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员工自弃心态的表现、成因与领导方式优化

受自弃心态驱使,员工表现为"忙、乏、苦、假、恐"五种消极状态,影响着单位的高质量发展。根据社会认知理论,员工自弃心态的形成原因为自我效能感低、消极的领导风格和组织不良风气的影响。因此,领导者应当优化领导方式,以健全的工作机制扭转差序式领导的影响,以适宜的领导风格扭转消极领导的影响,以积极的组织氛围消解不良风气的影响。     

领导拒谏如何影响下属? 基于情感事件理论视角

上级对下属建言的消极反应(即领导拒谏)是否及如何影响下属的工作结果这一问题长久以来被学者们所忽视。本研究基于情感事件理论,考察了员工工作挫折感在领导拒谏与员工工作结果(工作满意度、建言行为和反生产行为)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以及员工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其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对235位员工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1)领导拒谏与员工工作满意度和建言行为负相关,与反生产行为正相关;(2)员工的工作挫折感部分中介了领导拒谏与员工工作结果之间的关系;(3)员工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调节了领导拒谏对员工工作挫折感的影响,即员工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越高,领导拒谏与员工工作挫折感的正向关系越弱,反之越强;(4)员工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调节了员工工作挫折感在领导拒谏与员工工作结果关系间的中介效应,即员工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越高,该中介效应越弱。最后讨论了该研究的意义和不足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平台型领导如何赋能知识型员工“适时应务”？——基于沉浸理论的链式中介模型

平台型领导是一种以“平台赋能”和“共同成长”为核心特征的新时代特色领导模式。不过，目前研究对其内涵及核心外延即员工适应性成长尚未展开足够的实证探讨。基于沉浸理论视角，构建了一个平台型领导赋能知识型员工适应性成长的过程模型。通过对236份中国知识型团队的问卷配对数据（研究1）和41份质性访谈数据（研究2）的整理分析发现：平台型领导让知识型员工感知到“挑战—技能平衡”和“目标和反馈清晰”，从而正向提升其工作沉浸感；工作沉浸感正向影响知识型员工的即兴能力和情感承诺，此二者分别提高了员工任务适应性绩效（压力和应急处理、创新解决问题和持续学习）和人际适应性绩效（人际和文化适应）；员工自我领导调节了平台型领导通过工作沉浸对适应性绩效的间接效应，当自我领导水平较高时，上述间接效应会更强，反之则不显著。本研究揭示了平台型领导赋能员工的方式、过程及局限性，也为改善传统领导观念和行为提供了重要启示。     

论领导与管理的差异

区分领导与管理的差异不仅对领导学的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更是领导行为在实际工作中得以发挥的基本前提。本文认为领导与管理的差异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领导与管理的对象不同。第二,领导与管理的作用方式不同。第三,领导与管理的作用范围不同。第四,领导能力与管理能力的习得途径不同。第五,领导效果与管理效果的评估不同。     

领导-部属交换对员工工作压力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研究

以企事业单位的中基层管理人员的270份问卷为样本,采用多元回归对领导-部属交换对员工工作压力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进行分析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领导-部属交换与员工工作压力为U型相关,与员工的领导支持感、工作满意度均为直线相关关系;领导支持感在领导-部属交换与工作满意度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工作满意度与员工工作压力为U型相关。研究结果为领导-部属交换负面效应的研究提供了中国情境下的经验验证,有助于把握领导-部属交换与员工工作压力的负面效应的作用方式和途径,使领导者意识到在实践中要关注"圈内人"身心健康,提高"圈外人"的领导-部属质量以降低员工的工作压力。     

服务型领导与员工满意度的关系研究

研究了服务型领导与员工满意度的关系,内容包括服务型领导与员工情感承诺、功利性承诺、工作满意度的关系.在对国内8家企业386份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统计分析和假设检验,证明了服务型领导与员工的情感承诺、功利性承诺、工作满意度正相关.     

