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党建促扶贫：党组织嵌入与非国有企业精准扶贫

脱贫攻坚是我国重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党的领导是脱贫攻坚的根本保障和根本优势。基于2016—2021年中国A股非国有企业样本,实证检验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精准扶贫行为的影响及机理。研究发现,党组织嵌入显著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精准扶贫行为,且这一关系受到高管特征的影响。渠道分析表明,党组织嵌入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的扶贫意识和扶贫能力来促进精准扶贫。进一步分析发现,相对于“输血”式扶贫,党组织对“造血”式扶贫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同时党组织嵌入还显著提升了扶贫成效。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践探索及发展建议——以衡阳市为例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已成为我国扶贫攻坚的重要环节,组织企业参与扶贫开发工作,有利于建立贫困地区整体脱贫的长效机制。文章结合湖南省衡阳市市情及贫困现状,以该市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实践作为切入点,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角度阐述了企业作为精准扶贫主体来优化扶贫治理结构的必要性,并针对衡阳市现有的一些扶贫开发模式,提出了企业带动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启示和建议,旨在为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提供经验参考。     

区域发展视角下我国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及脱贫的思考

精准扶贫战略提出以后,理论界和实践界对于精准扶贫与片区攻坚的关系应如何把握而产生了不少困顿。连片特困地区这一提法早已有之,经过一系列的政策演变,在区域发展和减贫方面也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但仍需解决如何应对“经济新常态”下区域发展带动减贫效应的削弱、进一步提升片区攻坚减贫效率、多维贫困问题、消解片区的贫富分化、协调发展等一系列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精准脱贫精准扶贫与片区攻坚融合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以区域发展为视角、提升片区定位精准度,以多维贫困为视角、提升减贫内涵精准度,以精准扶贫为视角、提升脱贫手段精准度,构建精准扶贫与片区攻坚融合推进的新机制。     

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成效、经验与挑战

民族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在2018～2019年的脱贫攻坚实践中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取得决定性成效,为2020年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奠定了扎实基础。文章通过梳理和阐释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方法与措施,归纳和总结了民族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在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国家制度作用、重点扶贫方向推进、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机制体制完善、具体方法措施创新四方面的成功经验。在分析民族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与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艰巨性的同时,还探讨了扶贫政策后续调整、自我发展能力养成、教育基础薄弱等亟待解决的现实挑战和难题。最后,在宏观政策、干部队伍和贫困群体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完善现行精准扶贫体制机制研究?

自从确立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以来,中国扶贫体制机制经历了快速创新和转型,2016年以来大范围地进入实践操作。目前,精准扶贫体制的主要特点是坚持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领导体制和各级政府合力攻坚、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以及广泛社会参与的大扶贫格局;精准扶贫机制被概括为六个方面,分别致力于解决精准性问题和（或）攻坚克难问题。对照脱贫攻坚需要,精准扶贫体制机制与现实需要还有诸多脱节、不适和不完善之处,本文从五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论文进而从修补现行贫困识别机制、落实和强化县为主体的脱贫责任制、理顺和完善脱贫机制、保障直接扶贫开发人力投入、补偿相对贫困群体等方面提出了完善精准扶贫体制机制的对策建议。     

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的运行方式——基于山西省L县Y乡的实证研究

为确保2020年我国农村所有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脱帽,共同迈进小康社会,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湘西考察提出"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后,全国上下开始掀起精准扶贫的热潮。作为精准扶贫方式"五个一批"之首,"通过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已成为农村扶贫的重要扶贫方式。产业扶贫离不开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种植大户等主体的参与。在众多主体中农民专业合作社由于其具有天然益贫性而成为精准扶贫的理想载体。因此从农民专业合作社出发,以精准扶贫为视角,结合实地调研,探讨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的运行方式。通过对L县Y乡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的实际操作过程分析,得出其参与精准扶贫的运行方式主要是"扶贫前"与政府合作,"扶贫中"与农户、龙头企业互动,从而实现"扶贫后"农户脱贫的目标。     

