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阶段农民农村迈向共同富裕的困境、案例分析及实践启示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共同富裕,新发展阶段的共同富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乡村兴则国家兴,农民农村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迈向共同富裕的薄弱环节和难点问问题,乡村的相对贫困、空心化、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成为阻碍农民农村迈向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研究选取3个不同发展类型的东西部乡村案例,梳理总结了案例地迈向共同富裕的规律性经验和实践启示,研究结果表明：以农民利益为核心是农民农村迈向共同富裕的核心内容,乡村精英是农民农村迈进共同富裕的重要组织动员力量,乡村的新内源性发展是农民农村迈进共同富裕的有效发展模式,绿水青山生态资源是农民农村迈进共同富裕的宝贵财富,而活化利用文化资源也为农民农村迈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发展的新思路,研究阐释了3个不同类型乡村在共同富裕过程中的路径选择和发展模式,以期更好地指引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重塑内生发展模式：乡土文化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理论与现实选择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乡土文化是推动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根基,但文化发展也是乡村发展的弱项。乡土文化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塑造“人”,乡土文化的多元功能属性与人的全面发展高度契合,可以通过构建“乡土文化+人”联动框架,剖析乡土文化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理论机理。然而,乡土文化赋能面临着人口、文化等方面的难题,为充分发挥乡土文化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赋能作用,需在增强农民主体地位、促进城乡文化协同发展、优化乡土文化再生环境等方面下功夫,重塑乡村社会内生发展模式。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逻辑与路径优化

多样化途径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和根本保证。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是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理论中国化的继承与创新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业农村全面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艰辛探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诉求。面对近年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自身发展及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存在的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应依循强化党建引领作用凝聚内生发展动力、夯实人才队伍力量提升农民发展信心、完善保障机制和治理机制等有效路径持续推进,最终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促进全体农民共同富裕。     

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当前,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新发展阶段,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已经具备了较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基础条件,但是也面临着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低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等制约因素。新发展阶段,扎实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需要解决好富裕和共享两个方面的问题。具体来讲需要把握五个方面的实现路径：以乡村振兴战略为统领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战略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充分释放农村生产要素的活力,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渐促成“橄榄型”分配结构。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证检验

构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农民富裕度与共同度的影响强于农村共享性与可持续性;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政府支持与金融发展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实现;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在不同农业劳动生产率地区具有明显差异。据此,提出注重数字乡村建设的赋能作用,夯实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基础底座;充分发挥政府支持与金融发展的中介作用,拓展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多维路径;探索区域差异化发展道路,落实多层次、有重点的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策略。     

数字经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发展可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对生产力的提振效能,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形塑新优势。选取2010-2021年国内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其中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延展农业全产业链路、推动农村服务业融合发展、以技术演进布局新业态以及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数字经济影响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传导路径。数字经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三者间具有突出的非线性门槛关系,即数字经济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积极作用的发挥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制约。耦合协调检验发现,数字经济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度越高,越会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带来利好。因此,地方政府应深入实践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发展;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强化农业农村现代化演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最终助力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项目进村推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困境与出路

资源下沉是国家推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项目进村是主要的实现路径。促进农民共同富裕既是项目进村的目标,也是衡量项目进村运行效果的标尺。通过W村的深度田野调查发现,国家和地方合作通过专项项目资源进村扶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项目引进创富、项目运行共同参与和项目成果共享三种推进农民共同富裕的机制。同时,项目进村运作实践中,由于项目“配套转嫁”、项目悬浮和规划滞后等导致村集体负债风险、村干部信任危机和村庄高质量发展乏力等问题。加强项目进村的机制创新,即赋责、赋权、赋能三个方面的机制建设是扎实推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可行路径。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进农民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径

