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精英与乡村文化的建设

乡村精英是当前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乡村精英和乡村文化建设之间的关联则较少为人关注。通过对近代以来乡村精英格局变迁和文化精英散落的分析,以及由此引起城乡文化差距拉大和乡村文化日渐凋敝的研究,有利于了解和掌握文化精英当前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位置,以及促进乡村文化精英层的生长对于乡村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因此,乡村精英模式的调整、新生人力资源的培养、城市文化反哺和智力回流等,对于加强当前乡村文化建设至关重要。     

村级党建、社会整合与乡村振兴

在后乡土中国,组织断裂、文化断裂及精英断裂的出现极大降低了社会的整合度,使社会断裂成为改善乡村治理绩效所必须着重解决的基本问题。党的领导是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的根本保证。现阶段,为了稳固治理有效的根基,党的领导需以重整乡村社会为着力点,强化村级党组织的引领作用,重建互惠共识的公共文化,再造公益导向的村庄精英。实践中,要以强化村级党建为依托重构组织资源;以再造公共空间和激活传统文化入手引领文化复兴;以助推新乡贤衍生和驻村干部融入引领精英供给。     

资本下乡与乡村精英再造

在工商资本大规模下乡背景下,回流人才及村庄内的部分精英农户抓住时机、响应机会并采取行动,在公司主义的包围中成为乡村场域中另一部分拥有相对话语权的群体,完成了乡村精英的重塑。乡村新精英的产生是政策驱动、资本推动、精英回流的共同结果。新精英通过和资本同盟积极响应经济机会,与基层政府结成“权力—利益”共同体谋求政治嵌入,凭借熟人网络带动和俘获普通农户以强化社会关联。乡村精英再造具有双重效应,对乡村治理产生深远影响。新精英的兴起激发了乡村内源发展动力,有利于实现乡村振兴,但也由于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加剧了乡村阶层分化。     

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精英再造与治理机制分析

城乡社会转型期农民流动性增强、村庄公共性萎缩、乡村精英权威弱化,加剧了乡村治理精英的社会性流失;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加速了传统乡村治理精英的制度性流失。转型期乡村治理面临精英缺位的实践困境。乡村治理数字化改革中,搭建多元化乡村精英参与村级治理的数字平台,促进了乡村精英主体整合、精英权威重塑,再造了复合型精英治理结构,重塑了乡村精英治理的规范化和公共性;与此同时,数字化改革中的乡村精英治理也面临精英主体性弱化、数字形式主义以及治理悬浮的困境。因此,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仅要发挥乡村精英人才的支撑作用和治理优势,而且要遵循数字技术与治理主体、基层组织和乡村社会的适配性,从而实现乡村治理数字化的渐进性变革。     

伊斯兰文化的想象与再造--一个苏南回民村的乡村建设考察

苏南回民村的伊斯兰文化在历经数百年的历史传承中逐渐式微,在当前新一轮的乡村建设中又被村庄精英恢复重塑,并修葺了充满回民气息的建筑观景,勾勒出一个想象的伊斯兰风情的社会空间。从实践的结果来看,这种“再造”的文化场域对凝聚回民村的“情感共同体”、发展村庄经济发挥了关键作用。     

乡村精英与贫困群体价值观念的构成及启示

乡村精英作为农村发展的先进力量,可以在农村的脱贫事业中发挥作用。中国的乡村精英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经历了从政治精英一元发展到与经济精英、现代精英并存的多元发展的历史轨迹,形成了自身的发展特点和循环逻辑。明确中国乡村精英发展的特点和循环逻辑,针对贫困群体的贫困价值认同、行动方式和对现代化的认知素质,发挥乡村精英的带动作用,针对性地建构农村脱贫公共服务体系,有利于推动中国当前的脱贫事业发展。     

农村精英的协同发展与困境解析——基于浙江乡村旅游文化内涵建设的研究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乡村旅游文化内涵的单薄是造成乡村旅游品质低下的根本原因。加强乡村旅游文化内涵建设是一个多方联动的过程,以安吉”竹叶龙”复兴为例,从动态的视角剖析农村精英在乡村旅游文化内涵建设中的建构与消解作用。正视和应对乡村旅游文化内涵建设,一要以精英均势助推乡村旅游文化内涵建设;二要加强精英与民众的团结,鼓励社区参与乡村旅游文化内涵建设。     

文化自觉与乡村本土文化提升的三条路径

中国乡村本土文化正面临外来文化的强势入侵,而乡村特有的多元文化冲突和文化个性则赋予了乡村本土文化场景建设独特的空间逻辑。文化自觉是继续保持本土文化生命活力和促进文化多样性发展的本质要求。基于文化自觉理论,强调以文化自觉推动乡村文化基因传承与延续、乡村地域文化修复与改造、乡村本土文化认同与再造来提升乡村本土文化。目的在于揭示乡村本土文化传承、发展、创新的演变规律,在艺术介入乡村建设中实现乡村本土文化自觉。     

资源赋权、村社再造与乡村共同富裕——基于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经验诠释

乡村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资源赋权-村社再造”的分析框架,对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促进共同富裕的微观运作机制进行解构发现：资源赋权与村社组织再造合塑了乡村共同富裕的资源基础与主体能动性,其中,国家资源的嵌入性赋权以项目、精英、制度等资源理性嵌入性赋权的方式形塑了村社组织的政治统合机制,再造了村社组织促进乡村共同富裕的组织轴心,有利于促进乡村多元主体的利益协调与分配正义;乡土资源的内生性赋权通过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与乡土空间内部的文化网络等赋权方式聚合了村社组织的社会动员机制,重构了村社组织与乡土社会之间的利益、文化维度的关联网络,激活了村社成员参与乡村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市场资源的发展性赋权借由资本与人才赋权方式缔造了村社组织的经营村庄机制,在村企共建与联动式发展的过程中撬动了乡村共同富裕的可持续发展动能。因此,乡村共同富裕既需要国家、乡土社会与市场的协同参与和有效赋权,也需要建构以村社组织为本位、以农民为主体、以乡村公共利益为旨归的发展模式。     

