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鸿都门学”设置原由探析

东汉光和元年,灵帝在鸿都门内设置鸿都门学。当代有不少学者认为鸿都门学是一所文艺专科学校,也有学者认为灵帝创办鸿都门学的目的在于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然而据史实研究,鸿都门学没有正常的教学研究活动,不是培养文艺人才的学校。同时,根据灵帝的为政能力和品性分析,其设置鸿都门学也没有特殊的政治考虑。鸿都门学主要是灵帝出于个人对文艺的偏好和为政的随意性的产物,也是灵帝诸多荒谬行为中的一例。     

蔡邕与鸿都门学的汉赋观

东汉末年，围绕着鸿都门学的论争，凸现出两种截然相 反、根本对立的汉赋观：第一种是以灵帝与鸿都门士为代表的贴近世俗生活、追求感官享受 的新型的汉赋观，第二种是以蔡邕为代表的恪守传统经学与道德规范的旧的汉赋观。蔡邕在 理论上否定但在实践上却创作了不少逸乐小赋，反映了他对汉赋地位的独特思考。     

东汉的鸿都门学——早期艺术专门学校

世界上第一所文学、艺术的专门学校,是我国东汉时期的鸿都门学。鸿都门学创建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2月,因校址设在当时京都洛阳的鸿都门而得名。汉灵帝在政治上是一个平庸、甚至昏暴的皇帝,但在文学艺术上,他却是一个有力的提倡者和变革者。汉灵帝嗜好文艺,宠信文学之士。他招集辞赋家、小说家、书法家、绘画家数十人创办了这所学校。     

汉鸿都门学地理位置与政治斗争考论

鸿都门学是东汉末年由汉灵帝发起创立的一所艺文机构,它的创立在政治、教育、文学等诸多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鸿都门是东汉都城洛阳的一座宫门,但对其所在的确切位置存在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在北宫之中,另一种则认为在南宫之中。通过文献的考订,可以确定鸿都门的位置应当在洛阳南宫之中。以鸿都石经来指称熹平石经,这种称谓与史实不符,并不恰当。鸿都门学的选址与汉末政治斗争形势密切相关,主要出于均衡不同派别政治势力的考虑。     

“鸿都门学”的建立与汉末“文人群落”重组

经过长期发展,汉代士人群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格局:经学士人居于统治行列的上层,上层文士虽然与经学士人有巨大的差别,但他们已完成经学化改造,与经学士人一道成为维护上层统治的政治力量。"鸿都门学"蕴含着阶层变动的历史背景,一向被士大夫阶层轻视的下层才艺之士借助汉灵帝及宦官的势力得以封官拜爵,大量地进入到素来被士大夫所把持的统治者行列。这一举动打破了汉代传统的士人群体构成格局,各层次人群激烈的斗争,带动了各文化势力的变迁升降。这一历史变化对曹魏文人、文学的发展变化产生了直接的推动。     

汉灵帝时代能否产生《古诗十九首》——以蔡邕为中心

蔡邕是汉灵帝时代文坛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对鸿都门学的批判,表明当时的创作环境仍处于经学笼罩时期,不可能产生个人体验为中心的文人诗。作为当时文学创作最高水平的代表,蔡邕自身的诗歌创作并未达到《古诗十九首》的成就。同时,假设《古诗十九首》产生于汉灵帝时代,诗歌作者不可能遗失姓名,从而得出结论,直至汉灵帝时代都不可能产生《古诗十九首》。     

简论东汉文学的平民化倾向

在东汉前期文坛上,文人身份首先为治经者并多出身于经学世家。到中后期,随着官学、私学的兴盛带来的学术普及和鸿都门学的设立,这种文学家兼经学家“一身二任”的特征发生了转变,寒门出身的文人在文人群体中比例不断扩大,平民化倾向的新文人阶层悄然崛起,社会主流的文学观念、审美意识也随之发生巨变,东汉后期文学多以平民情绪和视角来观照社会生活,平民出身的文人渴望建功立业但往往怀才不遇,他们的创作表达着个人的坎坷遭际和苦闷怨悱,带来了文学题材扩展和体裁新变,也突破了温文尔雅、博学典美的贵族审美特质,预示着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文学自觉时代即将到来。     