领导权力分享对个体创意倡导的双刃剑效应研究

 创新对当代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它一般包括创意生成和创意推行两个阶段。已有研究更集中于探讨如何促进创意的产生，对创意推行的研究却相对匮乏。创意倡导是对新颖想法的积极推广，被认为是创新推行的关键。促进个体的创意倡导是推行创新的有效举措，然而理论和实践较少关注如何促进个体的创意倡导。        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探讨领导权力分享对个体创意倡导的影响，提出领导权力分享对个体创意倡导同时存在增益效应和损耗效应，在二者之间构建非线性的理论模型，进一步考察个体创新效能感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收集一家IT教育科技企业的62个团队共291名个体的问卷数据，使用HLM 7.0进行跨层次的层级回归方法检验领导权力分享对个体创意倡导的影响以及个体创新效能感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领导权力分享与个体创新倡导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即当领导权力分享处于适中水平时，个体有最多的创意倡导行为。个体创新效能感在领导权力分享与个体创新倡导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即当个体创新效能感较低时，领导权力分享与个体创意倡导之间呈倒U形关系；而当个体创新效能感较高时，领导权力分享与个体创意倡导之间呈正向的线性关系。        从领导权力分享角度探讨创意倡导的前置因素，是对创新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分析领导权力分享的双刃剑效应，拓展了对领导力影响的认识。从实践意义上，研究结果启示管理者在促进个体创意倡导时，要警惕过度领导权力分享的消极作用，并且提高个体的创新效能感。     

主动性-被动性员工创新行为:基于分布式领导的作用机制研究

员工创新是企业创新驱动的重要推动力和提升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当前中国组织情境中，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员工创新行为：主动性员工创新行为和被动性员工创新行为，两者所产生的创新绩效存在巨大差异。然而，现有文献对被动性员工创新行为研究不足，理论研究已经无法适应实践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将两种不同性质的员工创新行为放在一个框架下进行研究，以丰富创新行为的研究内涵。本文以新兴的领导发展取向——分布式领导为切入点，引入组织支持感作为中介变量，上下级关系和价值观匹配作为调节变量，构建了分布式领导对主动性-被动性员工创新行为的作用模型。为了验证该模型，以408名知识型员工为研究对象，通过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检验，研究结果发现：分布式领导对主动性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对被动性员工创新行为具有负向影响；组织支持感在分布式领导与主动性-被动性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上下级关系和价值观匹配正向调节分布式领导与组织支持感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验证了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同时，上下级关系和价值观匹配交互调节了分布式领导与组织支持感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为解构中国创新管理实践中纷杂多样的创新行为提供了理论诠释，丰富了中国情境下的创新管理理论。     

依恋理论下避风港式领导对员工创新的影响分析

依恋理论认为,组织中的员工会对领导者产生依恋感,如果领导者能够积极回馈员工则能够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否则,就会激发员工的负面情感与行为。避风港式领导正是在组织依恋情境下为员工营造安全心理氛围并鼓励员工挑战的领导风格,安全与挑战是这个领导类型的两个核心维度。避风港式领导能够通过增强心理安全感、提升自我效能感、弱化负性人格特质对员工创新行为起到促进作用。鉴于此,领导者应重视组织依恋,主动转向避风港式领导风格,同时强化对员工创新的激励与引导,以差异化管理实现关爱与挑战的平衡,促进员工发展,提升组织创新绩效。     

领导行为与人际关系对酒店企业群体内聚力的影响及其后果

以组织行为和管理理论中关于群体内聚力的讨论为基础,实证探讨了中国酒店企业中,领导行为与员工之间的人际关系对群体内聚力的影响,以及群体内聚力与员工工作满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人际关系、任务导向型领导行为和体恤支持型领导行为会正向影响群体内聚力,但创新适应型领导行为对群体内聚力的影响不显著;群体内聚力对员工工作满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群体内聚力对于人际关系和员工工作满意感之间的关系,以及任务导向型领导行为和员工工作满意感之间的关系有完全的中介作用,对于体恤支持型领导行为和员工工作满意感之间的关系有部分的中介作用,但对于创新适应型领导行为和员工工作满意感之间的关系却无中介作用.最后,讨论了研究结果的应用.     

