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路径构建

乡村治理的效度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尺,事关社会稳定、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之大计。以基层政府、村“两委”、乡村精英和普通村民等为代表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治本之策。对当前乡村多元主体在合作共治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加以聚焦,以参与能力提升、共同利益塑造、治理制度建设和治理技术优化四大抓手为举措推进乡村善治进程,成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基本路径。     

为何不能与何以可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难以实施的“结”与“解”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是治理过程,而“垃圾分类难以实施”是其实践困境.“生活垃圾”分类和“生活垃圾分类”的治理对象不清、公共行动规则和私人生活逻辑的治理机制断裂以及国家行动者和社会参与主体的治理关系不对等,构成生活垃圾分类实践困境的三种内在张力和“症结”所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困境的解决之道是:明晰垃圾分类治理对象及其关系,达成公共行动规则与私人生活逻辑的治理机制链接,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治理.     

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以福建省福州市为例

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城市社区治理离不开共建的多元参与、共治的联动与共享的目标成效。福建省福州市推进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在党建引领、提升社区居委会治理能力以及社会组织和社工参与等方面取得初步成效,但是在社区自治、治理主体均衡发展、联动共治机制以及法律、人才保障方面还存在制约和瓶颈。推动城市社区治理,需要进一步健全社区自治机制,优化共建结构,建立共治机制,提升社区治理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从而提升共建共治共享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水平。     

乡村有效治理的微观实现机制研究——基于乡村危房改造项目的案例分析

治理有效的实现前提是找到适合特定组织环境的治理结构安排。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发挥主要受制于相关主体间的资源互动关系、基层政府的差异化约束和村治当家人的动员积极性。其中,不同要素发挥作用的大小因不同的地方治理结构而有明显差异。为此,需要在城乡共治的治理结构下构建基层治理单元与村级治理单元在国家纵向治理体系中的“协同制衡”关系,通过改善城乡共治框架下的治理结构,协调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建构多元主体主动参与的激励机制,提升乡村内生发展能力。     

乡村治理中基层政府“善治”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基于X市Q镇的分析

基层政府是主导乡村基层治理、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主体。基于“强政府与强杜会”的治理理念,以X市Q镇为调研案例,以“动员—服务—互信—共治”为研究思路,通过实地调研分析基层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实践行为。研究表明,Q镇政府在推进乡村治理进程中面临着多元主体存在认知和行为偏差、政府回应与治理诉求有所失衡、治理主体的信任水平相对较低等问题。结合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立足于简政放权、价值共识、民主协商、利益聚合等因素,提出相对应的基层政府行为优化路径,旨在提升基层政府治理效能,建构基层社会集体治理网络,促推基层政府和社会主体的协同共治和互进互促。     

协同治理视角下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困境和路径——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

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生态系统保护提出的新方向,加强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是其中的重要方面.目前国家公园治理体系存在着偏重政府单一主体、缺乏多元主体参与的问题.以协同治理理论为研究框架,认为政府主体、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同是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中的重要参与者,三者之间的合作有利于打破目前在国家公园试点中存在的府际横向协调、政企协作和政府与居民协作的困境,提出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以及生态系统保护的有效路径.     

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问题和推进路径

随着高等教育管理方式的转变,决策权力如何在政府、高校、市场和其他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合理分配,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问题。鉴于高等教育的多重属性,从理念、制度和能力三个维度对政府、高校、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构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高等教育权力格局,才能切实应对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困境。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树立依法治理的治理理念,逐步完善政府与高等教育的关系;构建有序运行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提升高校自主管理能力;发挥多元主体智慧,提升多元共治的高等教育治理能力。     

区域环境共治的结构分析与建构路径——基于共同利益视角

在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的初期阶段，粗放的增长方式带来了愈发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具有的整体性、系统性和跨域性等特征，要求环境治理必须建构多元协同共治体制机制，通过多主体之间的利益协同、协作治理实现生态环境的长效善治。基于共同利益视角，从城市功能定位、纵向权力结构以及协同共治过程三个角度对构建生态环境共治体系进行探究，并从理念、主体和实践等方面提出区域生态环境共治结构的建构路径。     

