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家山汉简看"月为更卒"的理解问题

"月为更卒"并非如学术界所普遍认为的那样,是农民每年在郡县轮流服劳役一个月.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说明"月为更卒"的正确理解应是每个月服役一次,每月服役天数相等.因而"更"又是劳役的计量单位,一月一更,一年要服十二次更役.农民可以钱代役,官府无事也把更役折合成货币征收,最终演变为更赋.     

论秦徭役制中的几个法定概念

秦的"更"役与"正"役,其内容、性质与起役之龄皆有别。凡单言"更"或"更"卒者,尽皆指为月更之役卒。一年一度的月更之役,称为"更"役,应"更"役者,在习惯上可以称为"更"卒。"正"与"正"卒之称既有别而又相一。凡按律应从事军戍之役者,则通称之为"正",此为着重就其在役之龄方面而言之;凡正在从事军戍之现役者,则可通称之为"正卒"。此二义又实相联为一事,只是其中言各有所侧重而已。然"更"卒与"正"卒,并非两类人之别,而是同一个人应为国家所尽的两类不同性质的徭役义务之不同。"更"、"正"起役年龄先后稍有所差。先为"更",待稍壮之后,即按法定年龄"移为正",并按编次从事正役。每一个男子一生,在法定役龄期限内,既须为"更",又须为"正"。"更"的役期以月计。"一更"就是一月的时间。正役役期以岁计,所谓"一岁屯戍,一岁力役"即是也。时间总为二年。     

松柏西汉墓簿籍牍考释

湖北荆州松柏西汉墓48号木牍"二年西乡户口簿"中的大男、大女,指15岁以上包括免老和罢癃的成年男女。53号木牍性质应为"南郡事复口算簿",簿中的小男、小女指7岁至14岁需交纳口钱的使男、使女。47号木牍为"南郡卒更簿",簿中数字经计算大体吻合。三种簿书均存在大男与大女比、小男与小女比、使大男与大女比、使男与使女比、卒与使大男比严重失衡,而男女人口总数比例大致平衡的情况。这应是为了逃避赋役人为造假所致。     

秦汉徭役制度辨析(下)

(七)关于“赀徭”关于不包括兵役在内的狭义的徭役的类别,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根据西汉人董仲舒的说法,秦汉的徭役与兵役可分“更卒”之役、“正卒”之役与“屯戍”之役。除“正率”之役与“屯戍”之役二者属于兵役外,真正属于狭义的徭役者,就只剩下“更卒”所服     

如淳"更三品"说驳议

如淳“更三品”说对汉代力役制度作了注释。由于他在分类上将属概念(卒更)与种概念(践更、过更)对等并列,在概念使用上将纳更赋者视为践更,同时又将所谓“戍边三日”的代役钱视为过更,从而造成很大混乱。如淳所谓的“戍边三日”之制,既无理论上的合理性也无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从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看,它其实是不存在的。如淳所谓的“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也与汉代复除制度不合。汉代不存在虽丞相子也要承担之役。     

更路簿形成、盛行和衰亡的年代及其性质、用途

"更路簿"形成于明代初年,盛行于明中叶、清代及民国初。在19世纪30年代外国海图风行和导航设施普及以后,更路簿被取代,退出历史。更路簿中渔民所记航海针位和更数基本上是正确的,也注意到了海流方向与航行关系。它是为渔民的实用而产生和流传的。它的特色是详于南海而略于国外。     

木帆船时代三沙海域航海"定位"初探

木帆船时代,海南潭门与文昌渔民是三沙海域的主要开发者.他们经过千百年的实践总结并形成了纸质文献《更路簿》.但《更路簿》的使用离不开航海过程渔民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的物候观察,以及人文习俗.木帆船时代,如果没有渔民世代累积和口头传承的物候定位,《更路簿》在耕海和贸易中的"导航"功用就不可能实现.物候定位与《更路簿》、"斗台风"等构成了海南渔民开发三沙海域的主要航海技艺.海南渔民开发三沙海域的航海技艺是三沙历史文化的灵魂.     

