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风险的成因与治理

现代风险社会风险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是人为因素作用的结果。人类的过度实践及非理性的发展方式,市场经济、现代化和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政治异化和低能,社会治理失效及全球化等是最重要的风险源。要有效治理风险,增强人类生存的安全性,必须改变传统的实践观和发展方式,再造政治和提升政治能力,保证科技、经济、社会的有限发展与合理发展,优化社会治理,加强制度建设,建立风险治理责任机制和风险的复合治理结构。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目标与挑战

现阶段,中国正经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急剧转变的现代化转型,其基本的发展趋势是经济层面的市场化、政治层面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二元化、文化层面的多元化、社会层面的信息化.在此趋势下,中国的社会转型应以效能化与民主化为目标取向,才能达致科学、和谐与可持续的发展态势.在转型过程中,政府治理面临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的挑战,需要客观分析、积极应对,进行理性治理.     

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及启示

英国学者斯科特·拉什从美学及文化视角,提出了以审美自反为核心的自反性现代化理论,阐释了风险文化和现代化困境的成因和出路。文章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的特征,自反性现代化的自反性主体、思维模式、建构路径,风险意识和风险文化的生成以及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的特色和局限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和探讨,并进而讨论了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对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风险规避和防治的借鉴和警示作用。     

风险社会政治秩序观初探

由社会理论家贝克发展起来的风险社会理论,是对工业革命以来工具理性独大的现代性进行反思的结果,现代风险具有决策决定性、难以认知性和全球性等特质.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传统政治秩序陷入以下困境:片面强调工具理性和进步的政治秩序观给人类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专家治理的信任危机以及随时可能引发的"政治爆炸".重构风险社会政治秩序观应转变发展模式,构建风险管理型政府和自下而上的亚政治以及重建公众对专家治理的信任等.     

自反性现代化的动因、维度及后果——贝克、拉什自反性现代化思想比较

贝克和拉什作为风险社会理论和风险文化理论的代表人物,都把自反性现代化作为其理论基础,但他们之间又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本文主要对贝克和拉什的自反性现代化在概念、生成及动因、分析维度、后果以及现代性危机应对策略等方面进行比较和分析,旨在准确认识和理解现代性困境及其所导致的现代社会风险。     

通过任务型组织开展风险治理——兼评张康之教授的“任务型组织观”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了一场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在此过程中,各种各样突发性的危机事件频繁地向人类袭来,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一个具有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出现,对工业社会的治理方式提出了挑战,在迅速增长的不确定性面前,作为工业社会治理主体的常规组织开始暴露出了不适应性,传统的治理方式面对危机事件凸现出治理的无效性,从而突出了任务型组织的巨大实践价值.任务型组织在风险治理上有着独特的优越性,因而应当成为风险治理的新途径.     

发展哲学视域下风险问题的复杂性及其治理

风险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同于物质财富或经济增长但又与之密切相关的新问题。当代社会发展中风险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既有客观现实性又有社会建构性。风险问题从来源和性质看有人为性,从生成机制和造成的后果看有隐匿性和高危性,从发生的领域看有系统性,从影响的范围看有全球性,从其社会文化意义看有反思性和政治伦理性。应对当代社会发展中的风险问题,需要反思现代性发展理念,增强风险意识,推动风险治理;加强社会发展预警,完善风险治理体系,增进风险治理制度的韧性;重视风险沟通,凝聚价值共识,强化风险治理主体的协同性;坚持实践思维,善于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提升风险治理方法的自觉性。     

论风险社会生成中的社会加速化

人类在今天已被置于风险社会之中，这个风险社会是工业社会发展的后果。其中，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过程中产生出了诸多社会风险，并在社会风险的积累中形成了风险社会。农业社会的发展是平缓的，而工业化、城市化所开启的则是一个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进程。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用了几个世纪的光阴就把人类社会变成了风险社会。也就是说，风险社会是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系统性后果。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片面追求以及消费社会的出现等，可以被看作社会加速化的主要动因。在人类已经置身于风险社会的情况下，工业社会传统的政治以及整个社会治理模式都不再适用，反而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更多、更大的社会风险，使人类在风险社会中越陷越深。所以，我们需要寻求风险社会中的生存之道，即变革包括政治在内的整个社会治理模式。在这方面，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也许能够给予我们一定的启发。     

人类作为类的自然——论A·吉登斯的世界政治观

人类作为类的存在和发展必须符合自然法则和客观规律,政治的最高价值就是获得这种法则,实现人类的整体协调.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整个人类认识史和文化史都找寻着这个社会的理想价值.安东尼·吉登斯反对人类不切实际的理性构想,反对以理想的理性内容来匡正现实的存在,而试图让这种价值贯彻到现实社会的具体情况中去,使人类在具体的实践中达到理想和现实的统一.当今社会,人为风险日益增加,并且这些风险往往不是一个地区、民族、国家自身所能够解决的,因此加强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合作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实现人类团结、合作、共同治理,使人类按自然的原则生活是现实的世界政治任务,也是人类政治的共同向往.     

反思与超越——贝克风险社会思想探究

本文从贝克代表性著作—《风险社会》出发深入探讨贝克关于“风险社会”这一理论概念的逻辑起点——现代性危机,认为贝克开创性地提出风险社会的理论诉求在于自反性现代化.作者认为风险社会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具有现实借鉴作用.     

