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商业银行如何抗御风险

加入WTO将有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完善,有助于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一旦我国加入WTO,必然对外资银行实行更加宽松的市场准入规则和国民待遇规则.更加宽松的市场准入规则意味着有更多的银行将进入本地市场,实施国民待遇规则意味着给予外国银行同本国银行同等的法律地位和待遇,在开业资格、业务范围、监管架构和税负等方面一视同仁.由此,WTO的加入在即,使城市商业银行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与挑战.     

我国外资银行法律监管不足及完善构想

随着银行业入世过渡期的结束,我国开始对外资银行实施国民待遇。然而由于经济发展、国际间的经济、金融风险加大、影响度增强,对外资银行的法律监管亟需完善。     

外资银行分行的法律地位及其监管

分行作为外资银行准入东道国的重要组织形式,与普通公司法意义上的分公司不同,其在法律地位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换言之,外资银行分行虽然在东道国没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却有相对独立的商业营运资格.为此,在关注外资银行母行状况(包括母国监管)的同时,不能忽视东道国的本地监管.认识这一点,对实施有效的外资银行监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的治理逻辑与优化路径

基于“治理逻辑—现实问题—优化路径”分析框架,可以深入理解我国推行“放管服”改革和着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进程中“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的实践效果。从发展缘起上看,“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遵循着“初步探索—逐步推广—逐渐成熟”的发展逻辑;从动力来源和目标导向上看,“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呈现推力与拉力间的互促逻辑、政府与市场的互惠逻辑。当前“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仍然面临着监管职责边界不清晰、抽查结果分析运用不规范、随机抽查规则和标准体系不健全、执法队伍建设与新型监管需求不匹配、智能平台构建不完善等现实问题,为推进新型监管模式向纵深发展,还需从多种监管机制衔接、构建抽查结果分析运用机制、执法队伍建设、智能监管平台建设等方面进行改革。     

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法律解读

《外国投资法》(征求意见稿)勾画了我国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否定清单的管理模式,业界往往将此模式等同于或类同于外资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其实,否定清单模式与其说是对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的肯定,不如说是对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否定.外资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在法理上缺乏依据,在国际投资实践中也难觅其踪.外资经营阶段的国民待遇仍然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期外资管理的主基调.     

论离岸金融市场准入监管法制

离岸金融市场准入通常涉及监管原则、准入主体范围、准入主体形式以及准入许可方式等几个方面。在构建中国离岸金融市场准入监管法制时,应当在离岸金融市场上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并在必要时实施过渡安排和审慎例外的措施;允许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离岸市场;要求离岸银行采取分行的组织形式;主要采取牌照许可方式并辅之以传统的审批方式。     

实践中的理论再创新——从"生产力标准"到"三个代表"标准

20世纪 70年代末经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与思想上、理论上的拨乱反正 ,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判断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和人们行为的根本标准———生产力标准。邓小平同志在领导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 ,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 ,使“生产力标准”具体化为一个更易理解、更易操作的综合标准。在世纪之交 ,江泽民总书记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形势又提出了判断我们党的政策与活动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这一历史演进标志着我们党在实践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理论和党建学说认识的不断深化与具体化。     

浅谈"三个代表"对"三个有利于"的继承和发展

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不仅对共产党的根本性质和任务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 ,也成为衡量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的根本标准 ,与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既有内在的联系 ,又有深刻而全面的发展。我们学习“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要联系“三个有利于”标准 ,只有这样 ,才能更好地领会、把握、实践“三个代表”     

论"巴塞尔协议"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局限与改进

“巴塞尔协议”是为商业银行经营活动提供一个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并确保银行体系安全运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监管工具。本文运用弹性分析与持有期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利率变动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讨论和分析,指出了“巴塞尔协议”这一监管工具存在的局限性,并提出了改进“巴塞尔协议”监管的措施和建议。     

境外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经过30多年的发展,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但也存在巨大的风险。美国、英国、日本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规则相对完善,在行业监管、监管模式以及监管内容等方面对我国有借鉴作用。我国私募股权基金应建立行业协会监管、采取政府监管为主的监管模式、明确政府审查权限、完善信息披露及市场准入规则等方面做出努力,以有利于引导和规制其积极健康发展。     

论监管沙盒下我国数字藏品市场的法治实现

数字藏品具有中国特色,本质上为受监管的非同质通证（NFT）,是存于区块链上的一组数据。我国数字藏品存在监管安全、产权认定、技术安全等多方面风险,在监管治理上面临较大挑战。监管沙盒作为现有监管框架内提供监管豁免及优惠政策的一种创新实验机制,可以极大地推动我国数字藏品的监管治理。监管沙盒具有主体平等性、风险可控性、设计个性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差异化等特征,应完善数字藏品监管沙盒准入、运行和退出三大环节,构建以金融监管部门主导下的“官方型”及“行业型”为主要类型的我国数字藏品沙盒监管机制,从立法与执法主体分离、制定合法性规则、强制性与任意性规则类型化设置等方面推进我国数字藏品的发展。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的解读及其推广