商鞅“更礼”论

商鞅是以提倡"尊君重法"而名显一时的法家代表人物,但并非不重视礼,只是其对礼的看法和使用与儒、道、墨诸学派大异其趣。面对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现实,他明智地提出"更礼"的主张。商鞅之"更礼"基于他的历史观和人性论。其"变法"与"更礼"并行,而"更礼"则以"礼者,所以便事也"为指导原则,从而弱化了礼的道德意义,将礼变为功利之礼、实用之礼,对秦国及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秦"所取荆新地"与苍梧郡设置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南郡卒史盖庐、挚田、叚(假)卒史目鸟复攸广隼等狱簿>载录的秦代案例文书,具体反映了秦灭楚国的战争进程与秦时苍梧设郡的历史事实.秦令中称秦"所取荆新地",应指秦攻取楚之"陈以南至平舆"、"淮南"、"荆江南地"等地,是相对于公元前278年秦"越宛有郢"置南郡的楚地而言的;"苍梧"之地由楚入秦为郡,成为秦所取荆(楚)之"新地",不应超过秦始皇二十六年,抑或即二十五年王翦"定荆江南地"时设置.     

汉代军队中的“卒妻”身份

认识汉代军队中"卒妻"的真实身份,有益于了解当时的军制结构与边塞社会。不论"卒妻"在"兵制"的正常规范下是否进入军队正式编制之中,她们参与军事生活和战争实践的事实是不可以否认的。     

谈胡适对曹雪芹卒年的看法

胡适治学采科学态度，尊重证据，也不讳言己误，从他对曹雪芹卒年的看法三度改变即可见出。从“甲中说”到“壬午说”，再转变成“癸未说”，都是依据新出证据。曹雪芹卒年的三种看法中，当以胡适最后认定之“壬午说”较近事实。     

张旭卒年考辨

张旭卒年 ,史无确载。由于对相关资料理解、认识上的分歧 ,学界围绕这一问题自来颇多异说。我们认为 ,在纠缠于资料而难以确证的情况下 ,考察张旭之仕履经过 ,就成为确定其卒年的惟一可行的方法。由李颀的江东之行可知 ,张旭在开元二十三、二十四年 (735年、736年 )之际结束常熟尉之职而赴京 ,其任左率府长史 ,约在此后不久。约在开元末年 ,而任金吾长史。其天宝五载 (74 6 )退居洛阳时 ,年初逾六旬。由此 ,结合李白《猛虎行》所叙与张旭天宝十五载 (75 6 )三月在溧阳酒楼会晤之事 ,和他《草书歌行》诗中“张颠老死不足数” ,我们认为 ,张旭卒年应以乾元二年 (75 9)为是。张旭《千文》末“乾元二年二月八日”之注 ,应是张旭所书。     

关汉卿生卒年辨正

关汉卿之生年 ,根据杜仁杰、梁进之郎舅关系及其行年史料 ,结合传统所言关之“金之遗民”、太医院尹等身份 ,可大致推定在公元 1 2 1 0年至 1 2 1 4年之间。其卒年 ,据关作《窦娥冤》之时间下限 ,结合《录鬼簿》作者与扬州曲家睢景臣交往而于关氏“不知出处”等事实 ,当在公元 1 3 0 0年前后 ,至迟不超过 1 3 0 5年。此前有学者试图将关氏活动时代后移之观点 ,今天看来皆缺乏应有的说服力     

断章取义:意义生成机制合法性的维系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断章取义"的意义生成机制的合法性予以简要维护。一、依据哲学阐释学理论",前理解"的存在是阐释者不可逃避的宿命所在,因"而此非诗人之情,而引诗者之情也"也即"断章取义"式理解应当是合法的。二、从语义学角度来讲",断章取义""之取"的主要诉求乃为当下的交流效果,只要能够达到此一目的,即"有断章取义而理可通者"那么我们就应当说它是合法的。三、从互文性角度来审视",断之于彼,而无损于此"此一命题已经表明对于《诗》的断章取义其意义生成也应当是合法的。     

