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观念、方法与格局 （笔谈）

中国近代文学（1840—1919）是古典文学的终结,也是现代文学的开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迈着趑趄的步伐,从中世纪走向现代世界;中国文学体系也跬步日积,从古典向现代转型。与中国古代文学史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并驾齐驱的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近七十年来,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先后崛起了两个研究范式:一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研究范式;二是中国文学体系的现代转型研究范式。在这两个范式笼罩下,中国近代文学史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迄今为止,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研究范式的潜力虽然还未完全掘尽,但其局限早已有目共睹;中国文学体系的现代转型研究范式因其解释尚具一定的有效性而仍在学界流行,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其不足之处也引起学者注意。这里刊出的五篇文章,从宏观到微观,对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富有个性的探索。在宏观层面,马昕的《“晚清”还是“近代”》认为,“近代”概念依托旧民主主义文学研究范式,内中隐含着进化论的思路;“晚清”概念则与传统文学史观念接榫,内中隐含着更多变化和可能,因此用“晚清”替代“近代”或者预示着研究范式将发生新的转移。为构建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的自足空间,揭示其自性所在,马勤勤的《中国近代文学的发生学问题》以清末民初的女性小说文类的兴起为例,说明中国近代文学产生于共时空间中异常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场域。民国古典文学是一个庞大的历史存在,在现有文学史体系中却无立锥之地,王达敏在《文学史如何妥置民国古典文学》中为民国古典文学回归文学史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路径。在微观层面,李思清的《近代文学视野中的“Christian Literature”》对新教传教士在华文学活动的研究史进行了简要回顾。他认为,传教士不仅带来了西学,也通过编、译、写等方式参与了近代中国的文学生产。潘静如的《近代诗词的“未充分经典化”及其研究》认为,由于近代诗人、词家距今太近,其作品并未充分经典化。因此,学者在研究中应慎选方法,以免出现“研究的热情与密度超过了被研究对象所能承受的阈值”的尴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直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的重镇。此次笔谈的四位作者李思清、马勤勤、马昕、潘静如是我文学所的年轻同事。他们与文学所另外数位青年学者一起,组成了一个很强的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学术群体。这一群体的学者春秋正盛,有鸿鹄之志。他们治学刻苦,又好深湛之思,或握灵蛇之珠,或抱荆山之玉。可以预断:他们与全国其他青年学者一道,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在中国近代文学史研究领域另开新局。     

中国神话“历史化”的再思考

西方的希腊神话研究从早期的口传到理性萌发后的"神话"同其它学科分立的范式,在近代以降的中国神话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中国神话历来被认为有"历史化"的特点,从近代到现代,国内外的中国神话学者们不断地关注此一问题.闻一多的"志"与史及诗关系的研究,叶舒宪的诗与寺、瞽同史关系的研究把这一问题带入新的领域.以此为基础,可以得出结论:在人类早期时代,文字产生以前,口传神话同史的混生是中国神话的最早样态.神话历史化是西方观念对中国材料的框定.神话分化出历史是中国神话同历史乃至文学关系的真实情况.     

科学发展观对党的学风建设的新贡献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它对党的学风建设的新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思想路线,二是赋予党的学风建设以新的历史任务,三是以科学的态度践行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向导》周报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贡献

《向导》周报是中共中央1922年9月至1927年7月的机关报。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并取得了重要成果。对此,学者们已从不同的角度作了充分的论述。本文试图站在新的角度即全党的角度,发表一些看法。 一、对中国基本国情的认识 近代中国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形态。帝国主义的入侵打破了中国闭关自守的状况,但为了镇压中国人民,侵略者又保留了封建统治秩序。由此就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两个基本方面。要明确地认识这个社会的性质,必须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如果片面地强调一     

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崇实与深入

本文介绍了邢福义先生"两个三角"的研究思路和"三个充分"的研究要求,并用普通话、方言、海外华语的语言事实论证了二者的科学性。文章认为,"两个三角"和"三个充分"的应用,是植根于汉语事实,促使语言事实与理论创新良性互动的过程,也是促进研究深入的过程;二者所体现出的"崇实"学风、注重论实结合的理念对青年学者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述评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学者们主要是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怎样中国化三个视角来进行探讨的。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的比较研究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验教训反思方面,仍有若干需要深入研究的领域。     

近代“国学”的发生与演变——以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典范意义为视角

近代以来"国学"在不同语境下表达出的不同观念,可分为三个方面,即救亡意识主导下的、政治取向的国学观念,启蒙思潮主导下的、文化取向的国学意识,以世界汉学为参照的、学术研究的国学观念。近代国学概念的定义也可分为三种用法:第一种指遭遇西方文化冲击之前中国原有的思想文化与学术体系;第二种为扩大的用法,即以国学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简称;第三种是指近代以来以传统文化为对象的学术研究的体系,即国学研究。国学研究在近代的演进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特点是在学问方法上延续清代的考据学、训诂学,而在观念上导入近代文化意识;第二阶段的特色是呼应新文化运动、强调科学方法和疑古思潮;第三阶段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突出代表的、汉学化的国学,即与世界汉学、世界学术接轨、合流的新的国学研究。近代国学名家的第一代以章太炎为代表,第二代是太炎门人所代表的北大学者,第三阶段的代表是王国维和清华国学院的学者,清华国学院学者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成绩,无愧于世界第一流的中国研究。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重新认识1920年代的新国学运动和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典范与历史意义。     

试论中国近代化与反帝反封建革命

针对近几年来在研究中国近代化的问题上涌现的几种观点--认为在西方殖民主义的推动下,清朝政府通过一系列改革完全能够引导中国走向近代化,从而否定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意义.作者试图从近代化与革命的含义,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特殊性,西方殖民主义侵略,晚清政府的改革和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实质和历史作用等方面来论证只有通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国才能真正走向近代化.     