风险社会理论:现代性反思批判的“第三条道路”

关于现代性的各种理论都是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论自觉和反思批判,现代性的问题性既有事实层面的表现,也有学理层面的表征。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论争中,风险社会理论以其独特的致思路向力图开拓出现代性反思批判的“第三条道路”。风险社会理论绕开了理性与非理性的直接对立,把风险和风险社会作为反思批判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范畴,从描述现代化进程的风险后果来揭示作为现代性基础的理性的“自反性”结构特质。它既反对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文学化和美学化颠覆,也不同于现代性对启蒙理性潜力的哲学挖掘和补救,而是把反思批判现代性的视角转向了对现代性问题的社会学清理和政治学建构,倡导以“亚政治”和“生活政治”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发展理念和模式,建构起了规范性的理论体系。风险社会理论对现代性问题的“诊断”和“治疗”既有值得借鉴的合理因素也有其理论局限。     

人类作为类的自然——论A·吉登斯的世界政治现

人类作为类的存在和发展必须符合自然法则和客观规律,政治的最高价值就是获得这种法则,实现人类的整体协调。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整个人类认识史和文化史都找寻着这个社会的理想价值。安东尼.吉登斯反对人类不切实际的理性构想,反对以理想的理性内容来匡正现实的存在,而试图让这种价值贯彻到现实社会的具体情况中去,使人类在具体的实践中达到理想和现实的统一。当今社会,人为风险日益增加,并且这些风险往往不是一个地区、民族、国家自身所能够解决的,因此加强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合作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实现人类团结、合作、共同治理,使人类按自然的原则生活是现实的世界政治任务,也是人类政治的共同向往。     

全球化境域中的风险社会

作为当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基本趋势,全球化既加速了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也给社会进步带来巨大的风险,使人类正在步入后果严重的"风险社会".与传统社会风险不同,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呈现出模糊性、全球性、更广泛的关联性、平等性、不可控制性等特点.当前,我们必须不断强化风险意识、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树立和谐发展的理念、积极开展风险的全球治理,力求以最小的风险实现最大的发展.     

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及其现实启示

作为风险社会理论的创始人，贝克从现代性的危机着手分析了现今人类社会遭受到的各种危险，并提出了自反性现代化作为他的风险社会的理论诉求，开启了风险社会研究的当代转向。本文认为，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对当代我国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科技伦理与社会风险治理

人类对自身理性的过分自信和对科学技术理性的无限滥用,是导致社会风险产生的价值根源.现代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使人类正面临着各种不可预知的社会风险,积极应对这些社会风险,将其控制在个人和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避免其转化为社会危害,在科学技术活动中介入伦理价值的维度,确立和倡导科技伦理的价值规范,是有效规避和治理社会风险的一项重要举措.     

理解国家治理:政治生态、主题意蕴与实践路径

国家治理是在吸收与借鉴人类治理文明的有益成果、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国情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制度存量基础上提出并发展的,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政治生态、主题意蕴为理解国家治理提供了前提与基础.只有通过把握国家治理的政治生态、主题意蕴,国家治理这项系统工程的整体面貌才能得以全面地展现.结合国家治理的政治生态、主题意蕴,国家治理便有了清晰的实践路径,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应该在综合利用政治生态要素中的各种力量的同时,综合采取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治理等多种方式积极稳妥地推进.     

新制度主义及其对公共政策范式演进的启示

20世纪70年代以降,新制度主义在批判行为主义的过程中逐渐发展成为政治科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新制度主义理论发展中形成的三大流派从不同视角对社会治理之道进行了思考,展示出其核心价值的不同面向。人类由传统的政治主导型的农业社会进入管理型的工业社会,伴随着的是公共政策模式由危机设计模式向理性设计和渐进设计模式的转变。而后工业社会中的人类问题,必须通过社会的多中心力量,在各自利益的导引下,在新的决策设计模式中寻求解决。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社会政策的设计模式将转向社会设计模式,这是人类寻求合作治理的必经之道。     

国家文化治理:发展文化产业的新维度

寻求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的文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人类财富的增长方式,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文化产业被认为是最能体现这一价值追求的实现方式。于是,文化产业在社会发展的层面上和全球化治理的层面上便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文化工业论",转而成为用以克服和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治理工具和治理手段。中国在经历了政治治理("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治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正在走向文化治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克服与解决国家发展困境,建构国家文化治理,成为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和实现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出发点和新维度。国家文化治理的核心在于:发展文化产业的目的不是为了经济,而是为了完善国家治理,是以经济——市场经济的方式实现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价值性转换,进而改变和重塑国家治理模式。     

社会福利治理的现代化转向——基于布兰德社会生态转型的视角分析

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社会福利治理也必须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转变。当前时代背景下的社会生态转型既是一种研究"社会—自然"关系的理论框架,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发展形态,更是实现社会福利治理现代化转向的背景和契机。社会福利治理要求超越传统社会福利供需互动的简单过程,公平、效率与生态是今后社会福利治理的重要原则。随着人类社会对生态价值的不断追求,生态的意蕴得到扩展,社会生态已经成为超越纯粹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等多个社会符号的概念。在中国的社会生态转型语境下,经济发展新常态、社会政策转型、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等是其集中体现,这给国家治理现代背景下的中国社会福利治理带来理念转型、方式创新、主体活力、生态善治等诸多挑战。要在社会福利治理理念上融入新的社会生态观;借助法律、社会政策、网络舆情、社会组织及市场效率等多种力量来完善社会福利治理的现代化机制体系;实现规范性社会福利治理能力和人文性社会福利治理能力的双向提升,使社会福利治理朝着生态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路径探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它赋予了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新的时代特征和发展动力,使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理论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在新时代背景下要从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元化社会治理和传统政治文化等方面深入剖析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路径在发展中存在的困境,积极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扎实推进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互为促进的良好格局,不断巩固和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和实践成果,为早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