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政府目标与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

对于国内企业过度投资的研究,目前均是从经理私人利益、管理者过度自信、管理者背景等角度展开的,这些研究没有考虑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对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一些研究表明,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更可能从事过度投资行为.遗憾的是,这些文献并没有表明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原因,可能的解释是国有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更严重.本文认为,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并不一定是由代理问题引起的,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能够帮助政府实现一些目标.如就业、税收等.基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数据,本文研究表明,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是由政府将其公共目标.如就业、税收等内部化到其控制的企业的结果.另外,回归结果也显示,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并没有表现出自由现金流假说的投资一现金流的敏感性,债务也没有起到约束过度投资行为的作用,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不一定因为代理问题引起的.     

外部治理环境、行业管制与过度投资

基于法与金融理论和管制俘虏理论,外部治理环境和行业管制对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有一定的影响.在定性分析不同行业管制情况下外部治理环境与企业过度投资关系的基础上,选用2001年至2010年沪深两市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描述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区域分布特征,构建外部治理环境与过度投资关系的OLS回归模型,分别以管制行业和非管制行业样本对OLS回归模型进行分组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管制行业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分布呈现局域空间集群现象,非管制行业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分布尚无规律可循.在管制行业中,外部治理环境(政府干预程度、法治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程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非管制行业,外部治理环境(政府干预程度、法治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与过度投资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表明,在外部治理环境因素中,各地区的法治水平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效应最大.     

大股东持股对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本文选取2008-2012年沪深两市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过度投资存在着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即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不断加大,过度投资水平逐渐降低,然而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达到临界点25.35%之后,随着持股比例的进一步增加,过度投资程度显著增加。     

企业集团财务资源配置、集中程度与经营绩效——基于现金在上市公司及其整体子公司间分布的研究

以现金在我国A股上市公司及其整体子公司之间的分布为考察对象,本文考察了企业集团财务资源配置的集中程度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运用反映上市公司总体财务特征、母子公司业务特征等方面的指标,本文建立了财务资源适度配置的估计模型,并据此量化财务资源配置的集中程度。研究发现,财务资源配置的集中程度与企业经营绩效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过度集中或过度分散的财务资源配置都将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不利影响。本文的经验证据将对我国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战略具有一定的启示性意义。     

国企分红、治理因素与过度投资

国企分红与其过度投资的关系,以及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在国企分红与其过度投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很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本文以2001~2004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及治理因素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支持了当前国有上市公司的低现金股利政策促进了过度投资的假说,并且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会制约国企的过度投资行为。     

减税降费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减税降费政策是促进企业发展、提高市场活力的重要举措,对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推进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2-2020年的数据,对减税降费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减税降费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的投资效率;机制检验表明,减税降费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减少企业投资不足的行为,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抑制过度投资的行为。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减税降费对提高民营企业、低自由现金流企业投资效率的效果更为显著;政策对不同成长机会的企业影响效应有所区别;政策对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投资不足的作用更加明显,而对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过度投资的作用更为明显。本文还提出了推进减税降费政策,从而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四方控制权制衡、自由现金流量与过度投资行为

目前关于过度投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债务融资对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上,关于公司控制权制衡与过度投资行为关系的研究基本还是空白。本文通过对自由现金流量和过度投资行为的进一步分析,从控制权制衡角度出发,构建以股东、董事会、监事会和债权人四方为主的过度投资行为制衡模型,研究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制衡、自由现金流量与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     

关联交易对公司投资是效率促进或利益冲突?