文化失调、组织再造与乡村建设——从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论起

梁漱溟先生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先行者和践行者,其著作《乡村建设理论》在中西方文化对比的基础上剖析中国文化所遭遇的问题,认为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崩溃的根本原因在于极度的文化失调。梁漱溟先生经过深思熟虑,从乡村组织再造着手,试图通过“乡农学校”这一乡村组织,再造“新文化、新礼俗”,进而在组织中重建乡村社会制度、调整乡村社会关系、以“理性”维持乡村社会秩序,最终达到乡村社会重构之目的。本文期望重新剖析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文化失调”“组织再造”和“乡村建设”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整体系统的视角揭示其内在的基本原理,并进一步阐释其乡村建设的主要思想内涵,最后结合当前乡村振兴战略进行充分讨论。     

中国当代乡村旅游根性诉求及其表达的异化

乡村旅游的本质实是乡土–人性结构的回归与重建。乡村旅游根性诉求的历史基础为人的亲土习性与心理结构、人对乡土的心理认同与回归诉求、乡村审美的历史传统与中国人的田园精神;其社会背景则包括现代生产与人性异化、全球化文化冲突与民族社会身份认同危机、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农村建设与时空危机紧张。但是,多媒体“伪乡村”的旅游形象建构导致了乡村从生产性到消费性的转换、乡村旅游根性诉求的异化与“伪乡村旅游”意识形态的形成。然而人们对乡村根性价值仍表现出极为珍视的信念,乡村旅游需要在传统回归中逐步实现乡村与人性的文化救赎。     

统筹城乡发展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对策研究

文章指出了统筹城乡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意义,明确了统筹城乡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阻碍因素,针对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推动统筹发展,坚持以城带乡,改善农村人力资本,提高农民素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对策。     

从经济精英到治理精英：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的路径

乡村振兴必须发挥妇女的主体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受父权文化的影响,农村妇女通常在社会和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通过对陕南两县8名农村女性经济精英进入村庄权力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进行考察,在“资源-文化”视角下分析她们如何从经济精英转变为治理精英并探讨其参与村庄治理的意义。结果发现:经济地位的提高是引导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冲破传统性别文化束缚、改善不平等性别权力结构的关键。农村女性经济精英凭借自身的能力和性别优势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从而推动乡村善治,助力乡村振兴。     

统筹城乡文化建设的基本途径探讨——以山东省诸城市为例

统筹城乡文化建设是城乡一体化的必然要求。诸城市把统筹城乡文化一体化作为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实现了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全覆盖,为统筹城乡文化建设提供了经验。城乡文化统筹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关键是：用先进文化占领城乡思想文化阵地;强化政府的主导地位,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制度保证、科学管理;统筹规划、因地制宜。     

论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的文化阻抗及其消解

文化阻抗是制约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表现在农村学校和教师专业发展意识薄弱、专业发展自主不够、研究型文化缺失等方面；形成文化阻抗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社会文化的负向牵引、农村学校制度文化的不良规约及农村教师精神文化的消极影响。营造良好的农村社会文化环境、促进农村学校文化转型和提升农村教师精神文化是消解文化阻抗的基本对策。     

新乡村建设运动与社会转型时期的乡土复兴

自晚清始,乡村建设问题一直在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晚清的精英们对乡村社会的建设与改良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因各种原因,结果不尽如人意。在物质建设丰富繁荣的同时,如果失去了文化自觉和传统精神,社会转型时期的新乡村建设难免举步维艰、困难重重。在现代化的工业社会背景下,重提乡村建设,让精英回归,承继传统、弘扬文化,是一个可探讨的选择。     

新时代我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对策探析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路径,是农村经济工作的总抓手。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大要求,针对新时代乡村振兴过程中农业发展滞后、生态环境恶化、乡土文化断裂、乡村治理无序、城乡差距悬殊的发展现状,加快发展农村特色产业,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积极推动乡土文化复兴,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健全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解除后顾之忧,铺就文明底色,筑牢政治堡垒,提供制度供给。     

乡村旅游与乡村发展——从文化经济学考察乡村经济发展

现代社会随着物质需求的满足,商品中"文化"的价值随之增长。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在近几年发展迅速,乡村旅游的发展最为重要的基础在于人们对"文化"价值诉求的增强。乡村旅游开发的实质是为游客提供"文化产品",即"卖的是文化",因此文化的多样性、独特性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具有决定意义。同时,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需要经济的发展,只有经济发展了,旅游目的地居民才有足够的时间和资金来保护传统文化。文化、旅游、经济成为乡村旅游发展中具有内在紧密联系的三个环节。     

新乡贤出场的三重要求及生成路径

乡贤是中国传统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伦理本位的传统社会是乡贤活跃的深厚土壤。随着科举制度的终结以及近代国家权力逐步介入农村,乡绅(贤)逐步从乡村治理中退场。新乡贤出场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必要性,即近代以来乡村精英长期的单程流动,导致乡村内生性建构力量不足;面向后喻文化时代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需要各种乡村精英协同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从质和量两方面破解乡村精英不足的瓶颈,构建新乡贤出场的平台。新乡贤是开放的精英群体服务“三农”不可或缺的力量，其本质既是知识创造价值的时代体现,也是能力本位的时代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