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兼论组织认同与自我效能感的作用

探析变革型领导、组织认同及自我效能感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构建以组织认同为中介变量、自我效能感为调节变量的混合模型,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问卷调查,运用工具软件对获取的有效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变革型领导、组织认同、自我效能感及员工创新行为的得分都较高;变革型领导、组织认同及自我效能感均与员工创新行为显著正相关;变革型领导不仅直接影响员工创新行为,还能通过组织认同间接影响员工创新行为;自我效能感能显著调节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程度。     

组织支持感中介作用下的家长式领导对员工工作疏离感的影响

以195名员工为被试,探讨了家长式领导的3个维度,即仁慈领导、德行领导与威权领导对员工工作疏离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仁慈领导对员工工作疏离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德行领导对员工工作疏离感的影响不显著,威权领导对员工工作疏离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组织支持感在仁慈领导与员工工作疏离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威权领导与员工工作疏离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关系身份视角下夫妻创业共同领导行为探索性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夫妻创业由夫妇共同领导,但夫妇如何在双重身份下实现领导权共享尚未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为此,引入夫妻关系身份视角,采用探索性案例分析法,以一家夫妻创业型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创业情境下夫妻共同领导行为模型。研究发现,第一,夫妻创业情境下,关系身份促进夫妇在共同领导中形成组织协同效应。角色身份确保夫妻共同领导权力结构平衡,而配偶身份在共同领导者之间形成情感连接。第二,关系身份作用于夫妇共同决策、整合资源、协调行动过程中,并进一步促进新创企业机会的识别和利用。研究表明,夫妻关系身份既维护了夫妻共同领导的结构特征,又为推动新创企业成长提供情境依据。     

参与型领导对团队绩效的影响：组织支持感与下属默契的跨层链式中介作用

基于路径目标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通过对673名员工和63个团队领导的配对调查数据,采用多层结构方程模型进行统计分析,探索组织支持感与下属默契在参与型领导和团队绩效之间的跨层链式中介效应。结果表明,参与型领导与组织支持感、下属默契显著正相关;组织支持感与下属默契显著正相关;组织支持感、下属默契与团队绩效显著正相关;组织支持感与下属默契在参与型领导和团队绩效之间起到跨层链式中介作用。最后对研究结果展开讨论并对未来研究做出展望。     

基于案例分析的服务型团队共享型领导的特征与成因探索北大核心CSSCI

以S公司的三个门店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探讨了服务型团队共享型领导的特征及其成因。研究结论表明:相比于项目/创新团队,在服务型团队中,由于领导-员工工作边界更加模糊、消费者-员工信息更加对称,以及消费者需求更加多元化的原因,也会存在共享型领导这一现象;服务型团队共享型领导的表现形式与项目/服务团队基本一致,不同之处在于团队成员的"话语权"和"主人翁意识"更加强烈;垂直授权型领导会分别通过团队积极情感氛围和积极凝聚力正向影响共享型领导,垂直命令型领导会分别通过团队消极情感氛围和消极凝聚力负向影响共享型领导。     

我国企业公仆型领导量表的设计与检验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专题座谈会、个别深入访谈、关键事件分析以及问卷调查等多种研究方法,编制了一个由11个维度的44个计量项目组成的公仆型领导量表,并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对这个量表的心理测量特征进行了初步的检验.可靠性分析、探测性分析、确认性与二阶因子分析、多层次线性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作者编制的公仆型领导量表具有较好的可靠性、会聚有效性、鉴别有效性和预测有效性,可用于计量组织、部门、基层单位等各个层次的公仆型领导风格.     