西北贫困地区畜牧业扶贫福利效应及其影响因素:以宁夏为例

产业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头戏",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当前,脱贫攻坚已经进入关键期,畜牧业扶贫势必变得更加重要,但是贫困户作为畜牧业经营的主体,只有保障其福利不受损,才会继续依托畜牧业增收脱贫。深入研究畜牧业精准扶贫对贫困户福利的影响,对于完善精准脱贫长效机制和增加农户收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此,推动贫困地区畜牧业的发展,充分发掘其在精准脱贫中的潜力,消除深度贫困户从事畜牧养殖的门槛,有助于进一步发挥畜牧业在反贫中的作用,从而实现持续稳定脱贫。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研究

为准确分析建立脱贫长效机制面临的重大问题,对精准扶贫战略决策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进行分析,探讨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推进思路。基于脱贫攻坚进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包括贫困人口存在自主脱贫意愿薄弱、贫困地区社会经济自主发展条件较差、社会保障政策对贫困人口的激励性不足、部分贫困地区相关产业扶贫投入与产出比率未达到预期水平等,研究认为,需要政府和企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融合发展来改善贫困地区内生发展条件,提升贫困人口自主脱贫能力,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扶贫绩效激励机制和脱贫考核退出机制;已脱贫地区要分梯次、分阶段推进重点工作转移,扶贫政策和工作体系向常态化转型,保障贫困地区扶贫工作持续、高效推进,形成扶贫开发的长效机制。     

新时代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法治保障研究

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既是“十三五”脱贫攻坚主战场,又是国家减贫治理方式的重要体现。当前我国民族地区扶贫工作已进入新时代,要使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必须以强大法治保障为前提。纵观目前我国民族法治建设运行现状,仍存在精准化扶贫刚性立法供给不足、运行程序不规范、精准扶贫纠纷现代解决机制阙如等问题。因此,必须加快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法律体系构建、健全相关精准扶贫法治化工作制度、构建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确保相关扶贫工作在法治框架下规范实施。     

西藏打赢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战的路径选择

西藏是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地区,如期完成脱贫攻坚面临着任务重、成本高、难度大等诸多挑战,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本文对西藏全域和不同区域的贫困程度进行比较,昌都、日喀则和那曲是深度贫困的三大主战场,通过多维贫困分析深度贫困区域及其在脱贫时序进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深度贫困地区的致贫原因进行机理分析,为脱贫攻坚明确"靶向"。进而提出:遵循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推进深度贫困地区扶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精准施策解决突出制约问题,提高脱贫的质量和效益,构建深度贫困群体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到2020年打赢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现实困境与治理策略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是将脱贫政策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过程,要求从公共政策视角审视目标群体参与对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意义。研究表明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有利于其认同、配合及监督政策执行,促使精准扶贫政策目标“零偏差”的实现。但受传统政治文化束缚、目标群体政策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政策信息公开度较低以及制度化参与渠道或方式阙如等因素制约,当前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贫困识别阶段形式化参与、帮扶贫困户阶段被动式参与以及脱贫考核阶段参与失灵等问题。为此,可以考虑采取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提高目标群体参与意识和能力、加大政策执行信息公开力度以及拓宽目标群体制度化参与渠道和方式等治理策略,走出政策执行过程中贫困户参与不足的困境。     

基于社会创新视角的企业参与扶贫攻坚可持续模式

企业社会创新已被视为可能解决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生态过冲、人口爆炸和贫富差距等世界性难题的方法之一。在我国,参与扶贫攻坚是企业社会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有利于实现社会责任与经营业绩的双赢。对中国优秀企业参与扶贫情况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参与扶贫取得了卓越成就,但参与路径仍显单一,尚未把社会问题或公众期望纳入自身发展的战略框架,未能将参与扶贫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转型路径。据此提出鼓励企业参与扶贫实践的可持续模式,包括包容性的商业模式、可持续性的投入产出规模、公平互利的供应链管理以及与核心利益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等创新性解决方案,以期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之时,助力企业在社会治理挑战中寻找商业机遇,以开发性战略布局应对后扶贫时代。     

精准扶贫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为了全面、客观地评价精准扶贫工作的成效,以安徽省为例,探索并构建了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精准帮扶和精准脱贫4个维度14个指标的精准扶贫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划分层次和专家评分,给出各项绩效审计评价指标的权重。结合对指标权重的分析,对安徽省精准扶贫工作提出了相关建议。     

