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魏晋玄学的方法论及其意义

“辩名析理”与“得意忘言”作为哲学方法 ,有其起源和发展过程。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均在人物鉴识向玄学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弼的《老子》解释方法论

本文认为，王弼通过重新解释《老子》，成功地融合儒道两家思想，从中阐发出新的本体论哲学。文章从三个方面具体地论述了王弼创建的新的解释方法论的内涵、性质与功用：一、辩名析理与得意忘言——相辅相成的语言解释方法；二、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自上而下的解读模式；三、触类而思与复守其母——相互依存的心理解释途径。三者各有分工、各有所宜，而且相互贯通，相互发明，初步形成了一套新颖而完整的经典解释学体系     

解释学的循环与辩证法的“圆圈”

在西方，解释学循环始终是在“整体──部分”的关系中进行的，经过从局部解释学到一般解释学再到哲学解释学这几个主要阶段的发展，这种关系经历了语法、心理、生命和存在这样几个环节，由表及里、层层递进，逐步扩大．最终实现了从方法到本体的嬗变，它表明解释学循环既具有认识论意义、方法论意义，又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它是立体的，具有全方位性，并渗透着辩证法精神，这种辩证法非常值得探讨，它有利于解释学研究的深化。由于以往这方面的研究不多，故本文力图从这个角度作一些分析。笔者认为，解释学循环体现了解释学与辩证法的“天然…     

关于“解释”的解释──读《解释学与人文科学》

保罗·利科尔是当今法国最有影响的解释学家，他力图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追求解释学的统一，并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引入解释学领域。其著作《解释学与人文科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陶远华等译）较详尽地反映了他的思想。不仅如此，该书还清晰地展示了解释学发展的脉络，是当代世界最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之一。按照利科尔的看法，解释学首先是一种研究理解和解释“本文”的哲学，是“关于与本文相联系的理解过程的理论”。可见，解释学关注的首要问题是意义问题，在这一点上，解释学家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者们…     

论魏晋《论语》学的言说范式

《论语》学发展至魏晋时期出现了《论语集解》、《论语释疑》、《论语体略》、《论语义疏》等一系列重要成果,并逐渐地建构出得意忘言、辨名析理等独特的解释学方法范式。在援三玄解经的过程中,儒道合同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论语》学言说走向。而开启以本体论视域解释儒家经典,以人生哲学替代宇宙哲学的解释学致思,触发中国早期语言哲学向纵深的发展,则是魏晋《论语》学的又一学术贡献。     

中国解释学与解释学中国化

创建中国式的解释学逐渐成为国内和海外汉语哲学界学者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近 2 0年来 ,学者们提出了“创造的诠释学”、“本体诠释学”、“经典诠释学”、“中国解释学”等构想 ,对创建中国解释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途径与方法做了较深入的探讨。本文认为 ,中国解释学问题的提出首先面临的是中国解释学的合法性问题 ,它本质上折射的是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现实境遇和未来走向问题。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系统和学科门类的“中国解释学”是中西文化交流后的产物 ,今天所谓“中国解释学” ,乃是人们以某种取自西方解释学理论与方法解读中国历史上非解释学的文本创造出来的。在此意义上 ,要厘清一般意义上的“中国解释学”和“解释学在中国”、“解释学中国化”的界限。     

《老子》有无之辩理解的条件与方法问题

有无之辩一直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有助于锻炼人的形而上学思辨能力的本体论功课。近代以前,我国有最早的、领先于西方的、极为发达的有无之辩,《老子》一文的诞生就是明证。学界自古以来对老子有无之辩的释读尽管殚精竭虑,但其真实意义仍隐而不显。要客观理解老子有无之辩的真实意义,除了要借助解释学所说的技术形态学方法 (文字考据、分析等)扎实钻研文本之外,还要努力弄清作者创作文本的真实动机和所要解决的问题,尽可能进到作者的创作状态之中,设身处地。这尽管是最高的解释学境界,但理解者要有进入的追求,即使不能完全做到,也应该有对进入条件和方法的清醒认知。     

郭象“神器”观探微

郭象所谓“神器”之含义主要不是(但可以包含)学界所通常认为的“名教”或“国家政治”,而是天下万物之各别的作为本性物的存在。对“神器”观的考辩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去深入分析郭象的玄学思想。     

在现象学与解释学之间──早期弗莱堡时期海德格尔哲学

早期弗莱堡讲座是海德格尔前期哲学的真正起点。海德格尔这个时期思想的基本要素和构成方向是现象学与解释学。海氏以“现象学的解构”对胡塞尔的现象学作了解释学的改造，同时又以集中表现为“形式指示”的象学方方法对狄尔泰的生命哲学和解释学作了现象学的改造，从而使现象学和解释学在相互交织中获得了新的发展方向。     

从玄远到释空——魏晋玄学流向初探

魏晋玄学从魏正始年间兴起,发展到西晋郭象的时代达到顶峰,此后,虽然那“煽于海内”的玄远清谈之风在东晋文人学者中仍竞相唱和,伹玄学的理论探索已走向下坡。与此蔚为对照,原来依附于道家学说乃至儒学的佛学思潮,则在东晋知识分子中逐渐流行起来,逃往江南的门阀士族、名士僧人一时间“竞读佛经”,借佛理释玄学,援玄学入佛学,玄学的衰落与佛学的兴盛成为思想界无可扭转的趋势。从玄远向释空的转换与发展,成为魏晋玄学在东晋时期的基本趋向。认真析理这一过程的由来与嬗变,对于总结学术思想的发展规律与经验教训,研究不同文化系统的渗透与融合,都是颇有意义的。     