论中国早期文学侍从的文学史意义——以二曹六子主从关系为中心

二曹六子主从关系构成了建安时期侍从文学的主体,与先秦两汉时代屈原、司马相如、鸿都门学文人等侍从文学不同,建安六子具有政治性削弱,娱乐性加强以及集体性的出现的特点,并直接影响了五言诗的出现,在中国早期侍从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与建安特殊的历史原因,以及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是分不开的。     

宋代经学与诗学关系论考——兼谈理学对词论之影响

宋代士大夫优厚的政治待遇、良好的文教氛围、积极进取的儒者精神以及边境之患的社会现实赋予宋人经学与诗学别样之风采.就经学对诗学之影响而言,要者有三:一是宋代经学致用与心学心性观念的两极融通,直接影响了宋代诗学讲求义理与平淡融合的诗风;二是宋代经学对于人格道德的约束与对哲思体会的强调,促发了诗歌讲求“言之悟”与“理之趣”的诗学主旨;三是宋代经学在学术言说方式与诗学文体上面有着交叉之处.而且,宋代理学对词的影响导致词有着从艳情到诗化、由诗化到雅化继而经学化的转变轨迹.宋代经学与诗学之关系对后世经学与诗学之发展极具借鉴意义.     

清代学风与世风关系——以刘师培家族为例

本文以仪征刘师培家族学术为个案进行分析,试图对清代学风与世风关系进行管窥,并且考其得失.作者认为,清代经学以乾嘉学风为其特色,此学风的形成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政府出于改造社会风气的考虑,提倡淳朴学风,希望以朴学影响世风.但在清代晚期,经学已经从"经世致用"转移到"经明行修",亦即经学已经不能实际运用到政治与生活实际,政府...     

政治、经学的衰变与西汉后期士人心态的走向

从汉昭帝刘弗陵即位 (前 86)到西汉末的约一个世纪 ,是西汉政治和经学发展的一个相对独立时期。就政局而言 ,外戚与中宦交替专权 ,君权旁落 ,政局多变。与汉武帝时期的皇权极盛、高度集权很不相同。就经学而言 ,重用儒士 ,广建学校 ,盛行以灾异论政 ,并出现了政治与儒学合一的现象。儒学和儒生的地位空前提高 ,这与汉武帝时期儒学仅用于“润饰吏事”、儒生往往被“俳优蓄之”也有极大差别。但是 ,经学地位的提高和空前发展并未给经学和儒生带来多少好运 ,诡谲多变的政局不仅使经学盛极而衰 ,也导致了士人的坎坷与分流。很多士人与政治渐渐疏离 ,尽管表现方式各有不同 ,但总体上呈现出一股道家思想回归的潮流     

经学思想的嬗变与文学评点的视域生成

自南宋评点的兴起至明清评点的兴盛,文学评点逐步摆脱了经学伦理、政治教化的要求,走上了文学审美与艺术批评的道路,而促成这一转化的恰恰是经学思想的嬗变.梳理经学思想对文学评点的影响,可以发现,经学思想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构成了文学评点的特定境域.在文学评点的发展史上,从理学到心学的变化,影响了文学评点的视域生成,形成了文学评点特有的审美评价标准和审美评价方式.     

寻求合法性——从经学到纬学

汉代政治的合法性由经学和纬学共同建构,二者都承继了先秦儒学以道德作为政治合法性依据的思想精义,然后各自加以发挥、扩展.经学所重在哲学,通过阴阳五行宇宙观下的天人感应为政治的道德合法性依据提供形而上论证,纬学所重在神话,通过一个虚构的帝王世系和他们受命的故事来展示以道德作为政治合法性依据为正当.在思想上二者并不绝然分离,往往相互交错.经学和纬学的政治合法性建构对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具有重要的发生学意义.     

