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平县农户农地流转问题研究

以重庆市梁平县为研究区域,从农地流转形式、流转主体、流转效益、流转协议、流转期限等角度讨论了农地流转的现状与特点,从农户家庭基本状况、农户家庭经济情况、粮食安全与社会保障状况等方面探讨了影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制约因素,针对问卷调研的计量分析结论,构建了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宣传和落实流转政策、健全农地流转市场等推进梁平县农地流转的对策建议.     

中国农地制度:历史、现实与未来——“三权分置”政策背景下的新审视

农地制度是整个社会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新中国成立以来,农地制度几经变迁,不断在"不适应—调整—改革—适应—不适应"之间循环往复。在中国农业、农村、农户发生的巨大变化面前,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也日渐呈现不适应性,突出表现为:稳定农户承包权在实现农户权益公平保护方面的制度效应存在争议;稳定农户承包权对激发农地长期投资的制度效应已不断减弱;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在促进农地资源优化配置方面尚需实质性突破;农地经营权流转对推动农业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成效不尽理想。因此,进一步深层次改革农地制度仍十分迫切。在新一轮农地制度改革中,改革的基础依然是坚持集体所有性质,坚持对农户农地权益的保护,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在于跳出过分强调农地带动农户增收的传统思路,在充分尊重承包农户分化、农业经营主体多元的客观事实基础上重构农地制度功能,改革的核心目标应是矫正稀缺农地资源的误配格局,优化配置效率,提升农业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基于TRA的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研究——以湖南常德市322户农户为例

以理性行为理论为指导,客观分析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内部结构和产生发展过程,是规范农户流转行为、建立和完善农地流转市场的内在需要。准确把握农户流转行为动机和意向、客观分析流转行为过程和特点、全面探究流转行为规律和要求,有利于选择和安排农地流转制度、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健康发展。而引导农户流转意向、完善农地产权结构、强化农地利益保障、健全流转信息平台、转变政府职能则是保障和促进农地流转行为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农地流转与农户金融需求

以四川省为例,基于647份农户调查数据,从农地流转、农户基本情况、农户经营特征、农村金融市场特征4个方面运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其对农户金融需求的影响方向及强度,分析农地流转背景下农户金融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流转行为带来农户金融需求分化趋势,农地流转价格过快上涨对农户金融需求有明显抑制作用,加快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已经十分紧迫,农户普遍面临缺乏抵押融资能力的困境。农地流转对农户金融需求的分化性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对我国农业的转型升级具有极为积极的促进作用。在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基础之上,重点针对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农户进行农村金融产品创新,有效满足其不断增长的金融需求,则是当前我国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必须破解的主要难题。     

农地经营权配置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农地流转是促进农地集中和规模化经营的重要手段,而明确农地经营权配置的集中程度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对于完善农地流转政策具有重要意义.运用2006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利用基尼系数测算了农地经营权配置的集中程度,实证分析了农地经营权的集中程度对农户收入的影响,OLS回归分析发现,农地经营权的集中有利于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农地经营权的集中更加有利于高收入农户,明显地提高了高收入农户的收入水平,而不利于低收入农户.因此,应当保证农地自由流转,促进农地经营权集中,提高大部分农户的收入水平;同时,对于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低收入农户,应当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和社会保障措施,保障其生活水平.     

农村土地流转基本状况与对策——基于四川省21个乡镇的农户调查

本文以四川省21个乡镇724户农户实际调查为依据,对当前我国农地流转基本情况进行了分析.调查发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比较稳定;在农地流转市场中,农地转出市场的发育程度高于农地转入市场;同时,还存在农村土地资源配置细碎化、土地产权制度残缺、土地保障性功能太强、土地流转方式单一和流转制度不健全等诸多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信贷市场对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影响