意义与理解──解释学哲学的本体论转向

一、从“不理解”到“误解”广义而言，解释学是关于人的理解与解释活动的科学。人的行为和表达蕴涵着意义的成分，理解这些意义成分并把它转化到自身的价值体系之中，这项工作促成了解释学问题的出现：上述理解和转化的过程如何可能？主观的意向意义如何经过解释者的中介而成为客观的，而这种解释者的中介本身是否也是主观的？换言之，所有具有意义的人文现象构成了有待理解和解释的“本文”，当我们无法直接理解“本文”的意义时，便要求一种解释学的努力。时间的流蚀和文化的差异造成了解释者同“本文”之间的间距，从而导致了对“本文”…     

从狄尔泰到海德格尔：解释学上的哥白尼式革命——刍议解释学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转向

解释学的发展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向，分别是狄尔泰解释学认识论转向与海德格尔解释学本体论转向。尤其是海德格尔“此在解释学”开拓了新的思维模式，在解释的对象、条件、方法（原则）、目的、结构等要素上另辟蹊径，就连传统解释学的难题也给人以耳目一新的说法。     

运用解释学方法学习邓小平理论

解释学是关于解释“文本”意义的理论或哲学 ,本文旨在把解释学方法运用到邓小平理论的学习中 ,并从解释学的角度就如何完整准确地把握邓小平理论 ,如何创造性地学习邓小平理论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认为解释学这一视角能为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有所裨益     

外内不相及与内外相冥

称郭象把庄子的“外内不相及”改造成“内外相冥”是对庄子思想的重大修正,是不成立的。外内指方外方内,方内是礼法的世界,方外是不由礼教束缚的大方世界。庄子批判礼法,方内与方外本来就无法统一,也没必要统一。郭象据以发挥的游外冥内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统一,而这本来就是庄子已有的思想框架。庄子与郭象都反对刻意伏于山林,都主张游外冥内,但所要与之冥合的“内”在庄子是民间,在郭象是庙堂,指的都不是礼法。所以,我们可以说郭象改造了庄子的游外冥内,但不能说他把“外内不相及”改造成了内外相冥．否则就是混同了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外内。     

“鸡三足”说

战国时期有一派学人，专门喜欢推敲事物名称和实际如何相当，得出了许许多多有悖常识的论题，惊世骇俗，日与人辩；因而被称为“察士”与“辩者”，或者叫做“形名之家”与“名家”；近世以来，更被谥以“诡辩家”的恶名，视为学术界的贫嘴汉。辩者们的论题中，有一题叫“鸡三足”。据他们自己在《公孙龙子》中解释说，鸡有三足的理由是：“谓鸡足一，数足二；二而一，故三。”（《公孙龙子·通变论》）所谓的“谓鸡足”，是说名义上的鸡足，或足之名，或足之所以为足者；所谓的“数足”，则是实际上的足，或足之实，或足之为足。辩者们当然…     

另一种声音:对解释学的哲学化与哲学的解释学化说"不"

狄尔泰把解释学发展为一种哲学,开始了解释学哲学化的进程。解释学的哲学化同时也是哲学的解释学化。对于这一转变,解释学界和哲学界多表示了肯定性的评价,认为是解释学和哲学的进步。我认为,解释学的哲学化和哲学的解释学化是解释学的越界和哲学的退缩与唯心主义化,既不利于解释学的发展,也不利于哲学的发展。解释学只能作为研究语言文本意义理解的具体学科得到发展,哲学只能作为研究世界观的学科得到发展。     

文学的意义:交互建构的第三生成物

文学的意义及意义的阐释是文学实现自身的根本方式。这种方式彰显了文学理解的语言性和当代解释学意义论的历史观,意义的生成是文本与阐释者相互之间的对话、交流与重构,它是交互建构的第三生成物。解释学的循环通常是指在意义的理解与解释中,部分与整体是如何以一种循环的方式相互联系的,而新的循环论改变了传统解释学的这一“恶的循环”,解释的循环成了人类认识自己本性和地位的本体性原则,是人类探索意义的可能性的一种前提条件,一种出发点。     

“有无”之辩及其哲学意蕴

“有无”之辩是魏晋玄学的中心论题。本文对玄学“贵无”、“崇有”和“独化”三派围绕“有无”问题而展开的理论思维的运思方式和哲学意蕴作了论证和分析,对当时中国哲学所达到的理论高度给予充分肯定。“有无”之辩已不再讨论宇宙生成,而主要是在本体论方面展开。王弼的“贵无”哲学是对宇宙人生的终极性思考,体现了中国哲学认识的深化。郭象的“独化”哲学比起“崇有”哲学带有宏大的理论气度,表现了玄思和“安命”的特色。     

"辨名析理"与"得意忘言"——冯友兰、汤用彤先生魏晋玄学方法论研究论析

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中,方法论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在魏晋玄学研究领域,冯友兰先生通过对郭象玄学的研究提出了辨名析理的方法论进路,汤用彤先生通过对王弼玄学的研究提出了得意忘言的方法论进路。从魏晋玄学的特质和两位学者的学术旨趣分析,这两种方法论进路正好相互补充,构成魏晋玄学乃至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解释学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解释学给我们的启示借鉴解释学的积极的研究成果，克服解释学中的某些错误观点，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有重要的意义。我认为，解释学给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时的第一个、也许是最重要的启示，就是要克服“理解的自我遗忘”，自觉地反思理解本身，确立科学的解释学意识。“自我遗忘”是解释学中的一个术语，用来指人类精神活动中只注意活动的内容而忘记反思活动形式本身。有“认识的自我遗忘”、“语言的自我遗忘”、“理性的自我遗忘”、“存在的自我遗忘”等等。“理解的自我遗忘”是指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