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出游西方者的惑与达

晚清出洋者行游西方,获得了对西方社会的直观认识。于器物层面,他们惊诧近代科技的进步,对其进步动因感到困惑,但他们将西方科技源头纳入东方,为西学在中国思想体系内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于社会习俗,他们惊诧西方"尊女"之风,但他们以"从其国风"保留那份对传统的尊重。无论是困惑还是达观,不违背传统,"西学中源"和"从其国风"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为吸收西方文化提供了便利。通达看待西方报业则显示了晚清思想界发生的某些积极变化。     

晚清清流政治变革思想的演变

晚清的三次政治变革，是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政治实践活动。在社会的大转折时期，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熏陶的清流派，在应对西方的冲击方面，首先考虑的是从传统的治国理念中寻求“良法美意”，对弊端丛生的政治体制进行修补。随着对西学认识的加深，尤其在实际事务中深深感受到固守传统已不敷实用，他们在坚持“体”不变的前提下，变通学习西方的近代先进科学技术，并且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他们提出的政治变革思想越趋激烈，从起初的变“器”到后来的变“道”，清流派的思想立场在晚清政治变革中节节蜕变。     

古今中西之争视域中的晚清海防战略嬗变

晚清海防战略嬗变是近代古今中西之争的产物。从中西之争看，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在师夷之“技”“学”“道”的过程中，海防战略经历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塞防与海防并重”“以精炼海军为第一要务”“海权论指引下重建海军”的嬗变历程。从古今之争看，与“师夷”相伴的是对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维护，既有改良派、洋务派及维新派在“器变道不变”“中体西用”“道器兼备”及“由器进道”的思维框架中吸纳西学以维护传统，也有顽固派通过抵制西学以维护传统。古今中西之争既促进了海防战略嬗变又制约其西化的彻底性，进而对晚清海防成败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晚清“新版”学人之诗

晚清"新版"学人之诗是指是晚清以来受海外异质文化影响的一批"新式"学人创作的诗歌,他们把西方的政治思想、历史文化、风土名物以及"新"事物、"新"现象引入诗歌创作之中,开创了中国诗歌新的局面。晚清"新版"学人之诗大致经历了生硬扯入新名词洋典故、驳杂掺入西学、有机融入西学等三个阶段。晚清"新版"学人之诗兴起的原因必须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衍变的内部因素,以及晚清社会政治和学术思潮等外部因素来考虑。     

中西学战与晚清士人边缘化略论

士在传统社会为四民之首。西潮冲击下,晚清士人为御侮求强,以“中体西用”为核心与西方进行了广泛的学战,最终却走入中学不能为体,西学不能为用的困境。从思想史的社会学意义上讲,学战是晚清士人再造新的社会中心的努力,但随着学战的失败,却促成了士阶层自身的边缘化。     

京师同文馆与晚清“学生—译员计划”

旨在落实培养“学生—译员计划”的京师同文馆,一般也被视为晚清洋务运动的一部分,有人甚至将其作为洋务派更为宏大的教育改革、政治改革计划的开端。但是,同文馆努力试图在外国语言学校与西方化的近代学院之间、在西学与中学之间保持的平衡,并非从一开始就呈现了出来,也不是所谓的在语言学校的掩护之下来试图对中国传统教育和文官制度进行的“改革”,而是有着它自身发展的历史逻辑性。探讨同文馆在自我定位和实际处境之间的不断谨慎调整之原因并对其过程进行解读,对于同文馆与晚清“学生—译员计划”的重新认识,乃至对于十九世纪后二十年所发生的中学、西学之争的认识,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梁启超“三界革命”与现代汉语语境文学观念的发生

中国传统文论之“文”与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是两个异质的谱系。然而，从晚清至“五四”，粱启超却以“三界革命”为中心，在借鉴西方现代诗学中“文学”的观念并摆脱中国传统文论中“文”的意识后，从功利主义一维初步确立了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观念。     

略论吴汝纶对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的态度

吴汝纶是晚清时期一位著名学者、桐城派代表人物、杰出的教育家.他一生积极探求西学,介绍西学,被时人誉为"东方第一人".在探讨西学的过程中,他关注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的发展,倡导引进西方近代农业科技,主张兴办近代农业教育,堪称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上的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本文就吴氏对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的态度进行了简略的评述.     

