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视野下的“严打”政策分析

"严打"是我国重要的刑事政策,是特殊时期社会综合治理的特殊手段,在社会治安恶化的情况下,"严打"收到了一定的功效.公正作为刑事政策的价值和目的,规范了"严打"的具体实施.笔者试图从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二维角度对"严打"进行价值和实证的分析.     

刑事速裁程序价值的理论阐释与冲突衡平

最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刑事速裁程序。价值问题是刑事速裁程序的理论基础问题。效率价值、程序公正价值及实体公正价值构成了刑事速裁程序的多元价值体系。审前程序的整合、审判程序的简化以及诉讼期限的缩短是效率价值的具体表现。被告人程序选择权的充分尊重以及诉讼当事人的实质参与是程序公正价值的具体表现。控辩双方不可围绕特定罪名进行协商以及量刑协商不可突破法定范围则是该程序实体公正价值的具体表现。然而,在多元的价值体系中,价值与价值之间难免会出现相互冲突的情况。为了实现刑事速裁程序的三种价值,尽量避免价值之间的冲突,应当树立效率价值优先原则以及保障最低限度公正价值原则,以保障该程序在新的立法体系中更为顺畅地运行。     

论我国40年来刑事司法的价值追求

历经40年发展,我国的刑事司法取得重大进步,最重要的是刑事诉讼立法的进步,关键是不同时期立法价值追求的与时俱进和伴随时离时合的实践。1979年起我国刑事司法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追求裹挟于打击犯罪之中的真实再现,注重实体公正。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程序公正开始制度化,但实践效果不理想。2012年《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是1996年程序公正制度化的再推进,是在人权保障层面上的新展开,但办案人员在某些个案中基于法外利益考虑而置程序公正于不顾的做法仍在延续。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三次修改,有对程序公正和人权保障的促进,也有对反腐败法治化的呼应。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刑事司法的价值追求在既往基础上继续拓展,最终要以人民为中心彰显司法的公信力,在立法推进、司法能动、当事人参与和民众关注下,要把人权保障、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整合到中国人对刑事司法的信任与司法权威的自觉彰显之中。     

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缺位浅析

保护刑事被害人,给予其恰当的诉讼权利是追求程序公正的重要环节。随着近年来各国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日益重视,许多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已逐步发展到同时保护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权利。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地位,但因相关法律规定缺乏可操作性,造成被害人权利的缺失,因而完善刑事被害人诉讼代理制度、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等措施亟待实施。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几个问题及完善——以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为视角

法律援助制度是法律程序公正的体现,通过实证考察法律援助的实施状况,从立法方面提出了法律援助范围过窄、可能判处死刑案件的援助阶段缺失以及实践中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不适当三个问题,继而研究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在这三个问题上设立的国际标准,通过比较提出对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改善的一些建议。     

利益衡量原则下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检讨

近年来的刑事再审司法实践表明,现行审判监督程序制度设计存在诸多缺陷与不足,比如再审程序的启动主体设计不合理,提起再审程序的事由与程序要求不具体,提起再审程序的时效及次数未做限制,等等。基于刑事诉讼程序一般原理以及利益衡量原则,结合司法实践中暴露出的现行刑事再审程序之问题和不足,改革和完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制度设计应坚持以下价值取向:努力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合理衡平,突出程序公正前提下兼顾实体公正,优先满足诉讼公正的同时不可偏废诉讼效率,坚持以法律事实支持司法裁判。在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制度完善过程中,要在充分保障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和近亲属的申诉权的同时,取消法院刑事再审提起权;明确和具体界定刑事再审提起事由;限制刑事再审提起期间及次数;严格遵循"疑罪从无"原则,排除"疑罪从轻"裁判。     

论刑事审判公正价值的实现

刑事审判公正价值的实现是刑事审判价值目标的现实化,也是刑事诉讼活动的目的得以实现的最终结果.刑事审判制度再好,如果不能良好地执行,其社会意义也极其有限.司法公正是人类永恒追求.刑事审判公正价值的实现是刑事审判的精神所在,是刑事审判的最高境界.因此,我们应加深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并重、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统一对刑事审判公正价值原则等的深刻认识,进而谋求刑事审判中诉辩平等、法官中立、控审分离等公正价值得到更好的实现.     

我国刑事指令再审程序缺陷的法理探究——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刑事指令再审是刑事再审中经常被运用的程序,它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着积极作用。2012年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对指令再审程序予以了相应的修改与调整。尽管如此,从法理的角度考察,新《刑事诉讼法》并没有从根本解决理论上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平衡、法的既判力维护、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侵害和司法中立原则的保护等困境和实践上的再审标准模糊、启动主体宽泛、审级制度复杂混乱和时效与次数不加限制等问题,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对刑事指令程序的研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从性别平等视角对刑事诉讼法的初步分析

性别平等在刑事诉讼法发展中逐步获得重视。追求性别公正的刑事程序理论与实证研究、立法及司法实践,不仅可达到促进性别公正及其法治化的目标,而且有利于刑事程序法治理论本身的拓展。立足于性别平等,着眼于性别差异,对刑事诉讼法基于性别差异的特殊规定进行梳理与分析,这种特殊规定是出于对女性自然属性以及由于其自然属性所产生的两性差异而制定的。女性在个案实践中获得了突破现行法的更多权利,相关法律漏洞的修补具有合理性,刑事司法改革应充分保护性别公正。     

论刑事程序中的效率观

论刑事程序中的效率观左卫民，宗建文，周光权在刑事程序中，公正与效率是一对恒久冲突着的不同价值。传统诉讼理论习惯于用“公平、正义”等抽象言词来阐释和评价诉讼程序的设计及其运作，使我们对程序公正理念有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这对丰富刑事程序理论无疑是相当重要...     