留法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中国化的探索

留法群体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整体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科学性和资本主义两面性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入解读,并且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做到了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打下了基础,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中国革命爆发必然性的科学判断上,二是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上,三是对中国革命对象的深刻认识上、四是对中国革命步骤的坚定选择上。     

毛泽东与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毛泽东主张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下决心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但会后不久毛泽东就改变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作出的关于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正确论断。究其原因,一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形成的对待知识分子的消极传统;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对待知识分子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轻视和鄙视知识分子的传统心理和近代知识分子的某些弱点。     

邓小平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初探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中心问题。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对中国农民问题及其解决给予了高度重视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认为农民问题既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他消除制度阻隔,为农民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体制支撑;他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     

中国思想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新阐释--韦政通先生《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读后有感

韦政通先生在《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中对中国思想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作了新的阐释。他强调了中国传统思想对于这种转换的根源性 ,认为中国思想之所以能实现这种转换 ,不仅仅在于来自西方文化和西方思想的巨大冲击 ,而且还在于经世之学和《春秋》公羊学这两大传统资源对转换时代思想家的造就。因此 ,“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是一种断裂关系 ,而是交错在一起的 ,中国思想正是在这种复杂交错的关系中实现了历史性转换。     

钱穆的公孙龙子研究

钱穆先生(1895—1990)在20世纪30年代对公孙龙子其人其学作过具体深入的研究。他认同胡适关于公孙龙子生平事迹的判定,并补充了翔实的考证;同时吸纳前说,对《公孙龙子》一书加以新的系统的解读。他认为,公孙龙子阐述的是表达主观意识的“意名”,并非与客观存在对应的“实名”;是一种感觉认识,并非逻辑理性。这些学术成果在名学研究史上不能忽略,在当代依然有哲学认识的意义。     

从三十年代《大公报》"文艺"副刊看京派文学

文学史既有的研究成果一般性地说明了<大公报>"文艺"副刊(1933-1937)是三十年代京派文学的重要阵地,新闻史尚未藉重这一个例来丰富<大公报>办报思想的说明.本文试图做一些补缺工作,即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角度将<大公报>"文艺"副刊与京派文学作出共相对应的梳理,阐明两者都分享着共同的社会与思想资源.着重评述京派文学基植于思想自由,并由"人性论"与"距离说"所涵盖的艺术特征,从而揭示其自由主义文学标本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与邓小平的世界历史观

世界历史思想,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考察和解决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它告诉我们,自从资本主义产生以后,历史就不能只从狭小的民族圈子中来演绎,应当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即要有世界历史眼光。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并运用于分析当代世界历史的基本走向和发展大势,提出和平与发展是现时代的主题,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明确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在于本国特色,体现了现代化、全球化与民族化、中国化的对立统一,这就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     

邹韬奋：现代编辑出版大师的优秀代表

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堪称编辑家、出版家的大师级人物为数不少。他们以文化传播事业为己任,投身时代变革风云第一线,上以承继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优秀文化传统,弘扬以民为本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生活知识;下以开启现代科学、民主,引进西方新技术和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百多年来的社会革命和历史发展进程。邹韬奋先生就是一位铸造编辑出版灵魂的文化大师。他的理性目光不仅注视着生前,而且透视着身后,犹如人类文化史海洋中一盏光芒四射的航标灯,永远照耀着我们出版业前进的航船。韬奋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新闻出版业不断开拓创新的灵魂。     

蜀学后劲——李源澄先生

李源澄先生著述甚丰,"所涉范围之广,所论亦颇精湛".先生之论今古也,承廖季平先生及蒙文通先生之说而又更进,且明确提出以"经"与"经说"分别为说之论.先生以经学即是经义之学,"经学为中国文化之源泉",为中国文化之总汇.是先生以经学即内圣外王之学,惟于历史中求经学,始能见经学之意义.先生亦提出"经学将来之正路"在于出入西大学术,吸取、改造西方优秀文化,排斥抵制西方腐朽文化,"反而求之六经",弘扬民族文化中之优良传统,消除民族文化中之消极因素,从而兴起新儒学.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

钱穆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国学大师 ,学识渊博 ,贯通古今 ,被誉为通儒之学。在治学中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 ,毕生探寻国家和民族文化永久演进的生命力 ,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在学术研究领域 ,亦多有创见 ,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万汇竟流 一趣同归——对中国诗学理论发展史的一点看法

中国诗歌理论发展史上存在着许多分歧 ,彼此互相攻诘 ,相持不下。如何评价不同观点和理论流派之间的斗争 ,是研究我国诗歌理论发展史时不能回避的问题。本文联系诗歌艺术的创作过程 ,认为中国古代的诗歌理论都可归入“教人作诗的理论”和“教人作什么诗的理论” ,进而指出相互分歧的理论事实上并不矛盾 ,而是相辅相成的 ;同时 ,本文还对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理论体系的构成 ,发表看法 ,力求能更好地说明问题     

论沈从文作品的民族地域特色

以建构健全的人性或人生形式为文学的目标,而使我国著名苗族作家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然而,对湘西民族地域生活的描写,对民族地域风情的渲染,以及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开掘,却是沈从文建构文学理想的坚实基石,并使他的文学作品显示出浓郁的民族地域特色,以及民族学、文化学与人类学方面的深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