包容型领导对下属创造力的双刃剑效应

 创新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动力，而企业的创新要依赖于员工的创造力。因此，如何提高员工的创造力成为组织管理理论和实践的热门话题。领导者作为组织管理的关键和灵魂，领导风格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备受关注。然而，领导风格往往具有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的两面性。        为验证包容型领导对下属创造力的双刃剑效应，基于组织支持理论和领导力-创造力模型，构建以团队心理安全感为促进机制和以下属依赖为抑制机制的并列多重中介模型，从正反两个视角探讨包容型领导对下属创造力的影响机制。        通过对67家企业的468套上级-下属配对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①包容型领导对下属创造力的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为正向；②包容型领导与下属创造力之间，由团队心理安全感、下属认知依赖和下属动机依赖构成的多重中介作用显著；③团队心理安全感的中介效应为正向(前后两半段路径均为正向)；④下属认知依赖的中介效应为负向(前半段路径为正向，后半段路径为负向)；⑤下属动机依赖的中介效应为正向(前后两半段路径均为负向)。        研究结果验证了包容型领导对下属创造力的双刃剑效应，拓展了领导力-创造力模型和包容型领导理论，构建了包容型领导对下属创造力的影响机制模型，并找到了打开两者之间黑箱的钥匙，从多路径剖析包容型领导与下属创造力之间的传导机制，验证了下属依赖可分为下属认知依赖和下属动机依赖两个维度，并在综合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下属依赖、下属认知依赖和下属动机依赖的内涵进行界定。研究结论对营造和谐安全的组织氛围和提高员工创造力提供了理论参考和管理启示。     

上司领导风格对员工分配公平感与组织公民行为的调节作用研究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在控制工作满意度的基础上,分析了上司领导风格对分配公平感与组织公民行为不同维度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上司的创制维度对组织公民行为的不同维度产生独立于分配公平感的显著影响,对分配公平感与组织公民行为各维度之间关系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而上司关心维度的这种独立解释能力要弱一些,对分配公平感和忠诚维护之间的关系没有调节作用,对分配公平感与OCB整体以及另外三个维度(人际帮助、个人主动性、个人勤奋性)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中国文化背景下谦逊型领导的结构和测量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竞争环境的日益复杂化，谦逊对于领导者的重要作用引起了组织研究者们的关注。中国自古强调谦逊，谦逊对于领导者的重要性在中国古代典籍和领导者身上都有所体现。然而，已有的谦逊型领导理论和测量是在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下发展起来的。领导的概念和结构嵌入在文化之中，会随着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中国的谦逊型领导研究不能照搬西方的理论和方法。        鉴于此，编制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谦逊型领导测量量表。在已有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阐述谦逊型领导理论的发展过程，对谦逊型领导的测量量表进行对比分析，开发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谦逊型领导测量量表。量表开发严格遵循科学程序，这一过程包括3个阶段。第一阶段，通过半结构访谈，以286名员工和管理者的开放式问卷调查生成题项；第二阶段，精简量表，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评估量表的心理测量特性；第三阶段，评估量表的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谦逊型领导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量表包括14个题项以及平易近人、欣赏他人、正确自我认知和开门纳谏4个维度，平易近人维度体现了中国集体主义文化的特点。        开发的量表展现了中国文化背景下谦逊型领导的独特性，更好地满足管理研究回归管理实践的需求。此量表为未来谦逊型领导的实证研究做了工具上的铺垫，也为中国的谦逊型领导研究带来启示,促进其进一步的研究和发展。在管理实践中，领导者应摒弃英雄神话和“伟人”的形象，更多地关注员工在领导过程中的影响，通过对员工的友善和尊重来展现其人性的一面。中国的谦逊型领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与西方的谦逊型领导在结构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一点值得研究者和管理者高度重视。     

意义构建理论视角下领导积极结果框架对员工数字化创造力的影响研究

通过聚焦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变革环境中的领导愿景沟通场景,从意义构建理论视角,探讨了激活员工数字化创造力的有效领导意义给赋策略,构建了领导积极结果框架影响员工数字化创造力的链式中介模型,并据此分析了领导地位在其中所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领导积极结果框架可直接促进员工的数字化创造力,同时也可通过唤起员工的认知与情感共鸣产生间接的促进作用,即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与和谐型工作激情分别在领导积极结果框架对员工数字化创造力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并共同发挥链式中介作用;领导积极结果框架唤起的员工认知与情感共鸣程度均能受到领导地位正向调节效应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