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研究

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对惩治和威慑严重的国际犯罪、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具有积极的法律意义。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必然涉及主权国家国内法院的刑事管辖权,归根到底与国家的主权问题密切相关,因而,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问题,一直是国际刑法学界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中国应结合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性质特点,完善相应的国内立法。     

国际刑事法院在实现国际正义和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作用

新近启动运作的国际刑事法院是国际刑事司法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但是，受国际政治因素制约，国际刑事法院在借助于惩治诸如战争罪等最严重的国际犯罪以实现国际正义和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只能发挥十分有限的作用。     

论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律意义

《罗马规约》的通过及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 ,与《联合国宪章》正义、和平的基本精神一脉相承。在国际社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 ,《罗马规约》为国际化法治进程提供了发展契机。对于惩治已然犯罪的实然性、威慑未然犯罪的应然性方面 ,新诞生的国际刑事法院作为国际特设刑事法庭缺失的弥补 ,会成为国际社会惩治严重国际犯罪的最佳法律武器。     

刍议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与国家主权

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分为属人管辖、属时管辖、属地管辖和属物管辖四方面。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是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与国家主权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但国家主权先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     

国际刑事法院请求引渡的依据及法律障碍

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从一开始就与积极惩治最严重的国际罪行的人道主义理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然而,国际刑事法院要实现对国际罪行的有效管辖,就必须借助引渡形式。但国际刑事法院向《罗马规约》缔约国提出引渡请求时,可能面临的法律障碍有战争罪的过渡条款、缔约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罪名修正案的接受、缔约国承担的对第三国的国际法义务等。作为《罗马规约》非缔约国,中国可依据双重犯罪原则、《规约》补充性管辖权和本国公民不引渡原则拒绝国际刑事法院的引渡请求权。     

国际刑事法院启动机制及美国的应策

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是国际刑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必将对国际法、国际刑法和国际关系发生深远的影响。国际刑事法院的启动机制与其管辖权紧密相关,是主权国家在是否加入国际刑事法院问题上必定要首先考虑的问题。而在国际刑事法院的启动机制方面,检察长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检察长在调查和起诉方面享有巨大权力,使得有些国家有所顾虑,其中对国际刑事法院刑事管辖权最持怀疑态度的,就是美国。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既是国际刑法范畴问题,也是国际法的问题。它既关系到国家主权,也涉及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中的补充性原则和启动机制方面的规定,涉及缔约国和非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因而也是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中最复杂、最敏感的问题。     

论国际犯罪的刑事管辖机制

国际犯罪的刑事管辖机制主要包括国际管辖和国家管辖两个层面,从一国立场上看,这涉及本国与他国以及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管辖权协调.为有力打击国际犯罪,国家应在维护本国司法主权、遵守条约义务和尊重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管辖权之间取得必要的平衡,设置和完善本国刑事管辖机制.在这方面,<罗马规约>对于一国刑事管辖机制的完善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国际法发展的历史性突破——《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述评

１９９８年７月１７日，联合国外交会议在罗马经过五周的激烈讨论，决定建立一个常设的国际刑事法院①。该常设国际司法机关一经设立，将对国际关注的最严重的犯罪行使国际司法管辖权。这次重要的外交会议除了通过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以下简称为《规约》）之外，还通...     

论《罗马规约》规定的危害人类罪的前提要件

“广泛或有系统地对平民人口实施攻击”是危害人类罪成立的前提要件。所谓“广泛”,应从攻击行为的规模和受害人的数量两个方面来界定;所谓“有系统”,只要揭示出其“组织性”的特征即可,不能包含“政策”的要素;界定“对平民人口的攻击”时,应注意攻击与政策的关联性和攻击的持续性。在确定受害者是否为平民时,必须考虑犯罪实行时该人所处的特定境遇,而不仅仅是其身份。《罗马规约》删去了危害人类罪定义中的“武装冲突”要件,这实际上是降低了归属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核心犯罪的入罪门槛,显然违背了国际刑事法院成立的宗旨,进而为粗暴地干涉一国主权留下隐患。     

从《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看21世纪国际关系新趋势

冷战以后,国际关系日趋多元化、制度化。1998年6月,国际社会通过《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这一国际法新条例。它是第一个针对个人实施最严重犯罪的国际条法。它的设立是国际关系复合相互依赖加深的结果,意味着当今国际关系正发生着深刻的嬗变,即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正逐渐趋于多元化,个人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的关注对象。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战争罪中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纽伦堡和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成功审判战争罪犯后,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国际特设刑事法庭又成功审判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构成的战争罪。国际社会在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谈判过程中,基于规范战争和武装冲突的习惯国际法律文件和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尝试性地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战争罪,成为部分国家对《罗马规约》投反对票的理由之一。事实上,联合国安理会以及相关的国际机构依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准确界定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并严格掌握法律适用的标准及规則,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作为战争罪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内不应引发更多的歧异。     

