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工作的合法性困境及其路径重构

近十余年来,我国政府大力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然而,在实践中社会工作合法性依然频遭质疑,这折射出社会工作合法性具有多维理论意涵及实践特征。基于对既有理论与实践的批判性反思,本文从规制合法性、认同合法性、实效合法性三个维度建构了社会工作的合法性框架。高校、政府、社会工作者通过由外而内的知识引入、自上而下的制度建设、从无到有的职业实践初步建构了社会工作合法性。然而,社会工作合法性依然存在非均衡性与非系统性、认同缺失与文化隔阂、脱离民众与成效不足等问题,导致其形成“悬浮”式实践逻辑。这就需要助推社会工作合法性从“悬浮”迈向“扎根”,通过以社会建设为导向,优化社会工作制度生态;增进文化与社会认同,促进社会工作本土适应;扎根日常生活实践,切实发挥社会工作的服务功能,以重构社会工作合法性,实现社会工作助力共享发展型社会建设的当代使命。     

巩固和加强政府合法性基础的路径选择——基于政府自利性与合法性关系视角的思考

政府自利性是政府的重要属性,是与政府公共性相对应的一种不占主导地位的政府属性,主要表现为政府以潜在的或显在的方式追求政府自身利益.政府合法性主要指政府系统的组织结构、制度安排、政府系统输出的公共政策以及政府价值是否得到社会成员自愿忠诚和支持的问题.合理的政府自利是政府行为的重要驱动力,可以提升政府的合法性;不合理的政府自利性削弱政府合法性基础,导致政府合法性危机.从政府自利性与政府合法性关系的视角,进一步探析了加强和巩固政府合法性基础的路径选择.     

政府合法性价值的自我求证——政府改革的价值观

我国目前正处于“改革过大关”的阶段。我国政府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是因为这种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社会危机的被迫反应,改革动力不充分。究其根源,则在于政府改革对自身合法性价值求证的缺失。政府改革需要不断地对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价值求证进行反思,反思的结果将是政府行政的不断完善和为社会进一步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课程改革的合法性探析

课程改革是作为一项政府行为,它应是公共政策行为的一种,因而它同样也面临着合法性问题.课程改革的合法性是教师、学生等利益者对其价值和行为的认同与服从.课程改革的合法性对课程改革的顺利和有效的推行产生重大的影响,关系到课程改革的成败.因此,为了获得较高的合法性,避免出现合法性危机,笔者认为要从合乎法律、有效性、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与环境的一致等几个方面着手.     

论政府权力清单的合法性审查

根据《指导意见》,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应该“抓好清权、减权、制权、晒权等主要环节”,对清理后保留的职权“应该逐条逐项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审查”。然而,政府权力清单编制中存在“权力”归属判断失当、“权力”范围过度扩张与权力清单的功能定位偏离等问题。权力清单的法律边界包括形式上权力依据的有效性与实质上权力转化的合理性两个层面,通过运用合法性控制手段保证政府权力清单的形式要求与实质标准相互统一,有利于实现权力清单的规则之治。权力清单基准法是权力清单中“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基础,权力清单编制包括清单基准法清理与权力分类合成两个阶段,只有完成权力清单基准法的合法性审查,才能依据权力清单基准法对行政权力进行清理、分类、汇集与合法性审查。建议分别从审查主体、审查内容、审查方式、审查程序四个层次构建权力清单基准法的合法性审查机制,间接实现对政府编制权力清单的立法规制。     

试论社会转型期政府面临的合法性挑战及政策选择

政府的合法性即指政府的权威、地位得到民众的认可、支持、忠诚和信仰的一种状态。在我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必然要经受来自各方面的挑战,首当其冲的就是政府的合法性挑战。政府面临合法性挑战不等于面临合法性危机,但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这些挑战所带来的问题,政府合法性危机就必然降临。     

论帝制中国的君权合法性信仰

根据文化人类学中拟剧理论和当代文化叙事学的某些视角，帝制中国所有与君权合法性相关的制度、行为、政策、言论、神话、仪式、名号等，都可以理解为一种合法性叙事与表演，透过这种民族集体的或文化整体的连续表演和叙事，就可以发见绵亘于古代思想世界中的君权合法性信仰系统。其中，基于君德的合法性信仰为其核心，而基于君主受命于天的合法性信仰、基于君主显赫功绩的合法性信仰以及基于君主正当名分的合法性信仰则是其重要内容，它们在君权合法性的生成过程中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功能。     

论现代政府合法性递减:成因、影响与对策

现代政府合法性之根本在于其实质合法性,即政治学意义之合法性,体现为社会公众对政 府所主导的政治理念与价值,所制定与实施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及其施政行为与施政效果 的认同和支持。现代政府合法性递减现象对政府存续运行构成了巨大压力与严峻挑战,亟须予以充分认 识与有效应对。现代政府合法性递减的影响因素应锁定公共资源之可获得性问题、社会利益与信念过度 分散性、公共契约不完全性、政府失灵、政府间竞争以及公民社会成长之持续挑战等根本性问题。各级政 府、政府部门与政府官员应与社会多元主体不断增进共识与互动,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型管理文化 的形成和发展,从而逐渐实现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相互依存、良好合作的政治局面。     