本文应用内生转换probit模型,以公司治理变量为转换模型的选择变量,把公司治理分为强弱两个机制,在此基础上,研究在不同公司治理机制条件下,关联交易利益流向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在强的公司治理机制下,关联交易利益的流向提高了投资效率,即关联交易的净流入抑制了上市公司的投资不足,关联交易的净流出与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显著负相关,抑制了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支持上市公司的效率促进观点;(2)在弱的公司治理机制下,关联交易的净流入与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关联交易的净流出与上市公司的投资不足显著正相关,降低了公司的投资效率,支持上市公司的机会主义利益冲突观点。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行为异化——来自我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倾向于过度投资,并对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有更高的敏感性。即当公司有充裕的融资活动现金流时,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过度投资;反之,则投资不足。本文还发现,过度投资与经营活动产生的自由现金流之间的敏感性基本上不受管理者过度自信心理特征的影响,这与其它一些研究的结论不一致。     

公司章程中董事会对外投资权限的设置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公司章程自治的视角

国外已有的研究表明,在公司章程中设置自治型条款可以提升公司价值。但长期以来,我国公司章程形式化和趋同化现象严重,自治空间有限。现行的《公司法》鼓励公司自治,赋予上市公司更多的自治权,上市公司可以根据自身实际修订其公司章程条款,这为我们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章程自治的有效性提供了好的契机。本文以2005~2012年的沪深股市的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实证检验了公司章程中董事会对外投资权限的设置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公司章程自治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具体而言,降低公司董事会的对外投资权限可以抑制公司的过度投资倾向,这种抑制作用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表现更为明显,但过低的投资权限设置也会导致投资不足。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设置宽松的董事会对外投资权限更多是为了弥补货币薪酬的不足;而在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能否牢固掌握控制权影响着公司章程中董事会对外投资权限的设置。     

债务来源异质性对企业投资扭曲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债务异质性表现为企业债务具有不同的规模结构、期限结构和来源结构,而债务来源异质性为研究投资扭曲问题(包括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视角.以2008年至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聚类分析方法证实中国上市公司中债务来源异质性较为普遍,构建债务来源异质性程度指标,选择债务来源异质性程度较高的样本(研究样本)和较低的样本(两组随机样本),对研究样本与随机样本配对后形成的样本进行组间比较分析、相关系数分析和回归分析,实证检验债务来源异质性对企业投资扭曲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债务来源异质性程度与企业投资扭曲程度显著负相关,即债务来源异质性程度越高,企业投资扭曲程度越低;企业债务来源异质性程度越高,投资过度程度和投资不足程度均越低,且债务来源异质性对企业投资扭曲的约束程度介于其对投资过度和对投资不足的约束程度之间.债务来源异质性程度越高,债务来源的多元化程度越高.研究结果对约束企业投资扭曲行为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集团控制、融资优势与投资效率

本文在企业组织理论与投融资理论相融合的统一分析框架下,从集团融资及其对投资效率的影响这一路径考察了集团控制及其内部资本市场运作对成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以A股上市公司2007—2010年的数据为样本,我们发现:集团化运作能通过多种途径放松成员企业的融资约束;而集团控制所带来的融资优势对成员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会因资金来源的增加而缓解投资不足,另一方面却因整体融资能力的增强而加剧过度投资。进一步分析显示,产权异质性对集团资源配置效率有重要的影响。集团化运作的融资优势在私有产权控制的集团公司中得到最大发挥,具体表现为缓解投资不足;而地方政府控制的集团公司则容易利用低成本融资进行过度投资;中央政府控制的集团公司融资优势不明显,过度投资程度也较轻。上述研究结论将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的理解企业集团的"光明面"与"黑暗面"。     

股权制衡、终极所有权性质与上市企业非效率投资

本文采用基于海洋博弈的shapley指数,对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实际控制度与股权制衡度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了股权制衡度、终极所有权性质与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关系.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度与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表现为一种非线性关系;股权制衡能够抑制大股东利益主导下的过度投资行为,但过度的股权制衡会带来投资不足的问题;不同终极所有权性质对上市公司资源配置行为和股权制衡效果影响显著:相对于中央直属上市公司,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表现出强烈的过度投资倾向,且利益趋同效应在地方政府所属上市公司比较微弱,而中央直属和省级政府所属上市公司的股权制衡效果相对较差.     

