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衡鉴》的编者及选赋标准

宋沿唐制,科举考赋。为了满足科举考试的现实需求,宋代社会上流行着很多指导律赋写作的科举用书。在那些业已亡佚的律赋指导用书中,《三元衡鉴》是一部很有代表性的律赋选,它在南宋被奉为律赋写作的典范。吴处厚不仅是《青箱杂记》的作者,还是《三元衡鉴》的编者。在宋代,吴处厚是享誉一时的律赋名家,被认为是宋代律赋繁荣期的代表人物。《三元衡鉴》所选之赋的作者需是科举考试中的魁元(解元、省元、状元之一),这种选赋标准反映出了宋人对魁元赋的格外青睐。     

金元赋史述略

金赋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借才异代”时期，“国朝文派”时期，国家危亡时期。第一时期留存的作品太少，不足以见其特色；第二时期由于科举制度的影响，律赋的创作蔚为大观；第三时期由于时代的激变，古赋的创作精彩纷呈。金朝的赋学传统来源于北宋，每一时期都有受宋赋的影响而创作的文赋。元赋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征服金宋时期的赋，恢复科举之前的赋，恢复科举之后的赋，元末的赋。第一时期多沿袭金后期的古赋；第二时期由于由宋入元的作家占据主流，所以律赋和文赋也影响了此期的创作，而且由于这些人多受宋末理学的影响，许多辞赋充斥着枯燥乏味的说教；第三时期、第四时期由于科举的恢复，元廷从政策上设定“古体”，后两期的赋基本上是古赋的盛行了。     

宋代科举与辞赋嬗变

宋代科举之进士科继唐制考赋,经历了宋初殿试、元祐复赋与乾、淳隆文三度盛况,并通过归复王言、观觇才学、闱场争锋、经典重塑和科制延续,展示了一代辞赋创作的嬗变与兴衰。考察宋代文制与辞赋的关系,不仅要关注宋初、元祐与乾淳考赋兴盛期的情形,更应思考北宋"元祐"前后熙宁、绍圣朝廷两度罢赋的举措,正是在此罢、复之间,士子处经义与辞赋的矛盾、冲突,以及对两度罢赋而废赋的反思中,在南宋时代确立起"元祐体"、"乾淳体"辞赋的经典意义。     

科举与辞赋:经典的树立与偏离

自唐代实行诗赋取士制度,辞赋与科举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应试赋所代表的王权话语,在秉承前科举时代所树立的辞赋经典的同时,又形成了对辞赋经典的重构与偏离。唐代应试律赋新体的创生与完型,唐宋有关考赋与否的论争,元人以祖骚宗汉为号召开辟应试赋变律为古的新路径,清人尊唐而对应试律赋的重塑,均系围绕科举而出现的对辞赋经典的选择与纠正。而诗教的限制、制度的约束与文本的矛盾,又成为科举应试赋创作的三大困境,使应试赋在重建经典时不断丢失经典,其对后期赋史之变革与衰落的影响,值得回顾与反思。     

盛唐律赋与进士科考试

律赋是唐赋中极为重要的种类之一,至盛唐始大盛。盛唐律赋的体式并未完全成熟,骈律夹杂的作品不少。盛唐律赋虽限韵但还比较宽泛,对于韵目、平仄、韵部内的字数多寡及次序等都没有严格的统一规定,也还未真正地讲求四声八病的使用和避忌。进士科于永隆二年始试杂文,并于神龙元年最终确立三场试,由帖经、试策改试杂文的原因在于帖经仅需背诵,策文的题目又过于集中,不能考察士人的真实水平。而进士科所试杂文由箴颂、铭表、诗赋等调整为专试诗赋,原因在于诗赋更能展示才华,且题目千变万化,检测更具可操作性。而进士科由吏部考功员外郎知贡举改为礼部侍郎知贡举,对进士科专试诗赋更有直接影响。律赋发展至盛唐,其体式、特征、审美风格都日趋定型,加之,在尚文风气的影响下,进士科逐步开始专试诗赋,对律赋的创作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可以说,盛唐是律赋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     