洪武政治对中国经学的重构

明初要巩固新生政权就必须加强对思想的控制,面对相对落后的社会文化,洪武政治必须对中国经学进行重构.洪武政治对经学的重构主要体现为:以循经致用为基础,在思想内容上宣传了正统思想;在形式上重塑了语言风格,提高了经书的可读性.洪武政治对经学的重构具有明显的汉学倾向,从而产生政权诉求与学术主流相背离的现象.     

经学的神学向度与博士经典性格的消解

在政治和权力的驱动下,汉代经学逐渐释放出影响政治的学术能量.被汉代政治所役使的汉代经学博士,在自我润色的经学传播过程中,不自觉地趋向繁琐的经学阐释.纬书和图谶伺机侵入经学的道统之中,为倾听神意的统治者所利用.特别是白虎观会议,踊跃于神学救赎的汉代博士将谶纬置于"国宪"之中,确立了经学的神学地位,为东汉政治涂抹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汉代博士的经典学术人格被消解,呈现了神学依赖的倾向.     

儒家经学礼法观对东汉社会的控制与整合窥探

东汉时期,随着经学的发展,在经学的浸润和熏陶下,儒家礼法文化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东汉帝王、大臣和地方官吏积极晓习儒经,由此开创了东汉官僚集团及政治文化经学化的格局。同时,刑德并用、礼法和合的儒家经学礼法观不断渗透到东汉社会控制体系之中,推动了汉代社会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以及法律经学化。它使儒家经学礼法观成为封建政治与法律的灵魂,这为汉廷实施经学意识形态的政治、法律实践创造了条件,对汉代及其后世的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夫余与东汉王朝朝贡关系研究

夫余与东汉王朝的朝贡关系,始于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49),止于灵帝熹平三年(174)。夫余朝贡东汉王朝,大致可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前期从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49)到安帝永初五年(111);中期从安帝永初五年(111)至顺帝永和元年(136);后期从桓帝延熹四年(161)至灵帝熹平三年(174)。夫余对东汉朝贡之始,是出于寻求政治利益,其次是自身发展的需要。这一阶段也是东汉王朝对夫余国政治统辖力度最强的阶段,政治上的稳定对夫余国的发展以及社会进步都起到积极作用。夫余对东汉朝贡活动最初受到东汉、匈奴、鲜卑三者相互关系的制约,之后主要受东汉与高句丽相互关系的影响。     

论两汉经学与文学的合离

经学作为儒学官方化的特殊产物自登上学术霸主宝座后,深刻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汉代文学深受经学的影响,经常背离文学发展的轨道而与经学融合,到汉末,又伴随经学的解体和文化学术的多元,文学才真正从实用价值观中解脱出来,成为一种迷人的独立的文化形态。400年的文学演进历程,清晰地呈现出经学与文学的整合与背离。表现在:一方面代表皇权政治思想的儒家经学思想不仅成为文学创作建构主题的直接知识来源与真理凭据,更与表现士人心态话语的文学形成文化精神上的同构关系,在经学与文学内在的教化层面和外在的应用层面形成实质性整合;另一方面,文学自身所固有的质的规定性导致了两汉文学对经学的背离。经学的兴衰与文学发展的互动是这时期的一大文化景观。     

汉代经今古文之争新探

关于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旨趣,一般认为是争官学地位,并归结为争博士一职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权益.本文提出,这一点并不是古文学者向今文经学发难的根本理由,维护学术思想上的大一统格局,保持经学在政治生活中的独断权威,才是今古文经学争论的实质.关于今古文经学的分歧,传统看法是两派对孔子和五经具有完全不同的认识和态度.本文认为,在尊奉孔子、崇拜五经等经学基本立场上双方并无原则分歧.文章重点从经典的字体、内容,对经典的理解及治学宗旨等四个方面对今古文经学的分歧作了具体分析.     

谶纬与东汉学术

东汉学术约略可分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和纬学.今文经从西汉即立为博士,东汉延续了前世的传统.古文经虽不立于学,却也甚受官家重视.不论是今文经还是古文经,其地位都在谶纬之下.本文阐述了谶纬在东汉政治与学术中的作用、地位及其与今古文经学的勾连、纠结、融通,从一个侧面剖析了儒学在东汉时期的复杂思想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