我国农地流转市场逐步呈现出适度规模化、有偿化和契约化的趋势,导致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市场的资本门槛提高。基于3省706户农户调查数据,在控制信贷获得与农地流转决策可能存在的内生性的基础上,从微观层面实证检验农村正规和非正规信贷市场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可能影响。结果表明,正规信贷和非正规信贷对农户转入农地行为和转入规模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是由于农村正规信贷市场不完善以及现行法律禁止农地抵押,非正规信贷对农户农地转入规模的影响更大。未来加快推进农地抵押制度改革和完善农村正规信贷市场有利于促进农地流转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村信贷和农村土地两个要素市场的良性互动和均衡。     

农地承包制和农地流转的冲突与协调——兼论《土地承包法》流转规范设计的不足及完善

现行农地经营制度是以农户家庭承包、分散经营为本体的,承包责任制虽是农地流转不可动摇的体制基础,但其初始设计与农地流转政策目标和现实运行机制之间存在偏差,反而制约了农地流转。基于现代农业规模经营的实践分析,从两者冲突的对应性出发,需要在法律制度层面进行合理协调,既要完善家庭承包制,建立完全物权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机制,也要创造有利于农地流转的政策环境并采取相配套的法律保障措施。     

中国农地流转的障碍及其出路

为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促进农地流转合法有序地进行,运用法学和社会学理论,分析了当前国内农地流转在思想观念、基本制度、运行机制和流转动力等方面所面临的多重障碍。分析表明：从宏观规制方面坚守农地流转的基本原则,完善农民权益保护层面的利益协调,建立健全农地流转市场,安排好农地流转配套机制,这些都有利于进一步构建高效、规范的农地流转机制。     

农村土地流转中基层权力主体的作用

中国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后,有些村没有集体经济组织,需要由村民委员会来行使与土地相关的经济职能。土地事实上是乡村干部能够施加重大影响的一种非市场资源。在明确农地所有权、稳定农地承包权的基础上,放活土地经营权,强调对农户农地流转过程的规范和监督。在基层权力主体中,充分发挥与农户联系最为紧密的村民委员会的基础性作用,并努力实现村民委员会协调其他多元主体作用的发挥,共同规范农户农地流转行为,保护农户农地流转权益。     

征地补偿标准与失地农民的利益保护

本文利用净现值估价理论,为我国征地补偿标准的确定设计了一个估算模型,认为依据土地年产值的一定倍数估算征地补偿是科学的,但补偿倍数应根据土地的投入产出比、年产值增长率和失地农民使用征地补偿款能够获得的年收益率等指标进行测算。运用近9年实际资料估算,我国征地补偿标准应为土地年产值的24.28倍左右,现行"30倍"的最低补偿标准对失地农民的利益保护总体上是充分的。当前,失地农民实际补偿不足的根源,一是法定最低补偿标准没有得到执行,二是征地补偿款被乡村截留,分配不合理。维护失地农民的利益关键在于严格征地补偿估算方法,理顺征地补偿款的分配,使法定的征地补偿能真正足额地落到失地农民的手中。     

自物权:重构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理性思考--解决农地抛荒的制度创新途径

我国农地承包法所依据的现实生活条件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制度安排的缺陷与农地抛荒行为有一定的相关性。传统法律文化包含着农地产权私有化的价值观念,市民社会要求农地承包法尊重农民身份及原始取得所有权的历史。未来重构的农地承包法要以农民生存利益为本位,落实农地可持续的发展观,制定农地承包法的双重所有权制度。     

深化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建议

当前我国农地产权政策选择的关键是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兼顾,这是达到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制度保证。为此,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进一步明晰农地使用权的产权界定,建立以村为基础、乡统筹的农地产权制度,强化和稳定农户的土地承包关系;二是建立有效的土地流转机制,提高农地配置效率;三是构建新的农地法律制度框架。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稿约