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协同治理的规范构造探析

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的国家公园建设起步较晚,但是具有后发优势和鲜明特点,是成果最丰富、进展最迅速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领域。在国家公园的建设和管理过程中,因其多元的治理主体和复杂的治理内容的实践需求,要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协同治理是唯一可行的路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协同治理模式及其构造,涵盖了多元主体、多元方式、多元治理机制3个主要方面。其中,多元主体在我国国家公园协同治理中处于基础地位,这些主体涉及处于领导地位的政党、各级政府、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一般社会公众以及包括特许经营企业和社区居民在内的特定社会主体。在治理方式上,多元主体之间在推进国家公园治理过程中,通过管理机构与所在地方政府、社区居民、社会公众的横向协同,以及政党与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纵向协同,进行互动、交流、协调,形成治理的合力。在治理机制方面,我国国家公园的协同治理机制主要由沟通协调机制、利益平衡机制、信息共享机制以及约束监督机制等核心机制构成。     

技术理性与治理逻辑:社区治理技术运用反思及其跨越

社区治理技术体系的建构过程实质是推进社区治理社会化、专业化、技术化的过程,要义在于坚持“多元共治”理念,核心是鼓励多元社会主体创设并应用多样性技术手段和工具,目的是实现社区有效治理和服务。从现实需求、价值取向、实践主体、技术工具、应用评价五个维度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技术面临网格功能泛化、物业管理专制、社工难以退出、协商参与不足等问题。社区治理技术的有效运用,需要政府转变职能,明确社会主体功能边界,增强居民委员会社区治理能力,激活居民自治主体性。从治理现代化的高度看,社区治理需要深刻转变,即政府理念从“管控”到“治理”,治理主体从“单一”到“多元”,各类资源从“分散”到“整合”,主体功能从“泛化”到“精准”,治理技术从“模糊”到“清晰”。     

论广州城市生活垃圾治理的战略取向

现代城市垃圾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城市垃圾中,生活垃圾所占比重大、与民众联系密切且处理阻力大,对城市生活垃圾治理的战略设计已成为城市管理者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作为我国重要中心城市的广州,也正面临形势严峻的"垃圾围城"之困,自2012年开启新一轮城市生活垃圾综合治理以来,在有创新、有收获的同时也遇到了新的挑战。为进一步深化城市生活垃圾治理工作,广州应准确把脉顶层制度难"落地"、流程运行难系统、民众习惯难转变等现实症结,科学设计生活垃圾的多元共治路径,实现挑战与机遇的对接,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治理树立标杆,助推开创城市垃圾治理的新局面。     

我国生态治理现代化:优势·矛盾·对策

我国生态治理现代化是在党领导和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既符合现代生态治理多元共治的基本要求，又突出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具有巨大优势：它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提供多元共治的制度保障；坚持人民利益宗旨，凝聚多元共治的各方力量；实施新型举国体制，提高多元共治的协同程度。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现代化也面临着许多现实矛盾：生态治理任务的长期性与治理使命的接续性矛盾，生态治理观念的全局性与治理职责的区域性矛盾，生态治理成效的滞后性与治理考核的时效性矛盾，生态治理方式的现代性与治理实践的复杂性矛盾等。要解决这些现实矛盾，可将生态治理长期规划与短期计划相结合，将生态治理全局视野与区域目标相结合，将生态治理长远目标与当前实际相结合，将生态治理管理创新与科学执政相结合。合理解决这些矛盾，不仅能推动我国生态治理现代化，也能培育和提高干部、公民、企业等主体的现代素质和生态治理能力。     

乡村多元治理的规制困境与机制化弥合——基于软法治理方式

在多元共治的治理结构下,乡村治理的主体拓展至包括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农村社会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内的政府、农民、市场、社会等四维治理主体。随着治理环境多样、治理主体多元、治理关系多维,各主体间的利益协调关系也会变得更为复杂。多对利益关系间的交互形成了多种利益矛盾：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间的博弈、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抵牾、乡村治理文化与法律规则间的冲突。协调这些利益,单靠法律治理是不够的,需要将软法治理引入到乡村治理的实践中,选择自治、德治、法治相统一的治理价值,进而形成软法治理的双重参与机制、效力约束机制与耦合衔接机制,用以弥合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规制困境,进而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实现。     