负面清单模式是上海自贸区在外资准入管理上的新举措,逐步实现从"准入前正面清单审批为主,准入后监督为辅"旧模式到"准入后监督为主,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为辅"新模式的过渡。负面清单的"放权"思维与正面清单的"集权"思维形成鲜明对比,折射出负面清单在提高外资进入效率、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加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及与国际贸易规则接轨等方面的正面价值,因此,这是一项在对外开放新思维指导下的制度性改革。负面清单目前被"热炒"的同时显露其实践中还存在的问题,这对负面清单模式在全国的推广形成挑战。上海自贸区应该在此项改革中大胆摸索,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WTO与"后立法时代"的中国立法

WTO对中国法治进程尤其是中国立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所谓“入世”首先就是指法律的“入世” ,是中国国内法与WTO规则及国际惯例的接轨。在WTO的平台上重估立法的质量和效益 ,重视法律的修改和完善 ,注重充分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法律移植 ,将成为“后立法时代”的立法特色     

“入世”对中国银行业法律制度的影响及其完善

《服务贸易总协定》、《全球金融服务协议》、《金融服务附录》等是WTO金融服务贸易的基本法律制度.中国“人世”议定书对银行业作出了具体承诺.“入世”对我国以“三大银行业法律”为基础法律框架的形成及以“三大银行业法规、规章”为核心的法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全面开放”的背景下,我国银行业法律制度存在不足,诸如：僵化的分业经营模式,缺失的存款保险制度及低效的银行业监管制度,严重削弱了与外资银行博弈中我国银行业的竞争力.我国银行业应实行混合经营模式,构建存款保险制度,完善监管制度.     

重新解读"推陈出新"

“推陈出新”是事关人类追求真理必经之路的重要原则 ,是一个具根本性的哲学命题 ,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批判继承人类文化遗产并创造新文化的核心问题。真正意义上的新潮派 ,从来不简单化地在“新”与“好”、“旧”与“坏”之间划等号 ,而是对传统的、外来的以及现存的一切思想文化现象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求是的态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所谓“新潮派” ,一是搞否定一切革命文化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 ,把一切“新”的等同于“好”的 ;把一切“旧”的等同于“坏”的 ;二是搞唯西方文化的马首是瞻的“全盘西化”论 ,举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都是“新”的 ,中国近百年来的都是“旧”的。这种打着“推陈出新”幌子标榜“新思想”、“新观念”的所谓“新潮派” ,其实兜售的是老掉了牙的十九世纪以来“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心”论及其库存的旧货色。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谈墨子功利主义的教育思想

平民出身的墨翟,从“兼相爱、交相利”“尚贤”“尚同”的政治主张出发,提出通过教育培养“兼士”“贤士”,达到“兴利除害”的目的;提出了“素丝说”的人性假设;明确了“厚乎德性”“博乎道术”的人才标准;强调了重实用、轻文饰,重自然科学、轻“礼”“乐”之教的内容体系。     

突发事件管理中的"分类"、"分级"与"分期"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的管理学基础

与我国以往的法律和法规相比,《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的一大特色是充分吸纳了当代国家突发事件管理的研究成果。这集中体现为突发事件的“分类”、“分级”和“分期”原则。“分类”原则主要是指根据突发事件的性质,将其分为自然灾害类、事故灾难类、公共卫生事件类、社会安全事件类和经济危机类。“分级”原则是指根据政府的应对能力、突发事件的影响范围、紧急程度和损失后果等标准,将突发事件分为一般、较大、重大和特别重大四级。“分期”原则是指根据突发事件的生命周期,将其分为预警期、应急期、缓解期和重建期四个阶段。     

城市边缘地带“村改居”后的“村民自治”研究——基于济南市的调查

“村改居”后的社区,是按照“居民自治”的规则治理,还是按照“村民自治”的规则治理,是我国城市边缘地带“村改居”后的社区治理普遍面临的难题。本文探讨了“村改居”后的社区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按“村民自治”规则治理的合理性;分析了“村改居”后按“村民自治”规则治理面临的诸多难题;提出了政策建议:将“村改居”社区纳入城市社区建设视野,并作为社区建设的突破点和创新点;逐步将社区居民委员会与社区企业及有关经营开发行为分开,将社区的公共事务管理和社区企业经营分离;完善有关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一套具有起、承、转、合功能的基层社会自治基本法规体系。     

"新帝国论"的历史命运

在新保守主义的推动下,“新帝国论”成为美国乃至世界关注的思想和政策。三年过去了,“新帝国论”并未能实现其预言的世界新秩序。今天的国际环境和美国国内政治的发展,已经向人们表明,“新帝国论”无法成为确保美国霸权长盛不衰的妙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