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婚姻挤压的类型及其生成机制

婚姻挤压是指由于适婚男女性别比失衡导致其中一种性别的人口无法找到配偶的现象。我国农村婚姻挤压主要挤压的是适婚男性农民,它包括宏观层面的性别挤压、中观层面的梯度挤压和微观层面的竞争挤压等机制。其中,性别挤压机制挤压的主要是农村中的适婚男性,而农村适婚女性较少被挤压;梯度挤压机制挤压的是作为婚姻市场低洼地带的自然和经济条件落后地区的适婚男性农民,而作为婚姻市场优势地带的自然和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地区的适婚男性农民被挤压得较少;竞争挤压机制挤压的主要是在婚姻市场低洼地带内部的婚姻市场竞争中无法支付高额婚姻成本的适婚男性,而该地区家庭条件相对较好的适婚男性被挤压的程度相对较低。农村适婚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后果最终由处于婚姻市场低洼地带的底层家庭的适婚男性承担,他们最容易成为农村找不到配偶的“光棍”。     

婚姻挤压对中国农村不同群体安全感的影响——基于全国百村调查数据的分析

中国的男性婚姻挤压问题,已成为目前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风险”之一,给包括不同婚姻状态下男女两性在内的社会各群体的安全感均带来不利影响,成为影响人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隐患。从个人微观层次分析婚姻挤压下农村各群体的安全感现状及婚姻挤压对不同年龄和地区的农村男性安全感的影响发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安全感最低,婚姻状况对个人的安全感具有显著影响,婚姻挤压对男性安全感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时代差异以及地区差异。提高中国农村各群体的安全感需从根本上改善农村各群体的生存状况,统筹解决性别失衡引起的婚姻挤压问题,从国家政策与制度创新的层面关注婚姻挤压及农村各群体的安全感问题。     

跨境婚姻行为的人口学分析

云南省边境一线地区的跨境婚姻问题近十多年来非常突出,重点边境乡镇跨境婚姻人数年增加幅度超过10%,最高的甚至达年均30%以上。跨境婚姻问题属于人口学的结构性研究范畴,也与社会经济、个人因素、文化和习俗、价值观等非结构性因素密切相关。跨境婚姻行为并非由简单的个体因素引发,事实上是由很深刻的人口因素和社会因素所推动。从总人口性别比、农村人口性别比、适婚人口性别比以及流动人口的数据,从婚姻挤压的角度来分析边疆农村青年择偶的跨境选择,一定意义上解释了跨境婚姻行为的合理性。婚姻挤压因素造成的边民择偶外溢,是缓解贫困大龄边民的婚姻、家庭困扰的合理方式,同时也存在很多管理困难和潜在风险,期待着国家层面的法治化和规范化管理。     

地域差异视角下农村光棍的形成原因分析

以广西、山西以及川西平原等地农村的调查经验为基础,引入地域差异的视角,从婚姻竞争市场的卷入程度、婚姻成本和对代际支持的依赖程度等维度对不同地区农村不同主导光棍类型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和解读,揭示我国农村光棍形成原因的复杂性。研究发现,婚姻市场卷入程度较高以及所处地理区位和经济条件状况相对较差的农村地区,形成了主要归因为婚姻市场竞争失败的光棍群体;婚姻市场卷入程度不高但通婚圈内婚姻成本较高且对父母的资源具有较大依赖的农村地区,形成了父母责任缺失型光棍;而婚姻市场卷入程度较低,且婚姻成本不高和对父母资源依赖较弱的农村地区的光棍类型主要表现为自致型。     

“光棍”聚集与社区公共安全——全国百村调查的研究发现

利用"百村调查"数据,从中观层次分析大龄未婚男性的生存现状与农村社区的公共安全情况,同时分析了"光棍"的聚集对农村社区公共安全的影响;分析发现,农村婚姻挤压现象非常普遍,多数被调查村庄存在大龄未婚男性群体,在中国的西部地区表现得尤为严重;"光棍"的聚集对农村社区公共安全的评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论东晋南朝婚姻礼制的地域差异

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形态，婚姻文化形态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其特定的空间背景，因而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东晋南朝婚姻礼制在地域上是不平衡的：吴会地区、荆襄地区是承继东汉婚姻礼制传播高潮而继续拓进的区域；建康京口地区、豫章地区则是因婚姻礼制的阶层渗透和地域拓展而跃上时代发展前列的两大地区；淮南地区是婚姻礼制由发展的先进地区而趋于缓慢的一个地区；岭南地区、闽中地区则是婚姻和制从无到有、开始萌芽传播的新地区。由此可知，东晋南朝各地区实行婚姻礼制并非是整齐划一的，婚姻礼制的拓展在地域上是不平衡的，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地域性。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跨境婚姻与社会稳定研究