媒体报道、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基于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以2011-2017年我国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媒体报道、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媒体报道越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越高。(2)相较于内部控制质量高的样本企业,媒体报道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正向作用在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样本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媒体报道作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调节器的理解,而且指出企业可以从公司内部治理的角度来提升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     

喷动床最小喷动速度的计算颗粒流体力学数值模拟

基于第二期“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中的706个合作社样本,采用OLS和Tobit方法分析了合作社经营绩效对其精准扶贫参与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合作社经营绩效与精准扶贫参与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在对模型进行改进和选择代理变量检验后结果依旧稳健。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合作社经营绩效与获取政府补贴和承担社会责任之间同样存在“U”型关系,后者正是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的动机所在。鉴于此,政府应加强对精准扶贫参与主体的核查,同时须支持合作社发展,以壮大其帮扶带动能力。     

深度贫困地区农业产业扶贫效应研究 — —以凉山州为例

近年来产业扶贫具有的造血功能以及对减贫的可持续性,在精准扶贫中受到极大关注。但贫困人口主要分布于农村的 特点和各区际异质性,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减贫效果都不同。基于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和可行能力理论,阐释了 深度贫困地区发展农业产业更能助推农户减贫的机理,并以凉山州为例对三次产业的减贫效应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凉 山地区发展农业产业能够提高农户的主体性和参与性,对缓解贫困的作用比其他部门更加显著,并提出如何高质量发展农业 产业从而促进农户减贫的思路。     

控制性赋权:基层政府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基于国家级贫困县J村的田野考察

“赋权”是理解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视角。田野考察发现基层扶贫实践既有“赋权”又有变通的“控制”,由此导致了扶贫过程中“精准”程度有所差异,为此,需要从基层政府的行动逻辑分析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从外部选派驻村扶贫工作队,由于较少受到当地社会网络的约束使其能够“理性行动”,但在“限期”脱贫的目标责任制下,基层的扶贫工作队受到了“规避责任”与“追求政绩”的双重约束,故此工作队根据自利原则策略性地选择了赋权或控制策略。进一步考察发现,扶贫工作队主要通过利用传统权力结构、地方性知识及现代化知识话语“异化”赋权策略,从而构建了“控制性赋权”的实践逻辑。基于此,地方政府应着力于构建“外派”与“内生”相结合的基层扶贫工作队,设置部分基于“赋权”“参与”的考核指标,培训提高扶贫干部对贫困户的尊重和理解,从而使得长效脱贫的精准扶贫政策能够得以执行。     

精准扶贫长效机制的法治路径研究

中国精准扶贫事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长效不足的问题。扶贫权力的"双刃性"、扶贫活动的"正外部性"和贫困主体的"弱势属性"是精准扶贫长效不足的重要原因。作为一种现代化、规范化的贫困治理机制，依法治贫有助于扬弃扶贫权力的"双刃性"，缓解扶贫活动的"正外部效应"，改善贫困主体的弱势属性，因而能有效保障精准扶贫的长效发展。但同时，当前依法治贫也面临着精准扶贫的法律供给不足、扶贫权力运行的实施体制滞后、社会参与扶贫的激励机制低效、贫困主体的民生权利虚置等问题。因此，研究建议：完善精准扶贫的法律规范体系、优化扶贫权力运行的法治实施体系、健全多元主体参与的法律激励机制、构建贫困主体的民生权利体系，使扶贫活动在法治框架内规范运行。     

基于产业示范站的科技扶贫模式及其减贫效应

探索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贫困人口减贫相结合的科技扶贫模式,是我国目前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重点。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产业示范站科技扶贫模式为例,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其减贫机制,并运用陕西省3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748份微观农户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科技扶贫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1)产业示范站科技扶贫模式具有显著减贫效应,即农户通过参与农业科技培训、主导产业示范、农业信息服务和产业组织化带动4种扶贫方式,不仅能提高其家庭农业收入,也能降低家庭贫困发生的概率;(2)不同科技扶贫方式的减贫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农业科技培训的减贫效应较为突出,而农业信息服务的减贫效应有待进一步提升;(3)建档立卡贫困户科技扶贫参与度低于非贫困户。因此,地方政府应加大财政支持与组织保障的力度,引导高校优势科技资源与贫困地区特色产业精准对接,借鉴“西农模式”为深入推进区域精准扶贫战略提供科技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