论司法的形式性与公正性

司法的形式性与公正性是可以作精确区分的两个概念。司法的形式性是规范问题,司法的公正性是价值问题。司法的形式性要求司法与实在法律的价值基础及政策相分离,并且要求司法权的独立性。司法的形式性是保障实在法律的普遍实现,从而保障自由与正义的普遍实现的必要条件。中国司法的真正问题乃是司法的形式性的缺失。鉴于中国一向缺乏形式法传统,维护司法的形式性应当是中国当前的司法体系面临的首要任务。     

论正义与好生活观念的关联方式——兼谈马克思主义正义观问题

正义与好生活观念如何关联,成为了当代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自由主义的正义原则由于其形式性的特点,无法使正义与好生活产生实质性的关联;社群主义把小型共同体已有的文化价值观作为一个实质性的公共善观念来塑造公民的好生活观念,却忽视了启蒙运动的积极成果即自由、平等权利这样一些抽象概念的前提性价值,因而不能解释现代生活的本质。马克思主义把自我实现作为好生活观念的内容,把历史地获得促进人们的自我实现的社会条件作为正义原则,才使正义与好生活观念产生了实质性的关联。     

柏拉图正义与智慧视域下的政治与哲学关系

正义与智慧的关系问题是柏拉图政治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文章试图从正义与智慧的关系这个视角探查柏拉图政治与哲学的张力与和解。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政治与哲学张力产生的源由，正义与智慧概念及其复杂关系，以及如何用智慧解决正义问题及其所产生的难题。最后再试图阐明正义与智慧，哲学与政治在柏拉图那里如何达到了和解。     

权利:社会公平的“阿基米德点”

社会公平问题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近年来,法学界从不同角度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从权利角度审视社会公平问题是最佳点,权力运行中的公平问题、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平衡问题、过程公平与结果公平关系问题、代际公平等问题,无不与权利休戚相关。应该说,权利是社会公平的"阿基米德点"。     

行政决策连带责任制度的内在逻辑与中国实践

我国关于行政决策责任的国家立法和党内法规已将责任追究的精神深深植根于政府运作的各个层面,相关制度建设引领着责任追究体系的未来方向。但是,这一系列制度因为连带责任制度的缺失而显示出明显的不完整性,离真正意义上的责任追究还有相当距离。因此,从中国行政决策责任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出发,为防止决策责任追究走过场,需要重点建设完善行政决策连带责任制度。     

公开审判若干问题再认识

公开审判制度是衡量民主与法制的重要标志,是公正司法的基本保障,并作为一项国际司法准则为现代法治国家所普遍遵守。然而在我国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公开审判常常是流于形式,得不到真正的贯彻实施,这一方面是由于立法上的缺陷,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公开审判原则的理解程度不深。鉴于此,本文将通过对我国民事诉讼中公开审判的范围、内容、方式等基本方面的简单分析,并结合我国司法现状,就我国公开审判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相关的建议。     

公平调节收入差距 构建和谐社会

分析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中存在的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问题,是造成我国当前社会公平问题的一个主要根源,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难题;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强调要注重社会公平,采取有力措施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指出深刻理解收入差距不合理的根源和消极影响,切实把握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公平问题及其解决思路,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正义的困境

正义问题是伦理学中重要的论题,也是现实社会生活中必须解决而又难于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关于经济领域中的分配正义的问题更是如此。在西方,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分配正义中的伦理困境一直困扰着历来的伦理学家,他们都力图走出这一困境。著名伦理学家罗尔斯在这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在我国现实生活中,这一伦理困境却仍然困扰着我们,找到解决这一困境的办法仍然是我们的一大难题。     

土地征用中的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土地征用问题研究评述

征地行为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威胁到了“失地农民”的各种社会权利和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本文将土地征用问题置于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的三维关系之中进行考察，并沿着土地制度、农民集体利益表达与维权运动、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等三条路径对我国学术界关于土地问题的研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评述。作者认为，在认识征地问题时，应当采用一种综合的观点，将以上三种视角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同时，还应当注意土地征用中的“程序”正义原则与补偿中的差别正义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土地征用问题的本质。     

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的法理探析

知识产权侵权应采取何种归责原则,是近年来知识产权理论界与实务界讨论的热点问题。知识产权相对于民法一般权利的特殊性,导致了理论研究上的众说纷纭,直至今日仍无定论。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所持观点的巨大差异,很容易引起人们对知识产权侵权归责问题认识的偏差。因此,应当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完善相关立法,以期更好地指导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实践和执法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