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中精神资本的一般性分析

精神对国民经济活动的作用力不是自然而然的,它需要国家对“经济精神”的科学认识,也就是说,在什么条件下、以什么方式和手段看待经济精神作用力。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对‘意识’的意识”。如何认识意识这种客观性存在,有意识、自觉地发挥精神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经济发展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在快乐中消费 在“体验”中成长——由电信运营商“一元购机活动”引出“体验经济”的话题

所谓体验经济,是指有意识地以商品为载体,以服务为手段,使消费者融入其中的活动。“体验经济”所满足的是人们从“商品经济”和“服务经济”那里所无法满足的高端需求,从而最大限度地创造出“提升客户价值”的机会。对于今天中国企业而言需要考虑为顾客提供定制化的服务,建立体验式的营销体系。体验经济将帮助企业提升客户价值,达到最终赢利的目的。     

外贸企业确立产品双品质目标及经济支持手段研究

外贸企业产品双品质目标是指既要通过 ISO90 0 0质量标准体系认证 ,又要通过 ISO140 0 0环境质量标准体系认证 ,成为“质保体系 +环保体系”的“双保”企业。要实现这一目标 ,需要经济手段支持。关于ISO90 0 0系列标准 ,国内已多有研究 ,本文重点研究如何用经济手段支持外贸企业实现双品质目标中的“环保体系”目标。     

经济法学与经济社会学视域下的国家干预——以系列“房地产新政”为例

一系列的“房地产新政”,是中央针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房价暴涨实行的一种干预手段,这种干预手段的实施具有经济法学和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支撑.文章分析了中国房地产市场房价暴涨的因素,并从经济法学和经济社会学视域对中国“房地产新政”进行评析,以便更全面、深刻、细致地把握新政的内涵及其意义,以期达到共识.     

经济安全研究的法理学思考

维护经济安全是法律领域古老而全新的课题。在经济安全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中必须将“经济安全”与“经济自由”相联系，肯定经济自由的重要地位；契合经济安全研究的“边缘性”特点，建立起适应解决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法律问题客观需要的一个新的综合性交叉学科。     

嵌入性政治对村落经济绩效的影响——小岗村的个案研究

当我们分析和解释村落经济的变迁过程时,不能仅仅考虑单纯经济行为逻辑的作用,还需要考虑社会系统中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小岗村是中国农村“大包干”改革的发源地,在合作化和集体化过程中,村落经济从自给自足走向崩溃,其原因是在合作化和集体化过程中出现了嵌入性政治,它破坏了村落经济的原有基础、社会关系和个体自我谋生手段。“大包干”标志着农民摆脱了嵌入性政治,获得自主选择权,从而复活了村落经济。     

论实施聘用合同制的四种手段

事业单位实行的聘用合同制是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用人制度.为确保聘用合同制的顺利实施,达到其改革的目的,需要综合运用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教育手段等.运用各种手段时要注重抓重点环节.     

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发展浅析——政府与协会的两个视角

培育和挟持农村专业经济协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需要。大力培育和发展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关键在于机制。就现实而言,需要政府职能“优化”而不仅仅是“转型”。政府必须以“有为”为前提,以“引导”为保证,以“服务”为归宿,才是当前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发展的最佳路径选择。     

生存理性、经济理性与社会政策

所谓“道义经济”,乃是以生存安全为目标取向的“理性经济”,“生存伦理”则是集体层面的“生存理性”。在以追求效率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为取向的现代市场经济取代传统“道义经济”的过程中,如果置人们对于生存安全的基本需求于不顾,则这种市场经济及与之相连的制度必然遭到反抗与抵拒。面对这种反抗与抵拒,社会各界主要有两种反应：一是力图回复到传统的经济模式;二是在坚持“经济理性”为取向的现代市场经济以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将原先主要在村落小共同体层面上发挥作用的“生存理性”“生存伦理”国家化,转变为国家意志或者说是政府职能,现代社会政策的出现和发展即是第二种反应的基本内容。由此可以反观社会政策的经济意义：它不仅仅是拉动消费、提振内需的一种手段,更是现代市场经济得以生存扎根的社会前提。从社会现代转型的角度来看,必须努力做到国家以社会政策手段为每个公民提供的保护的跟进与传统社会为个人提供的保护的消退同步。     

