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法而议”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荀子·王制》篇提出了“故法而不议，则法之所不至者必废”。作为儒法两家对立局势的破冰之人，荀子引礼入法，提出“法而议”的法律思想主张，宣扬兼重法律的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最终选择以“法义”为代表的实质主义作为法律价值遵循。对于现代法治而言，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方略下探究荀子的“法而议”思想，对确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具有重大价值。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意义上，“法而议”思想对依法立法、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等具体操作也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罗尔斯的政治法律思想述评

本文对罗尔斯的社会与正义、法治与自由、万民法与国际正义的思想作了梳理并进行了阐释和分析,认为其正义理念是罗尔斯政治和法律思想的灵魂,无论是作为社会正义的制度安排,民主立宪制的确立与运行,法治与自由的维护与保障,都以其正义理念为出发点和归宿。罗尔斯的政治法律思想,充分张扬了新自由主义和新自然法学派的政治正义和法律理念,表达了他对文明社会和全球化背景下对“正义”的向往与追求。     

中重于正 ——中国传统正义思想的理论构建

公正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对正义的追求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中国传统正义思想的理论构建始于三代以来形成的以“执中”为核心的政治传统,其理论雏形便是《尚书》中提出的“王道”正义论思想。在此基础上,孔子及历代儒家正义思想的理论构建主要以为制度作合法性辩护和建立贤能政治模式为旨归,提出了基于仁爱原则的分配正义论,以“时中”为取向的实践正义论,以及以“行权”为补充的矫治正义论等三个理论层面,构建起了一种以“中重于正”思想为特点的“时中”正义论,它对当代正义论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法理念与法治进化论

尽管我们承认法治有“良法”和“守法”两个因素 ,但绝对的“良法”和“守法”的“法治”只能是法治的理想 ,法治应该是不断进化的 ,即法治理想的实现具有进化性。法理念的进化促进了法律进化和普遍守法 ,推动了观念法治和现实法治的进化 ,因而社会普遍的法理念的变迁是法治进化的基础。法治社会的真正权威是正义的司法 ,法官的正义判决使“纸上的法律”成为人们的信仰 ,因而法律工作者的正义信仰是实现法治的最终保障     

正义追求的人性价值

人的正义追求源于人是历史的存在，即人是以自身为理想目的超越现存状态的存在。正义在其实质上是人类发展的理想性准则。一旦脱离人或把人抽象化，正义就会被当作远离人或脱离人的尺度。思想史上的“永恒正义”以及“存在即正义”的看法，就是把正义脱离人的两种极端抽象化观点。正义问题首先是哲学性的问题。对正义追求的哲学追问首先是对正义的根据与目的的思考。在实践中寻找根据，在人的价值中设定目的，在社会关系的改造中实现正义的追求。这些维度是理解正义追求的前提性视角。由此出发，正义问题才有可能得到人性意义上的真正解决。     

程序正义独立价值论

以实体公正为本位、忽视程序的相对独立价值常常会使实体正义的实现陷入困境,说明程序正义是具有独立价值的。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应该都是我国法治实践所追求的目标。     

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述评

亚里士多德揭示了“法治”的含义 ,认为法治包含两个基本要素 ,即良法和法律至上原则。他进一步指出法治的理由在于法治符合正义 ,法治优越于人治。在法治的具体实行方面 ,他认为要通过立法、司法和守法三个方面。本文最后评价了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的历史功绩 ,作者认为亚里士多德首创了法治的完整体系 ,他的一些观点对我国法制建设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哈耶克对社会正义的批判

哈耶克认为，在一个由市场主导的自由社会里，由于没有一个单一的分配者来决定每个人应得的份额，所以“社会正义”或者说“分配正义”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词汇。而且，对“社会正义”的追求也是危险的，因为那样将不可避免地使政府压制各种不同的关于正确分配形式的看法，并最终导向全权主义。尽管哈耶克提出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论证，但他的批判最终是无法成立的。一方面，他难以解释为什么要消解“社会正义”的概念就必须全盘否认正义概念可以用来评价市场体制。另一方面，他对“社会正义”的理解失之狭窄。正义的概念不仅可以用来评价人的行为有意造成的结果，也可以用来评价人们对特定事态的反应。而且，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并不必然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它，或者取得所有人对这一概念含义的一致同意。     