晚清域外游记研究述评及展望

晚清时期,知识分子游历西方,寻求救国之道,并把游历过程中的见闻以日记或游记的方式记录下来,成为我们今天研究西方社会的知识来源。本文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1979-2011年间发表的晚清域外游记相关研究成果,从西方社会形象、西学、教育、科技、经济、法制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学者对游记的个案研究,认为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在游记的旅游价值、教育价值和精神价值等方面有所加强。     

论晚清西学传播与陕西社会转型

为了考察晚清西学传播与陕西社会转型,采用了文献解析与梳理的方法进行研究.晚清陕西虽然不是西学传播的中心地带,但却非常活跃,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在西学传播的过程中,新式学堂的建立、教学内容的改变、留学日本的兴起等促进了陕西教育的转型;晚清西学在其传播的过程中促进了陕西实业和科技的发展,并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西学的传播不仅为陕西注入了新鲜的空气,而且为民主思潮的传播及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一定基础;晚清西学的传播对陕西社会转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李鸿章家训中家庭教育的延续与更始

在时代之交过渡之期的晚清,社会剧变,中西文化碰撞,二律背反,李鸿章,毁誉参半之人物,其家训因循与开拓并存。家庭教育坚持笃向传统经学和道德的固本之道,提倡教子正道,经书不可不读,传承孝悌、慈善、勤俭等传统道德。同时,迈出了接受“西学”的第一步,定位“西学”的器物之用,家庭教育中倡导学习西文,开启家庭教育更迭和嬗变。以史为...     

论戊戌维新时期的“中体西用”思想

“中体西用”思想产生于中西文化激烈交锋的晚清时期,它的提出对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及中国向近代化迈进具有积极意义。随着人们对西学认识的加深,“西用”的范围不断扩大,并不断触及到西学之本,有些人虽想把它限制在原先许可的范围之内,也很难完全如愿。于是到了戊戌维新时期就突破还是继续维持“中体西用”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国粹学报》与“古学复兴”

古学复兴是清末国学保存会同人对他们所参与的国粹保存运动的定位。一方面，文艺复兴被当时的思想界描述为欧洲近代化史的起点，另一方面，国学保存会所谓的“古学复兴”，又有其独特内涵。它包含三层含义，一、打破官学独尊，提倡独立思考；二、继承有清汉学传统，“复兴”古学；三、倡导国语写作。因此，古学复兴的思路看似西学影响的结果，但对它的解读，又离不开对中国、尤其是晚清以来的学术史的了解。本文从清代学术史发展变化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做了初步解析。     

神话为何属于文学研究？——以晚明、晚清西学分类为起点

晚明是华夏第一次对西学大量译介和争论的时期,晚明士人对西学分类的认识、以及西人介绍西学时的策略皆能体现中西文化最根深蒂固部分.晚明西学分类的次第观念为文学（教育之用）→医学、海学等等→理学→天学,只有本土理学、天学才是正统.晚清士人受此影响并参入新因素,即在“学”与“理”中间加入“政”,形成器物之学→制度之学→文化之学的递进关系观念.在此基础上,晚清传入“神话”——这种外来“知识”仅关乎古希腊等异邦的“神”之故事,它既无法对应中国的“天”之内容（历象、人伦、物理、祭祀、五帝、祖先等等）,也无法抵达“格物穷理之大原本”,仅有启迪民心的教育之用,从属于“文学”.受此观念影响,中国神话学逐渐从属于文学研究.尤其在当下学科建制中,神话研究者基本集中在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学科,这促使学界需要更深层反思中国现代学术史观念,以及“神话”及神话学何以能更贴切本土文化问题.     