社会组织在地合法性的逻辑建构与治理突围

政府购买服务中的“圈内”购买机制使得社会组织对属地政府产生较大依赖,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组织的发展。由此,探讨社会组织跨区域承接政府购买服务何以可能就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从组织合法性视角出发,分析社会组织跨越街区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实践过程,发现社会组织在突破“圈内”购买困局的行动中呈现出明显的“在地合法性”建构逻辑。社会组织建立“在地合法性”的过程涉及作为逻辑前提的“行业合法性”的积累,作为关键环节的“购买方合法性”的建构,以及作为内在要义的“社区合法性”的达成三重逻辑进阶。具体而言,行业合法性要求社会组织能够搭建良好的组织间合作和关系网络,购买方合法性旨在帮助社会组织建立与属地外辖区政府的信任关系并获得服务项目,社区合法性则关注社会组织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对社区内利益相关方需求的满足。社会组织通过获得3种合法性建立其在辖区外的“在地合法性”,成功实现跨区域承接购买服务和组织高质量发展。     

对构建党的政治合法性的思考

合法性是权力的一种形态,是“没有权力的权力”,是任何政权都必须要认真面对的问题。21世纪的今天,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考虑政治现代化问题以及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合法性运动”问题,以建构、加强党的政治合法性。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的合法性审视

合法性问题一直是人类孜孜不倦的话题。在公法时代,一项新制度的出台,首先应考虑该制度本身是否具备法律依据,是否符合公法的原则,符合宪政的精神。日前,不啻为一缕新风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正在全国各地广为提倡。无庸王疑,该制度的出台在时下的中国有着正当性的根基,但从法律保留原则、效率行政原则、宪法中的平等权等视角对此制度作一剖析,其合法性的危机却不容忽视。建构将正当性转化为合法性的依法行政制度应是当代中国的现实路径。     

雷沛鸿教育法治思想与实践浅析

上个世纪20—40年代教育家雷沛鸿在推行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十分重视教育法治。这与他试图以教育改造为手段,进而实现社会改造的政治理想相关,也是他长期从事的宏观教育改革事业所必须。雷沛鸿的教育改革工作主要是在广西一省的范围内进行的,他在省级地方教育立法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今天我们搞好教育法治工作具有借鉴的意义。     

论政府与法制现代化

法制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颇为关注的社会问题,政府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如何,不仅学术界应予考虑,而且发展中国家政府也必须作出回答。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形成的法秩序,但不可照搬和重演。发展中国家的法制现代化应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引导下进行,日本、新加坡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范式。法制现代化不仅需要政府的主导,而且需要一个强劲而开明的政府来主导。     

激光增材与精密切削加工铝合金技术的发展

江西余江的宅基地制度改革采用了国家与社会良性协同共治方式,是善治理念在乡村治理中的具体实践。在政府主导、村庄主体、民众参与的“三位一体”联合共治结构中,国家权威与社会权威联合机制、政府公开与社会监督机制、个体与整体的权责利相匹配机制、社会表达与政府回应的制度化、社会自治与政府治理的规范化,共同保证了宅基地制度改革过程中的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和法治性,从而实现了乡村善治“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基本目标。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协调是善治的本质特征,“三位一体”的治理组织主体和村民理事会的组织形式兼具理论与实践创新。     

论政府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作用

从政府的社会地位、当前我国市场发育状况角度论述了政府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发挥作用的必要性,指出政府的政策取向、行为示范和监督力度影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当前我国市场失信惩戒机制和信息传递机制的不完善也在客观上要求政府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发挥作用.政府发挥作用的原则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发挥作用的核心是建立有效的"奖优罚劣"机制.分析了政府发挥作用的主要方面,包括信用法制建设、信用教育建设、信用网络建设和信用试点建设.     

WTO语境下的诚信问题:误区与出路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石。有效的基于个体自由竞争基础之上的市场机制 ,必须有一定的道德秩序予以支持。在一定意义上说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也是信用经济、道德经济。当前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还很不完善 ,失信行为盛行已成为阻碍我国经济正常运行的严重障碍。因此 ,必须从政府、企业、个人三个层面入手进行社会信用建设。     

刑事案件社会结构与罪刑法定原则关系初探

刑事案件社会结构对司法场域运作过程存在影响,这种社会异质性因素对司法裁判的作用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存在紧张关系。以罪刑法定原则是不可撼动的"金律"而彻底否认案件社会结构的作法,无异于画地为牢。认可罪刑法定原则的局限性,建构案件社会结构对于罪刑法定原则边界界定作用的方法,较为合理。超越价值绝对主义的认识论,是罪刑法定原则从"口号"走向"制度",从而真正司法化的基础。该方法在欧洲人权法院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再认识中可以找到依据。     

论行政法治下的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首先是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只有建立一整套能够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加以全面有效调整的法律机制，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而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最重要的关系是依赖于行政法所调整的政府与公众、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因此要积极推进政府法治建设。政府要树立为公共服务的价值理念，要依法行政，建立完善的行政权力监控体系。     

从工具合法性到价值合法性——我国权力合法性的价值范式转型

权力合法性一直是敏感而又热议的话题。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热衷于政治学探究,忽视了伦理学关怀;在谋求合法性的方式上,则倾向于工具合法性,忽视价值合法性。事实上,权力合法性问题也是个伦理学范畴,在权力合法性的谋求范式上,不仅有工具合法性,还有价值合法性。但现实的情况是,人们往往侧重工具合法性,忽视价值合法性,其结果便是造成一种"政绩困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践行的主要是"绩效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以工具合法性为主导,在带来经济社会巨变的同时,也遭遇了"政绩困局"。要摆脱这种困境,必须实现权力合法性的价值范式转型,即从工具合法性转向价值合法性,实现工具合法性与价值合法性齐驱并进的壮丽景观。     

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检视与路径展望——以行政行为的全面规范化为视角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政府的行政作为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规范。但长期以来,行政不作为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与依法治国、执法为民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相悖。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不作为呈现出多种新的表现形态。文章从行政权本位、政府机构职能交叉、部门利益驱动、权利救济机制不健全等方面全面检视我国行政不作为的生成机制,并进一步展望了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规制行政不作为的法律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