经理层过度投资与股权激励的契约模型研究

为了获得控制权收益,经理层倾向于在有利于维持自身地位的项目上过度投资,从而形成了所谓“固守职位”的现象,这种行为损害了股东的利益。本文建立了一个简单的股东与经理层之间的契约模型,研究了股东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来降低经理的过度投资问题,并考察了经理层过度投资程度与哪些因素有关。比较静态分析表明投资项目的风险状况通过所有者给予经理层的最优股权比例的变化间接影响过度投资程度;在存在经理人市场的条件下,外部替代的风险会使得这种保护自身职位的过度投资性行为更加突出。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过度自信与投资决策的实证研究

基于行为公司金融视角,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过度自信的现实表现及其与企业投资决策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在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中,四分之一左右的高管人员具有过度自信行为特征。(2)同适度自信行为相比,高管人员过度自信行为不仅与投资水平显著正相关,而且投资的现金流敏感性更高。(3)过度自信高管人员投资的现金流敏感性随股权融资数量的减少而上升。(4)在我国上市公司特有的股权安排和治理结构下,过度自信高管人员在公司投资决策中更有可能引发配置效率低下的过度投资行为。     

政府干预、金字塔结构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投资

本文以2002~2006年中国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干预和金字塔层级对投资过度与投资不足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存在着因政府干预而导致的过度投资现象,仅有微弱的证据表明政府干预与投资不足有正相关关系。并且结果显示,金字塔层级与过度投资负相关。这说明金字塔结构作为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可以保护公司行为免受政府干预的影响。本文研究从投资视角为经济转型期的政府干预理论提供直接证据,丰富了新兴资本市场中金字塔结构的研究,并为改革政企关系提供了政策启示。     

民营金字塔企业终极所有者融资约束与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

在对金字塔企业终极所有者投资行为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运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考察了民营金字塔企业终极所有者的非效率投资问题。研究发现:在受到融资约束的情况下,终极所有者会发生投资不足的行为;在不受融资约束的情况下,终极所有者出于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考虑会进行过度投资;而在确保控制权的情况下,终极所有者所持有的现金流权越小,其过度投资越严重;投资者保护环境越差,越有利于终极所有者的过度投资行为。另外,文章运用理论模型探寻了终极所有者隧道挖掘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不受融资约束的情况下二者呈正相关关系。     

浅析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我国企业间的竞争在不断加大,上市公司在追求规模扩大的过程中出现了过度投资行为。而过度投资行为的发生将直接导致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经济发展速度减慢等不良后果,对经济、社会、环境等方方面面的发展都有很大的消极影响。因此,识别过度投资并分析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对优化资源配置、保护股东利益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主要以理论为主对过度投资的成因及经济后果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有效抑制过度投资行为的具体方案,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与公司资本结构分析

在理论上,公司债权资本有利于约束公司过度投资行为,使公司投资于净现值为正的项目。本文利用投资总量分析和托宾-Q方法证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现象,但同时也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并没有发挥理论上应有的作用,抑制公司的投资行为,提高投资效率。     

证券背景独立董事、信息优势与券商持股

近年来,具有证券背景的独立董事因违规行为多次受到监管机构的处罚。这些案例引起了监管层和投资者极大的关注和争议。本文通过考察公司聘请证券背景独立董事与券商自营机构持股的关系,研究了证券背景独立董事对投资者获取上市公司信息公平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当上市公司聘请证券背景的独立董事后,券商自营机构的投资者对这些公司的持股比例显著增加。进一步地,我们还发现对于信息透明度较低的公司(如处于法律保护环境较差地区的公司,聘请低质量审计师的公司以及关联交易严重的公司),即内部人信息更具价值的公司,这一现象更加明显。最后,我们的研究还显示,券商自营机构通过投资具有证券背景独立董事的公司,获得了超额收益,这也进一步验证了信息优势的存在。本文的研究成果对于完善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特别是规范独立董事来源构成的规定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