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部分，与共同富裕目标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是实现农民共同致富的重要保证和必由之路。然而，农村集体经济在发展壮大中还存在着整体基础薄弱、区域发展失衡、发展动力不足、治理结构不合理等现实困境，难以对共同富裕发挥有效的促进作用。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应持续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加大资金政策支持力度、探索多元化的发展路径、不断优化治理体系，从而实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新时代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生成逻辑及实践路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是中国人民在新时代的新期待,农村振兴与农民富裕是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关键。在对新时代农民实现农村共同富裕理论逻辑系统梳理的基础上,以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等为生成因素,详细解读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实践路径,为扎实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目标提供了参考。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地区差异测度与对策

通过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统计内涵深入考察,构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并运用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ESTDA)方法分析其时空分异格局和趋势演化特征。结果表明：2011—2020年中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平均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态势,省域间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总体呈“东—中—西”逐渐递减的分布格局;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出正相关性,外围省份包括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东西部地区局部空间结构稳定性较弱,多数省份近10年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以扩展效应为主的时空依赖;发生空间跃迁的省份集中于北部、东北以及南部地区,与稳定状态的HH—HH地区与LL—LL地区呈现围绕之势,自东向西呈现由高到低的状态,空间跃迁呈现“稳定—活跃—稳定”的特征。因此,由于中部和西部主要地区呈现稳定状态,要注重激发农民群众的内生动力。中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具有集群特征,因此要进一步强化开放发展理念,发展开放型经济,带动“洼地”变为“高地”。     

学校撤离后农村文化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十多年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对农村文化建设造成了很大影响,引起了人们的热切关注。农村学校在农村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功能,学校的撤离导致农村社会文化主体缺位、文化载体缺失、文化结构瓦解,农村文化建设面临困境。要通过构筑农村文化场域、丰富农民文化生活、激发农民文化自觉和形成农村文化的内生机制等路径来化解当前文化困境,促进新农村文化建设。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研究——陕西省袁家村的经验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也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但要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还必须有良好的制度保障和环境保障作为支撑。本文通过对陕西省袁家村走向共同富裕的案例进行解剖,讨论在共同富裕的微观实践中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推动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研究表明：(1)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但这并不构成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条件,要想实现“村庄强”和“农民富”的双重目标,还必须在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前提下,构建科学的分配机制与治理环境;(2)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受乡土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影响,因而在进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成果分配时必须充分吸收乡土社会运行规则,通过逆市场化的方式来推动分配机制创新,促进集体经济发展成果在村域内实现公平分配;(3)良好的村庄治理生态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集体成果公平分配的保障,因而在推动经济发展和集体收益分配的过程中,必须重视改善村庄治理生态,以此构建集体经济发展、农民共同富裕和村庄实现善治的良好格局。     

区域内生发展解决相对贫困理论机理、现实困境与实现机制

从区域内生发展理论和实现共同富裕角度出发,深入总结了区域内生发展解决相对贫困理论机理。结合相对贫困现实困境,提出建立解放思想和转变观念机制、构建激活区域内生发展解决相对贫困动力机制、形成区域内生发展解决相对贫困的资源支撑机制、构建就业创业赋能机制和实行奖惩并举机制等解决相对贫困实现机制,激发区域内生发展动力,促进区域发展,从而解决相对贫困,利于共同富裕。     

“文化小康”视域下新时代乡村振兴路径探析

农村“文化小康”是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与必然选择。以农村“文化小康”体现的农民主体性、农村进步性、国家发展性三重价值维度为基础,深入剖析当前我国农村文化建设中存在的农民主体性缺乏、政府主导性缺失、社会关怀度不够的突出问题。提出以切实转变农民的思想观念、激发文化建设内生动力来加强农民的主体性与本位性;以保护与发展农村传统文化、特色文化、优势文化,努力推动农村的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来促进乡村文化繁荣复兴;以坚决贯彻落实以人为本,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来保证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农民,是农村“文化小康”视域下打破农村发展困境、助力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路径依据与路径选择。     