刑法价值与人格刑法研究

法治的本质在于良法之治。法的价值是评价良法的主要标准。刑法的基本价值包括正义、自由和秩序。刑法的基本价值之间应当建立起价值“生态平衡”的观念,使刑法价值的三大要素在价值“生态系统”中和谐相处。人格刑法学以人格责任论和人的违法观为理论基础,将正义、自由和秩序同时纳入刑法价值体系中,是一种能够实现刑法价值观上的“生态平衡”的学说。     

依法治国的法哲学价值初探

法历来以社会正义，秩序，自由以及效益为其基本价值追求。我国当前正在实行以依治国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理想的实现，其实质就是法的价值被不断实现的过程，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基本价值目标是具体体现为：追求正义的实现，良好的秩序，自由与人权的真正保障以及正义的前提下追求效益（效率）。     

配置效率与法经济学的“效率至上论”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经济学“效率至上论”实质上就是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应以追求社会的财富最大化为目的,效率可以替代正义、权利成为法律的基石。文章却从分析配置效率的价值内涵得出效率只是构成正义的一个要素,须与其它要素协调起来才能评价法律的正义,正义包含效率。是正义的,从长远来看肯定是有效率的。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公平正义观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法律学说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有机结合的产物,是法治建设与时代精神相互融合的成果,它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对其公平正义观的研究正是对这一理念进行深入研究的必经之途。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公平正义观包含几个方面的内容：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追求;平等、自由、合法、合理是公平正义的内在品质;制度正义是公平正义的基石与保障;程序正当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方式与载体。     

"法制"与"法治"

“法制”与“法治”是两个容易混淆且在实践中易被人们通用的概念。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 ,用法治国家代替法制国家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通过这两个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众多思想家的不同观点及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旨在阐明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揭示依法治国方针的重大意义     

论柏拉图《法律篇》中"法治范式"的当代启思

“法治”是柏拉图《法律篇》中所倡导的“混合政治”的核心内涵,是一种将君主制的君主原则与民主制的民主原则相融合的新型的“法治范式”。文章在剖析柏拉图“法治”思想的基础上,详细地阐述了柏拉图法治思维对当代中国政治转型的思维启发价值。     

正义城邦和谐社会--论柏拉图《理想国》的和谐社会

柏拉图的《理想国》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正义”这条主线,围绕着国家正义和个人正义,柏拉图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美好、和谐的社会画卷。在柏拉图看来,国家正义就各个等级各守其序,各司其职,正义本质上就是一种秩序和和谐。为了达到社会的统一和谐,实现国家的正义,柏拉图为他所构想的“理想国”确立了两个基本原则一个是哲学家执政,另一个是整体主义原则。这两个原则构成了柏拉图和谐社会的鲜明特征。     

略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的。要注意区分只有代表进步生产力的法律和道德才能作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依据 ;防止以德代法或以法代德 ;当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 ,要以法律为主。要进一步完善和建设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道德体系 ,创造良好的法治和德治环境 ,加强对公民的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     

《圣经》中的法律思想

《圣经》视法律为智慧和正义,并崇尚法治。它重视审判,视审判为神圣,坚持证据(包括誓言)、公正、严禁假见证、个人责任等审判原则,并反对自己审判自己的案件。《圣经》中的立约现象,体现了诚实、正义、有约必践、权力约定等法律观念。《圣经.新约》则表露了它在法律方面的自然法思想特征。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观——以正义与智慧为视角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观就是指柏拉图对政治与哲学的关系的看法和思想。鉴于正义与智慧的关系在柏拉图＂政治-哲学＂观中的重要性,本文试图从正义与智慧的关系这个视角探查柏拉图政治与哲学的关系,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柏拉图＂政治-哲学＂问题的缘起;柏拉图＂政治-哲学＂观的正义与智慧视角;柏拉图＂政治-哲学＂问题的消解,即正义与智慧、政治与哲学的整合。     

从《斐多》看自然法之不朽

作为对西方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的柏拉图对话录,《斐多》历经古今沧桑流变,依然不失现代经典巨著的价值,如果说贝卡利亚之《论犯罪与刑罚》是现代刑事法治的滥觞,那么《斐多》则是整个西方哲理文化包括法治文化的先导。当代中国孜孜追求的法治迥异于传统中华法系之专制法制,更偏重于法律本身,应该制定得良好且法律获得普遍的遵从的正义法治,该种法治的内核即法律的灵魂则是西方文化中的自然法。     

一国两制的法律意蕴及其意义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从中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创造性地提出的一个伟大构想."一国两制"逻辑地蕴涵了"一国两法",它不仅本身具有法律的属性,而且,它主要体现在法律规范所确认的制度中."一国两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对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