洋务运动与知识分子

洋务运动与知识分子黎仁凯洋务运动是晚清咸同之交一批先觉知识分子倡导发动的早期近代化运动。这批知识分子大多是曾追求科举功名的士子或由科举仕进的官僚士大夫，也有社会绅士。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接触了西学，洞达时务，深具忧患意识，力主通过学习西方谋求富国强兵。他...     

富水圆砾地层联络通道加固选型及应用

晚清时期，翻译被作为一种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中央至地方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官书局体系。政府的全面参与不仅体现在官书局机构的设立、经费的支持与人员的配置等方面，而且体现在书籍的审查乃至销售等方面。这种参与既是顺应时势的实际需要，也是政府维护统治的手段。虽然有其局限性，但客观上对于促进晚清西学翻译的繁荣、晚清教育的近代化，乃至整体社会进步有着深刻影响。     

王树楠题画诗的生命忧思与文人趣味

王树楠是近代“河北派”诗人群体的重要人物。学诗从黄庭坚入手,由苏轼上追韩愈、杜甫,与桐城诗派和闽派诗人的诗论有许多相通之处。他历经晚清的变局,其题画诗融入了文士的家国情怀和慷慨雄迈之气,将画家心事、诗家遭际与文人的生命理想在诗画真幻世界中进行自由转换,表现出晚清以来题画诗发展的新境界。题人物画诗勾勒图像中的自我形象,写出了儒者能吏的生命情态;题咏山水画诗与山水行旅的矛盾心态深度交织,呈现出晚清民国文人宦途中经世理想与追求个人自由解放的困惑与无奈。他的题画诗以“诗史”精神孕育“画史”意识,追求天真自然、雅逸淡泊的艺术风格,带有浓郁的文士趣味,体现了深味斯文之道的儒者在易代之际难得的家国之情和生命趣味。     

论晚清政治小说作家

晚清政治小说作家多分布于社会经济文化发达且率先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影响的闽粤、江淅和湖广三地.一方面.他们接受过系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另一方面,他们又接受了西方进步思想文化的影响.自觉地肩负起启蒙与救亡的时代使命.从事政治活动是晚清政治小说家主要的社会存在方式.小说创作不过是他们从事政治活动的一种手段,但却适应了救亡图存的时代需要.并对后世文学创作政治化倾向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博考简收”与“即指见月”：《西学略述》的西诗译介

1885年出版的《西学略述》,由入华传教士艾约瑟编译而成。该书对西方诗人诗作有较多介绍,其中部分内容可以说是首次进入中国。在此基础上,该书对西诗类别和韵律的介绍,又使之获得了诗学理论层面上的积极意义。译介行为的赞助者以及晚清社会对西学知识的需求,在《西学略述》的西诗译介中产生了导向作用,并促成了其中文学性质的显现。在中国文人面前呈现出西方诗歌面貌,这既与艾约瑟遵从的"学术传教"策略保持了一致,又在客观上推动了晚清中国对西方诗歌的认识,同时在近代中国的西诗译介史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伤心人之伤心语”——评项鸿祚之词

项鸿祚是晚清词坛名家,学界对其词赞誉甚多,但论述多停留在"情真"、"感人"的层面上,对其词风的生成、特征及在词史上的地位认识不足.实际上,项氏出身于"簪缨之族",但家世已然败落.正是"没落贵族"的身世直接造就了他多感抑郁的情性,而生活的封闭性、审美情趣的精致淡雅、情感的细腻幽怨则决定了其词"苦艳郁深"、凄婉幽邃的风格.项鸿祚在创作上表现出对浙派末流空疏靡丽词风的厌弃,而他有意识地借写苦涩缠绵的艳情抒发身世之感的艺术追求却与后来晚清盛行的比兴寄托之风相一致,从而昭示了晚清词坛的新气象,开了晚清词坛以比兴入词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