本文利用净现值估价理论,为我国征地补偿标准的确定设计了一个估算模型,认为依据土地年产值的一定倍数估算征地补偿是科学的,但补偿倍数应根据土地的投入产出比、年产值增长率和失地农民使用征地补偿款能够获得的年收益率等指标进行测算。运用近9年实际资料估算,我国征地补偿标准应为土地年产值的24.28倍左右,现行"30倍"的最低补偿标准对失地农民的利益保护总体上是充分的。当前,失地农民实际补偿不足的根源,一是法定最低补偿标准没有得到执行,二是征地补偿款被乡村截留,分配不合理。维护失地农民的利益关键在于严格征地补偿估算方     

农地评估失灵影响下农地抵押借贷博弈研究

运用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对农地评估失灵影响下农户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农地抵押借贷博弈进行分析。发展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有利于破解农业规模经营融资难题,但在农地评估价值虚高和农地价值波动预测失误的影响下,处置农地经营权抵押物不能完全补偿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损失,会制约金融机构发展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和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有效需求。     

关于闽台农业合作中农民土地权益问题的探讨

土地对农民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而保障闽台农业合作中农民合理的土地权益,对深化两地农业合作意义重大。由于当前农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不完整以及农民自身保护能力较弱等原因,致使合作中农民的土地权益遭到侵犯。为此,应当通过完善农地承包经营权、健全农地租赁市场、创新农地合作模式以及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等方式,来维护合作中农民正当的土地权益。     

不同农户土地投入行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辽宁省阜新市290个农户为例

以辽宁省阜新市290个农户土地投入调查数据为基础,从农户类型及土地规模两个角度对农户分类,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回归分析,采用Tobit模型对不同农户土地投入资金进行影响因素分析,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技术投入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研究表明,纯农户与兼业农户、小规模农户与大规模农户的土地投入资金显著性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农户技术投人受到农户特征及技术效果的显著影响。     

国家和集体压力下的农户产权——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结构及其缺陷的政治学分析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是在新中国建立后经历了土地改革制度、公社化运动、联产承包责任制等重大的历史阶段而逐步确立起来的,如今的农地产权制度包含了国家管理权、集体所有权和农户使用权三个部分,这种制度结构在历史变革过程中产生,并留下了鲜明的国家性.而正是其国家性对现有农地产权制度的运转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国家管理权根据政治需要不断扩张,集体所有权根据政策目的出现变化,农户使用权在前两者的影响下显示出一定的脆弱性.因此,为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保护土地资源,必须对这一制度进行适当的变革.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问题发生的中国情境

文章在对土地养老保障、社会养老保障与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的共时关联性分析以及城市化、征地补偿安置与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的历时关联性分析的基础上,尝试性地对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问题发生的中国情境做出回应。在土地承担保障功能且土地保障与养老结合最为紧密的宏观背景下,补偿权与社会保障权的混淆是我国征地补偿安置长期存在的显著特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因政府通过土地重新分配或非农就业安置间接承担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的基本责任,补偿权与社会保障权的混淆并没有实质性地损害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障利益;但在市场化转型时期特定的政策内外环境系统中,由政府主导进行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责任分担结构内部,政府对被征地农民养老责任的"后撤"同时意味着非正式的和制度性的被征地农民个人养老责任的"强化"。被征地农民在没有得到公平补偿的现实情况下,只能主要通过自我积累与市场竞争来实现养老需求,并最终导致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问题的发生,且因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而更加严重。     

从“村社理性”到“村社制度”:理解村庄治理逻辑变迁的一个分析框架

组织租并不足以说明村社理性所具有的特质,村社制度所内涵的,除了长期演进的重复博弈结构中形成的具有工具理性特性的“队生产”形态,还包括以血缘认同和村落共同体认同为基础的具有价值理性性质的家庭内代际分工和外部协作行为。这一价值形态和生产关系及其所依赖的小衣经济,即为小农村社制度,它实质上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条件的制约下,农耕文明演进路径依赖地形成的内生性生产与治理结构。豫南村落自主治理实践形态表明,当前“三农”问题的重要根源在于乡村巨变导致乡土伦理价值体系的式微与村社制度的瓦解。因此,“三治”问题的解决需要重建以村社理性为核心的小农村社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