韩国（高丽、李朝）科举考试律赋举隅

［摘要］韩国（高丽、李朝）是在中国境外实行科举时间最长、体制最完备的国家。本文对高丽和李朝科举考试中使用的律赋作了举例分析，并且附带论及李朝用于科举考试的六言赋体。本文提供的资料与阐发的观点，既可供研究韩国科举与文学课题参考，也可供研究中国科举文体作对比分析。     

初唐“四杰”新文体赋之新变综论

从赋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看,先后出现了骚体赋、散体赋、骈体赋、诗体赋、律赋、宋文赋等不同的形态。有关文体赋的起源学界向有争议,其实,汉代的散体赋、唐代的新文赋,都可称之为文体赋。但初唐四杰的新文体赋主要是非赋名篇的赋作品,以赋名篇的具有文体赋因子的赋作如《浑天赋》较少。且某种文体的兴盛,归根结底是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及由此形成的审美趋向作用的结果,因"四杰"历文风革新之际、诗体新旧代变之时,学风、文风、时风熏染异俗,其文体赋作品在句式、音韵、叙事方式、抒情色调之浓淡等方面,与汉代的文体赋有所差异。同时对文体形式的选择,总是与其所承载的内容密切相关,两代盛世之不同世俗人情、作家个性特点和人性衍变之迹,以相如之《子虚》《上林》、"四杰"中之卢照邻《对蜀父老问》、骆宾王《钓矶应诘文》等新文体赋之流变生新,皆可一一明睹胜览。     

中国科举制度的南传与越南辞赋创作论

中国的科举制度开始于隋朝,延续至清末。它不仅对古代的政治、思想、学术、文化产生了 十分重要的影响,并且东传至朝鲜,南传到越南,促成了两国的科举取士制度。根据两国史书,科举取士 中诗赋占有突出的地位。相较于同时期的中国科举试赋,越南课艺赋与试赋的创作特征主要表现在题类 和取径的多元化,有汉赋体、唐律体、李白体等 ;题材也多种多样,诸如咏史、景物、记事、拟古诸题的创制。 而从赋史看,越南辞赋艺术对词章之学的发展、经史之学的渗融、赋学体系的构建以及由模拟到自立的变 化,均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制度视野下的辞赋创作——以清代乾嘉时期为中心

清代是古代赋学的集大成期,无论是辞赋创作还是赋论都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赋学的繁荣除了统治者的辞赋创作与提倡外,科举试赋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特别是乾嘉时期,针对律赋创作的疲苶倾向,赋论家提出"以古文为时文"的创作要求,既是辞赋文体自身的救赎,也是应合科举试赋的统治阶级意向的表现,对后期辞赋创作及古代赋学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赋论强调"丽则"的观念也可以说是统治政策在文体风格方面的必然反映。     

论吴锡麒律赋观与创作

吴锡麒推崇唐代律赋的成就,在学习唐人的基础上发展了律赋文体的艺术技巧.在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中,他都注意将个人才学与律赋严格的音韵、文章结构相融合,从而形成了以工整为代表性的美学特征.这奠定了他在清代律赋史上的地位,同时也是他对于律赋文体发展作出的贡献.     

论唐代的“工具赋”

唐代工具赋在赋体文学题材开拓上具有创新意义,其主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道家之理,儒家之功,佛家之悯。唐代工具赋是赋家对工具的巧妙构造所作的颂歌,又是对工具所含哲理的阐释。由于工具不同于其他器物的特点,从而创造出一些独有的艺术特色,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唐代工具赋给后人留下了当时器物形制、构造、使用的有关情况,可补充史料的不足,具有较高的文化意义和史学价值。     

先秦俗赋探微

先秦时期以师旷为代表的矇瞍,以淳于髡为代表的俳优,皆使用韵语讲述古史、故事或笑话,娱乐君主,伺机讽谏,他们创作了我国最早的俗赋作品——先秦韵诵俗赋。这些韵诵俗赋被经史诸子吸收,使行文摇曳生姿,趣味横生;而荀子、宋玉则将这些韵诵俗赋衍为长篇,提升其思想内涵,并且题以"赋"名,成为中国赋体文学的开山祖师。     