共同富裕视阈下联村发展模式创新——基于甘肃C地和山西J地分析

以甘肃C地和山西J地为例,分析了共同富裕视阈下不同产业发展阶段联村发展模式的共同特征及其差异。研究发现,当前各地联村发展模式具有镇乡导引、强村带弱村和联村党建的共同特征,但是受到产业发展不同阶段引发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不同诉求的影响,联村发展模式表现出明显差异,即处于产业成熟期的联村发展模式的发展性、共同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都呈现较高的发展趋向,而处于产业投入期的联村发展在共同性和可持续性方面表现较低。其原因是在共同富裕视阈下,从产业发展到乡村治理的全领域发展是联村发展的必然路径;侧重产业发展是条件受限地区联村发展的优先选项;联村发展延伸到乡村治理层面将会进一步保证决策民主性。联村发展模式是提升村庄组织化的模式创新之一,应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积极培育特色产业,强化党建引领,完善村域利益共享机制,从而激活集体经济内生发展能力。     

内生整合与外部嵌入：农村社会发展模式比较分析

选取正确的发展模式对当前农村社会正经历的变迁及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借鉴斯密框架,将农村发展模式分为内生整合与外部嵌入两大类,通过对我国典型农村发展模式分析,提出“政策、贸易可达性、资本、乡村精英”等是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内生整合是乡村社会发展的理想选择。但当前农村的发展缺乏直接进行内生整合的条件及能力,分析认为,我国大多数农村的发展需要在政府、市场的共同作用下,进行“政策、资本、贸易可达性”的外部嵌入,并在乡村精英的主导下进行整合。为保证农村发展模式的顺利实施,研究分别从土地、农民权益、村民自治的角度进行分析,最后提出相应的措施及政策保障,为我国农村发展提供模式选择及经验借鉴。     

滇桂黔石漠化片区贫困农民可持续生计优化策略探究

借鉴可持续生计理论可选择到一条系统、协同、发展地解决滇桂黔石漠化片区贫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优化策略与路径。一是治理脆弱化环境,采取政府主导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保护、培育可持续生计相结合的攻坚克难新举措;二是采取生计资本优化策略,实行五大资本并举运作的方针;三是政策倾斜与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相结合的策略;四是巧借外力与激活内生动力相结合培育扶贫产业的策略。最终实现石漠化片区的善治与贫困农民生计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目标。     

中国农村改革成功的原因思考

农村改革存在的路径是扩大农民自主权。从经济社会系统理论的角度看 ,“扩大自主权”这一基层进化的经验经由系统的作用而使系统转换具有路径依赖性 ,并以路径效应———政府与农民的互动———拓展积聚了由农民个体自主权扩增而达致的农村社会整体发展效应。现实地看 ,这一路径必将成为实现农村、农业、农民现代化最动态的增效源泉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

利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脆弱性内容、生计资本、结构与过程转变条件对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联动效应及其路径选择,探索性地识别出两类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即政策文化制约模式和社会与资本阻碍模式。研究发现：(1)单一条件并不构成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必要条件,但是人力资本在是否发生贫困代际传递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脆弱性内容、生计资本、结构与过程转变条件“多重并发”,形成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的多样化组态,即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具有“殊途同归”的特点。建议探索构建“政、社、民”多元联动扶贫机制,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阻断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引导农村家庭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资本下乡真的能促进“三农”发展吗？

从推进农村社会良性发展的视角分析资本下乡对“三农”发展的影响机制,资本下乡存在政策推力、农村拉力和内生动力三重生成机制。政府层面对工商资本的角色期待是促进农村发展,但研究发现遭遇资本下乡的村庄却出现阶层再造、农业质变、村庄虚化以及“三农”发展“内卷化”的意外后果。资本下乡的实践运作逻辑背离政策文本愿景的根本原因在于工商资本作为一种外来的组织方式侵入村庄,排斥了结构松散的农民,消解了村庄内生力量,因此要摆脱“三农”发展的结构性困境,必须建立多种类型的农民合作组织,增强农民的自我组织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将工商资本纳入农村发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