经济与伦理张力下的古代家训 “治生” 理念与行为

随着我国古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也不断变化，家训的内容至宋时，增加了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那就是“治生”观念。这种独特的经济理念与行为，是以“勤”“俭”“营”与“和”等为方法、手段与境界，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治生之学，其中有机地融合了经济与伦理这极具张力的两个方面，并以同时实现经济富裕而又成就道德人格作为最终的价值取向。     

以德治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新境界

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思想的提出,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境界.它既是对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扬弃,又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贯彻"以德治国"重要思想,必将极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德治”与“法治”传统及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侧重于中国政治文化角度的分析

对于中国历史文化,过去曾有儒、法斗争贯穿始终之说。而学者们则更多地认为儒家道德人文主义是中国历史文化最重要、最具核心意义的精神。若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儒家与法家互补、"德治"与"法治"兼重,乃是中国历史上的基本政治结构,也可视为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特质。正在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人们对其予以科学分析,能获得多方面有益启示。     

德治之维与法治之度：新时期中国行政伦理价值的定位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迅速发展,行政过程中的伦理建设要求也越来越强烈。而这一要求的大背景则是法律价值层面的"依法治国"和道德价值层面的"以德治国",即同时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不同层面推进行政伦理建设。新的形势下,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依托,客观发展要求我们既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发挥道德操守的价值理念,这不仅是进一步提升行政工作水平、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必须任务,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先决条件。在国家治理中平衡德治与法治间的关系维度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德治主义的几点思考

德治的理念孕育于夏商,诞生在西周初年.春秋战国时期传到民间后,经过儒家学派的阐释和发展,演变成为一种系统的政治理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传统德治主义重又回到官方哲学的地位上,遂成为后世封建政治的指导思想之一.这样一个发展演变过程,事实上成为古代社会政治文明进步的标尺之一.德治本是一种治国方法,后来拓展到社会职司的本质层次上.以德治国要求统治阶级明德慎罚,教化先行;要求他们以身作则,不懈于治;要求他们勤劳民事,以民为本,然而这些要求都是从主体方面提出来的.被治理对象--广大人民群众在传统德治主义中的主动地位是不存在的.缺乏来自于下层人民群众的参与,没有一个有力的法律监督机制做保障,这是传统德治主义实践失败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传统社会治理规范的现代审视

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存在着平等精神缺乏、单向度义务本位主义、忽视和压抑人性等种种局限性。无论是“礼治”还是“法治”,都只是“人治”的一体两翼,在本质上是统治者礼法合流下的“术治”选择。“术治”模式的经久不衰,得益于根深蒂固的宗法血缘圈层文化认同,并通过多样态的宗法伦理共同体实施社会治理。宗法伦理共同体以宗族为单位进行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化,从而在地域社会拓展出一定的自治性空间,并形成一种“泛宗族主义”或者说“泛血缘文化”。当然,如果抛开如上一些内在的局限,那么中国传统治理模式对于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言,在确立道德实践主体、强化行政伦理规范、扩展组织文化功能等方面,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德治与大学生道德素质教育

大学生的道德素质教育对于“以德治国”方略的实施意义重大。必须通过学习以提高大学生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必须创造更多的活动载体,动员大学生宣传并推动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必须在继承弘扬中国优秀传统道德、培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吸收西方道德文化合理内核、遵守公民道德规范和经济活动的各种道德规范等方面,加强大学生的道德素质教育。     

孔子德治观的现代启示

孔子是历史上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留下了大量丰富而又宝贵的精神遗产,值得我们今天好好的总结和借鉴。作为一名政治家孔子,他所倡导的德治理论及其主张对我们今天推行“以德治国”方略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道治文化”说

“道治文化”是指与礼治、法治文化相并列的道家政治文化,是对道家“道法自然”的政治价值观及其清静自治的政治行为方式的新概括;“道治文化”的宗旨是自然主义,其内在的机制是无为和自治,有“依道治国”和“以道治国”两种类型,二者是体与用、“道”与“术”的关系。     

中国传统法治思想反思——兼谈法治与人治、礼治、德治

同西方法治观相比较,中国传统法治观在概念、源起、内容、基础、作用方面都有着显著的差异;而法治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些核心理念--人治、礼治、德治等也在诸多方面存在着耦合和歧异.在扬弃传统法治观基础上,去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