著提升。从平均水平来看,东部最大,中部居中,西部最小。从水平的增速来看,西部最大,中部居中,东部最小。总体差距、区域内和区域间差距均呈显著下降趋势。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为区域间差距,其次是区域内差距,最后是超变密度。从三大区域内的差距来看,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水平的地区差距最大,东部居中,中部最小。从其动态演进来看,全国及三大区域的乡村振兴区域差距逐渐变小,西部地区存在两极分化现象。提升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水平、缩小区域间差距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居民收入差距时空演变分析——基于Theil指数的分解

自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东部地区居民生活水平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适当的收入差距可起到激励作用,但差距过大将不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正确找出差距来源则显得尤为重要。基于Theil指数分解公式对居民收入差距进行城乡分解,结果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城乡之间,而农村内部与城镇内部贡献相对较低;东、中、西三大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分解结果表明,居民收入区域间差距主要来源于三大地区之间与东部地区内部,而中、西部地区内部的贡献相对较小,这为今后国家制定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政策提供了参考。     

我国三大地带经济差距与原因分析

本文利用相对比率法,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大地带的经济发展差距进行了实证分析。基本结论是,从１９９２年以来,我国中西部地区相对东部地区的相对差距在较快的拉大。同时,绝对差距在持续扩大。本文认为导致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自然、历史文化、国家发展政策、产业发展阶段、体制等综合所致     

贸易开放和产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运用1995—2014年31个省（市）的样本数据研究贸易开放、产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贸易开放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负相关,产业结构优化是促进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积极因素;贸易开放与产业结构优化的交互项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负向因素;受教育程度、失业率、金融发展水平是促进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积极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发展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通过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对比研究显示,东部地区贸易开放水平的提高促进收入差距的扩大,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贸易开放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与收入差距负相关,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提升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河南省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理论推导,建立人均收入、人均物质资本和总抚养比三者的计量模型,利用1987—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协整理论对计量模型进行检验,研究河南省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在长期,总抚养比对人均收入具有负向影响,人均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并且总抚养比变化对人均收入的影响比物质资本投入大;在短期,抚养比变化并未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物质资本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滞后性。     

城镇化过程中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社会差别的重要体现,反映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状况。借鉴国内外关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的方法,对1978—2011年30多年来北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进行分析发现,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以来,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变动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特征,在经济增长、收入分配政策调整和城市化进程中,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人均GDP增长和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并不同步,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但是,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态势有所改变。与城市居民相比,北京市农村居民的收入与城镇居民还存在较大差距。     

中国居民消费水平变动的实证研究：1978—2009

采用1978—2009年人均消费支出、人均收入、人均储蓄、住房价格以及贷款利率数据,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变动进行了长期均衡和短期动态效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收入水平是影响居民消费的最主要因素;人均储蓄的增加则降低居民的消费水平;住房价格的上升影响了居民长期消费水平;利率调整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刺激作用并不明显。因此政府应该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降低房价以及推动利率的市场化等方面入手,提高居民消费水平。     

基于密度函数核估计的中国省域居民收入不确定性动态分析

收入的不确定性是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费需求的重要变量。基于我国31个省份1985年至2010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面板数据,估算我国省域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不确定性指标,并采用非参数分析中密度分布函数的核估计方法,剖析了收入不确定性因素的省域分布特征及其动态变动趋势。不确定性对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深度和广度正在迅速扩大,居民收入不确定性在省域之间的影响力度和差距逐步拉大。在未来经济增长过程中,应尽快完善各种经济制度改革的底层设计,以提升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提振居民消费。     

我国西南地区城乡居民收入状况分析及对策建议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整个"十一五"期间,西南地区收入水平呈快速增长趋势。2010年西南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此次调研的四个城市的人均收入名义增速几乎都超过10%,同比增速显著提高。然而,西南地区的收入水平仍然低于全国同期水平,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绝对值呈现出逐步"拉大"趋势。西部经济的快速增长拉动了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马太效应"和城乡二元结构却导致了区域收入不平衡状况、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的凸显。我国应加快西部经济增长步伐以促进人民增收,通过政策倾斜缓解区域收入不平衡,以城乡一体化等手段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     

长三角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十六城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绝对差距、相对差距、"倒U"型假说检验、收敛性等角度分别进行详细分析,结果表明:1978年到2007年期间,长三角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差距呈逐年扩大的趋势;相对差距尽管有明显的波动性,但总趋势是缩小的;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未能出现;收入差距在总体存在δ-收敛的情况下,部分年份收敛与发散交替出现;而绝对β-收敛性检验的结果表明,可支配收入存在着明显的收敛,收敛速度约为2.68%。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地区的分工演进——基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地区取得了综合发展,而经济发展的轨迹是斯密定理和杨格定理交替作用的过程,不断地重复着"分工深化—市场扩展—分工深化"的循环。根据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当交易效率上升时,则人们会选择高一些分工水平,通过众多不同农户之间的分工,使得利用专业化经济和利用迂回生产的效果能够兼顾,从而提高农民和农村地区的交易效率。对我国农村地区1979-1999年的实证分析也说明了农民人均收入与商品化程度及分工水平有正相关关系。     

成都市农村居民现金收入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当前,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新变化,中央政府把扩大内需作为改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缓解国际压力的重要途径之一,而扩大内需就要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为研究如何提高农村居民收入问题,从现金收入的角度,选取相关变量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脉冲响应、方差分解等方法,对影响现金收入增速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人均现金收入增速主要受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速的影响,人均家庭收入增速次之,人均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增速最小.     

Does Economic Advancement ‘Cause’ a Re-increase in Fertil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for OECD Countries (1960–2007)

In the light of the recent reversal of fertility trends in several highly developed countries, we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ts components on fertility in OECD countries from 1960 to 2007. We find that the strong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GDP per capita does no longer hold for high levels of per capita economic output; the relation and fertility instead seems to turn into positive from a certain threshold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Survival of an inverse J-shaped association between GDP per capita and fertility is found when controlling for birth postponement, omitted variable bias, non-stationarity and endogeneity. However, gaps between actual and predicted fertility rates show implicitly the importance of factors influencing fertility above and over per capita income. By decomposing GDP per capita into several components, we identify female employment as co-varying factor for the fertility rebound that can be observed in several highly developed countries. Pointing out to important differences with regard to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childbearing and female employment,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fertility increases are likely to be small if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not accompanied by institutional changes that improve parents’ opportunities to combine work and family life.     

福建省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计量分析

采用1978～2007年福建省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前期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数据,运用OLS方法对影响福建省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福建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成正比;前期消费支出过高会使当期消费支出减少;消费者物价指数与农民消费支出成正比,但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提高只是增加农民消费支出金额,并不增加消费品数量。因此提高福建省农民人均消费水平应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