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探究——以浙江省百社区为例

多元共治是社区治理的重要手段。本文基于对浙江省宁波市、杭州市、温州市等五市百个城市社区多元协商的调研,发现当地多元主体在协商意图、协商过程及主体自身矛盾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开放空间”协商技术这一现代治理技术在社区治理中的运用能实现社会资本的整合,让多元主体参与协商,高效解决社区治理难题。     

“开放政府”理论与实践对中国的启示——基于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创新的研究视角

通过系统分析美国"开放政府"有关理论,具体研究美国"开放政府"实践的一个典型案例——"公众专利评审"项目,从项目产生的现实背景、项目的运作机制两个方面考察政府在协同治理中的作用与定位,并进一步总结出在开放公共数据情境下多元社会主体协同治理的机制规律,即有效激励与多元协调。中国创新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关键,在于加强五个方面的顶层设计,即开放机制、激励机制、协调机制、保障机制、评估机制,五个方面统筹推进,分布实施。强调当前中国社会协同治理协同机制创新的实质,就是要应用互联网技术平台,变革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推进社会信息公开,实现由社会广泛参与和多元合作的"多元治理",改善政府在多元治理结构中的宏观调控作用。     

协同治理视域下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的路径

在全球化与经济新常态形势下,社会矛盾与冲突进一步复杂化与尖锐化,社会治理的难度日益增强,越来越需要发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优势。尤其是积极应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中产生的各种矛盾与冲突,要在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下推进政府“统管”向政府“治理”转型,建构一种协同治理体制格局。作为一种体现“官民共治”之善治精神的治理形式,协同治理是未来治理创新的战略选择。     

良性互动：政府治理与社区共治关系的建构

政府与社区的理想状态是能够实现二者的相互型塑,即在政府与社区间建构良性互动关系,突破中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治理困境和难题。在治理框架下,从民主生长的空间不足转向扩大平等参与、从互惠信任程度不高转向促进互动合作、从协同共治的理念不强转向加强多元治理,这是当前建构政府治理与社区共治关系的三个主要思维转向。发挥多元力量的凝聚作用,扩宽资源整合的社会途径,运用利益协调化解社会矛盾,加速服务转型主动适应社会变迁,这是当前治理转型的现实路径选择。     

以"共治"达"高质"——基于多元主体的研究生教育治理之路

基于研究生教育现实状况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质教育需求的矛盾,加强教育治理,促进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选择.研究生教育治理是一个涉及政府、高校、导师、研究生、社会等多元主体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完成要把握"质量输入—质量生成—质量评估"三个基本环节.每个环节都需要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才能实现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治理目标.而要推进多元共治则需制定规章制度以规范共治全程,更新主体思维以确保责权承担,健全交流机制以协调主体诉求,最终通过多措并举,使多元共治得以推进.     

论互联网金融的公私协同共治

面对金融新要素对传统监管的挑战，以公权为主导并集结互联网金融行业组织和金融企业等私法主体参与的合作治理，成为互联网金融治理模式优化的有益探索。囿于互联网金融公私治理主体之间的权力互赖基础薄弱，私法治理主体的自我规制能力不足以及公权主导的元治理机制适用异化等因素，我国互联网金融合作治理陷入失衡的困境。新治理框架下的系统协同论提供了耦合三方治理主体的公私协同共治思路，通过深化开放型共治组织架构、加强交互型共治规范建设以及落实制衡型共治权责配置等举措，有助于纾解既有的合作治理困境，并最终裨益于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宗旨的我国互联网金融现代化建设。     

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及路径研究

推进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打造湖南"三高四新"新发展格局和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分析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发展现状,发现在现阶段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存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目标差异、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参与度较低以及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影响了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有序运转.为破解上述难题,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通过论证各参与主体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责任关系以及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分别从政绩考核制度、生态补偿机制、社会主体参与渠道以及多元主体的合作方式等四个方面设计了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的优化路径,为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有效实施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