"太虚即气"之"即"当为"是"义考论——对牟宗三解读的反思

牟宗三将横渠"太虚即气"之"即"诠释为"不离之即",引发了诸多争论.无论考之于用字习惯、理论目的,还是历史阶序,这个"即"都只宜断为"是",意即"太虚"就是"气",将横渠学理定性为气本论,在学理上没有违和感.牟宗三将"太虚即气"之"即"解释为"不离之即",属于"六经注我",意在凸显儒家"天道性命相贯通"的传统,以完善三系论的分判.我们可以借此消化牟宗三的儒学思想,但不宜认为这就是横渠思想的原貌.不明白这个关系,受牟宗三影响形成先入之见,是造成目前横渠研究多有混乱的根本原因.     

王褒卒年及籍贯考论

王褒是西汉文学发展链条上一个不可忽视的辞赋家,其卒年与籍贯却是历史上的两个疑团。以往有关王褒卒年的观点主要有神爵元年、五凤三年、甘露元年、甘露三年和甘露四年五种。我们经过详细的历史考辨,结合王褒作品,认为王褒卒年的确切时间已不可考,但其卒年范围却可以确定,当在甘露元年夏四月至黄龙元年冬十二月之间。关于王褒籍贯问题,人们大多误认为蜀郡资中人,我们以史实为证,认为王褒是资中人,但是资中在汉宣帝时属犍为郡,犍为郡与蜀郡并列,因此王褒籍贯不是蜀郡,而是蜀地犍为郡。     

预算松弛: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考察

以信息经济学理论能够解释预算松弛的产生动因及经济后果。预算管理"契约说"说明了预算松弛产生于预算管理中的信息不对称,并可以划分为预算制定("签约")中的"直接的预算松弛"和"间接的预算松弛",即整个预算管理过程中存在着"编制松弛"和"执行松弛"等概念。预算松弛和信息不对称之间的相互影响会导致基于这种效应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经济后果。     

从《辅行诀》之救五脏中恶卒死方看其成书年代

马继兴先生认为《辅行诀藏府用药法要》（《辅行诀》）“成书年代下限决不晚于北宋初期前”,是敦煌藏经洞遗书。通过对《辅行诀藏府用药法要》之救五脏中恶卒死方与现存古医籍的比较研究发现,此五方皆可以在现存古医籍中找到其踪影,其中有三方在现存古医籍的记载晚于南宋。综合来看,《辅行诀》之成书上限当不会早于《本草纲目》,即明中晚期。若是这样,它当然不可能出自敦煌藏经洞。     

中国渔民南海更路簿英译研究——以《苏德柳更路簿》为例

“更路簿”是研究南海航海历史和海洋文明的珍贵资料，也是中国南海维权的重要民间证据。因其存在大量的岛屿俗名、航海专业表达、古罗盘术语和海南方言，给英译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论文在阐述其语言特点、翻译难点后，对其中涉及文化负载词的“更”、岛屿俗名、古罗盘术语以及其中的一部分语篇进行了解析，确定了翻译原则与策略，可以运用异化、归化和补偿翻译策略，采取意译、音译、直译、替代、转换、增译、注释等多种翻译方法融合并用，确保原文与译文彼此顺应，既要保留源语的异域文化特征，又要获得目标语读者的广泛接受，旨在为“更路簿”获得可信的英译文，为传播中国海洋文化提供学术支撑。     

《大学》《中庸》中“诚”哲学理论解读

《大学》《中庸》以"诚"这一概念为核心,构建出一个以"心性"哲学理论为根本、由心性修养之"内圣"而开出"修齐治平"之"外王"的道德政治哲学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修身为治平之本,而"诚意"则为修身之要。所谓"诚意",即"毋自欺",即"率性",就是复归人皆有之之"赤子之心"和天命之性。"诚"不仅是修身之要,而且是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是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并列而为三的人道之功。致"诚"明道的途径有二,即"自诚明"和"自明诚",亦即"尊德性而道问学",两者相辅相成。这一理论集中反映了战国时期儒家,尤其是思孟学派的完整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