论宋代的梅赋

梅赋最早出现在南朝,但直到宋代才发展起来,并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特色:在内涵上,以梅花、梅子和枝条为表现对象,关注新品种,同时往往借梅以抒发作者的情志;在艺术上,骈赋与骚体赋并重,广泛使用比拟手法,有些作品有一定的故事性。梅赋在宋代的快速发展,既是宋代梅文化高度发展的结果,也是当时咏梅文学繁荣的影响,同时与作者自身的地位和志趣也有很大的关系。     

初唐新文体赋与汉代散体赋的差异

历来对文赋的肇始是有争议的，无论是汉代的散体赋，还是唐始的新文赋，实际都可称为文体赋。但从句式、音韵、叙事方式、抒情色调之浓淡等方面看，二代所表现的赋风又是有所差异的。仅以司马相如《子虚》、《上林》、“四杰”中卢照邻《对蜀父老问》、骆宾王《钓矾应诘文》等篇来看，即可窥蠡两代盛世之不同世俗人情和作家个性之特点。     

明赋递嬗中的明代海赋

海洋是明赋创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明初,文人多效仿西汉体物大赋,极尽铺张渲染之能事;弘治后,复古派充分发挥赋的刺世功能,抒发悲怨情怀;明末一方面避世文人以抒情小赋玩赏幽情,一方面心怀苍生的学者文士则继续高举复古大旗创作悲壮的骚赋。在明赋的发展中,明代海赋也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这其中受到了历史因素、政治事件、文学理论、哲学思潮、科技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明代海赋的发展基本符合明赋发展的走向,大体可分为歌功颂德、辞藻竞骛的准备期,因情立赋、面向现实的发展期与各体兼备、蔚为大观的繁荣期三个阶段。从对前代的接受而言,明代海赋对讲究征实、热衷议论的宋赋的肯定较少,而对标举古风的元赋则在题材和具体字词上多有沿袭乃至发扬之处。     

论南朝辞赋的题材选择

南朝文士从广阔的社会生活中退缩,陶醉于家族门第的光环,自傲于脱略事务的清高,沉溺于贵族生活的享乐,其气质变得愈来愈纤弱、细腻,造就了贵族特有的病态文化人格.这种人格必然会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深刻影响,使其烙上了明显不同于汉、魏、晋文学的特征.文章探讨了南朝赋在时代背景下的题材特征,主要表现为所咏之物趋于纤弱,赋家笔下多是日常的、琐细的东西,花花草草、风花雪月之类;所咏之人趋于柔媚,赋家笔下多是女性神态形体世俗的矫揉姿态;所咏之情趋于低沉,赋家笔下极少吟唱高迈的节操和抱负,高蹈、旷达的情怀.     

汉代器物赋初探

汉代器物赋是汉赋长河中的一个支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而大量散佚。本文在统计汉代器物赋留存情况的基础上,分析器物赋的内容,进而探讨这些作品与汉代民俗、汉代人思想观念之间的关系,最后分析了汉代器物赋的修辞手法及其在赋史上的价值和意义。     

西晋辞赋创作的特点

西晋是辞赋创作的繁荣期,这个时期的辞赋无论是在作品数量上,还是在作家人数上都是堪称空前的。在继承前代辞赋创作经验的同时,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从因袭中创新、超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与特点,主要表现为咏物赋的众多,抒情类作品转为对个体情感的发泄,初步的山水赋形成,同时出现了生活化、世俗化、小品化的倾向,在辞赋的行文结构上也有了一定的完善。本文就西晋辞赋的这些特点进行详细论述。     

汉字与汉赋

中国以象形为基础的汉字蕴含着呈形显象的直观优势 ,因而汉代赋家在创作中注意字形的选择与字汇的排列、组合 ,力求通过凸显文字之形来直接体物呈象 ,在文学的形象性创造方面作了可贵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