邓小平主权思想的理论体系与中国主权战略

邓小平主权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对国家主权首要地位的认识、对维护国家主权内容和方法的认识以及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主要措施等等。中国必须以邓小平的主权理论为核心，将国家主权的维护作为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出有中国特色的主权战略。     

冲突管理论"球权"

“球权”是国际社会所固有的属性,它来自主权的让渡和扩大。球权像主权的发展一样,经历了由地区性向全球性转变的过程,表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前景。主权、“球权”与人权的社会属性,决定了需要从主权正统性和冲突管理的角度去历史地、动态地对其加以把握。当今的时代是国际民主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的时代,也是“球权”的时代。“球权”从根本上来说反映的是“权利政治”,这与霸权主义反映的“权力政治”不同,也同国际恐怖主义反映的极端人权手段不同。维护和发展“球权”,就要以平等、公正和信用为原则倡导国际民主主义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中外差异与应对策略

中国在多个国际场合主张“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但在“多边、民主、透明”的理解上，中国与西方存在重大差别。总体来说，西方支持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旨在弱化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声音；而中国强调各国政府都平等地参与政策制定，反对发达国家垄断互联网治理，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鉴于此，中国在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上应有所行动：一是应向国际社会明确中国关于国际互联网治理的战略构想。二是在国际层面，区分互联网不同的领域，细化策略，根据利益权重的差异采取不同应对措施。但明确在涉及互联网安全与主权领域，则只能由政府主导。三是在多边或双边层面与立场一致的国家结成利益共同体，从而在互联网国际规则的制定和治理层面增大中国的话语权。     

自由贸易、人权和主权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主权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具有全球性质的经济活动跨越国界面临的巨大障碍之一。面对这种状况,现有的国际法体系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不过在现阶段国际人权法迅猛发展的趋势下,可以把交易权提升为受国际人权法保护的人权,利用人权的强势地位,推动国际经济交往的正常进行,尽管这种思路面临着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复杂问题,但仍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潜在途径。     

论主权责任要素的确立

直到20世纪初,主权所体现的和强调的主要是权利(权力)内涵,而不具有多少责任内涵。在当今的国际社会里,主权不仅意味着一种权利(权力),而且意味着一种责任。主权是一定条件下国际社会既存的共同规则约束下的产物,它不能脱离它赖以产生的客观环境和社会规则,主权应否内在地包含或承担责任取决于国际社会演化发展的客观力量和需要,而不是反过来由主权来决定自身的形态和内涵,这是主权作为历史和实践的概念的逻辑必然。     

国家主权的弱化与新安全观的建构

国家主权原则是处理国际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其最终确立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自从确立以来,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新干涉主义”的兴起,国家主权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开始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弱化。为了应对这些挑战,维护国家主权,各国应在积极谋求更加灵活多样、行之有效的对策的同时,更新观念,允许主权的适应性让渡即一国在自愿、有利、独立决策的基础上主动让渡出一部分国家主权。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国际法上国家主权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国际经济关系中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它的形成与发展促进了世界经济与贸易的迅速增长,也对国际法上国家主权提出了挑战。区域经济一体化一方面使国家主权的行使受到某些方面的限制,另一方面又为国家主权向外延伸提供了条件和空间,因此,区域经济一体化并没有改变国家的最后决定权,仅仅是使国家主权的行使方式发生了变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将分散、个体的国家主权组合和提升为统一、集体的主权的过程,是国家通过限制暂时、局部的权利,获得长远、全局利益的过程。     

跨境电子数据取证的困境与出路

电子证据的获取成为有效打击跨境网络犯罪的关键所在,由于境内外法律制度的差异,容易造成跨境电子证据收集规则的不一,从而导致刑事司法协助难度加大.利用网络在线提取、网络远程勘验等单边跨境电子数据取证的方式可能会涉及侵犯他国的网络数据主权与国家主权,以及采取强制数据披露制度会使得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可能性增大等问题均给跨境电子数据取证带来了挑战.因此,需要在坚持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为主的取证方式下、在各国的不同立法中寻求达成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平衡;设立不同的适用条件对单边跨境电子数据取证进行规制,以维护各国的网络数据主权和国家主权;在加强全球数据自由流动的情形下,完善数据披露制度,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李鸿章与琉球宗主权的丧失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对于日本在琉球的行为,李鸿章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主张琉球自主,这一主张最终导致了清朝对琉球宗主权的丧失,但也反映出李鸿章在同资本主义打交道的过程中,他的近代国家利益思想有不断增强的趋势,他将国际公法同中国传统的“存祀主义”糅合在一起,试图以西方的理论来解决中国传统的宗藩问题,具有开放性;其同意琉球自主,又体现了他主权观念的萌发,表现出新旧思想的杂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