跨境婚姻已成为边疆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并在人口学特征、地域特征、社会结构特征等方面呈现出新态势。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差异、性别比失衡、传统小社会三大社会现实问题是跨境婚姻形成的主要动力机制,跨境婚姻的大量存在,给边疆民族地区带来一系列显性或隐性的社会问题,成为影响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变量。     

从婚姻挤压到“光棍”的认识误区

我国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调,引发了未来将有多少"光棍"的争论。通过对婚姻挤压的多角度分析,可得结论:"光棍"的定义易引起混淆;婚配性别比失调导致的适婚男性过剩不能同"光棍"划等号,对统计数字容易出现认识偏差;适婚男性过剩的原因,是以性别比为基础、综合了社会经济因素的结果;在贫困地区出现"光棍村"的现象,是大范围内婚姻挤压层层传递的结果。     

农村智障女性的婚姻获得与权益缺失 ———对河北省X县两村的田野观察

文章对河北省x县两个农村社区中智障女性的婚姻生活案例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农村智障女性婚姻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男性挤压的农村婚姻市场在为智障女性的婚姻获得创造条件的同时使女性面临着更多性侵害的风险;在家庭主导的婚姻建立中,智障女性失去了婚姻自主权,与配偶难以建立亲密的夫妻关系,情感需求被严重忽视。农村智障女性的婚姻获得并不意味着残疾人婚姻权益的实现和保障,相反,她们的婚姻受到了社会人口结构的深层影响和家庭的强力干预,婚姻获得的背后暗含着女性权益缺失的巨大隐患。     

子女性别对农村家庭炫耀性消费的影响——基于性别失衡的视角

当前中国农村地区婚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未婚男青年婚配困难问题突出。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2017年和2019年数据,实证检验婚龄人口性别失衡背景下适龄未婚成员性别对农村家庭炫耀性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婚姻挤压背景下,相比有适龄未婚女孩的家庭,有适龄未婚男孩的农村家庭的炫耀性消费水平显著更高,稳健性检验也支持这一结论。异质性分析表明,未婚成员性别对未婚成员学历在高中及以下的家庭、高收入家庭、中部和东部地区家庭的炫耀性消费水平的影响更为显著。     

西部高寒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模式研究--以青海省为例

青海省地处高原,由于地理、气候、人文等因素导致城乡一体化水平低,城乡融合度较差,需要利用该地区独特的资源优势来发展城乡一体化。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层次聚类分析法,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生态建设三个方面建立指标体系,测算出2012年青海省各区域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总结出青海省城乡一体化的西宁海东模式和三江源模式,这两种模式都能为西部欠发达地区提供必要的经验借鉴。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应该从加强中心城市地位,优化区域城镇体系;保护生态环境,优化城乡空间布局;依托区域特色资源,发挥各自竞争优势;加强制度设计,促进城乡社会统筹发展四个方面来推动和实施。     

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若干思考--兼谈阜阳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实现农村小康的关键是解决"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中心环节是积极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论文结合阜阳等欠发达地区实际,全面分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现状及转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     

西部落后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

我国西部落后地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正面临着工业化水平整体不高,工促农能力不足、城镇化水平低,城带乡能力不足、农牧业现代化水平低,劳动力转移能力不足、中小城镇发展的产业支撑力不足,吸纳农民工就地就业能力不足等诸多难题。基于此,西部落后地区要加快推进一体化发展,就必须准确把握两个现实关节点,把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与加快推进农民工阶层向城镇居民转变结合起来。     

对激活西部落后地区资金、人才要素机制的思考

各级政府制定的许多优惠政策和措施,有力地促进了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但是,由于西部地区内部各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在市场力的作用下,必然会使资金、人才等发展要素从西部落后地区流向相对发达地区。为此,应当从提高要素收益入手,建立相应的机制,从而吸引资金、人才等发展要素,促进落后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甘肃省农民工权益受侵害状况、原因分析及立法建议

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仍然是当今中国“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甘肃农民工权益遭受侵害状况及其产生的原因在全国范围内既具有普遍性，又具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独特性。研究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必须立足于机制转变和制度创新，从转变城乡二元体制结构，推动农村乡镇体制改革和农村户籍改革入手，建立完备的“三农”问题法律法规体系及其监督机制，才能依法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甘肃省平凉市城乡统筹就业问题研究

统筹城乡就业是就业制度的一场革新,是对城乡“二元”就业体制的一场革命。如何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推进统筹城乡就业对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现、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社会壁垒、建设和谐平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平凉市人口、劳动力资源与城乡就业结构,三产总值及从业人员结构以及农村劳动力就业基本现状三方面分析了平凉市统筹城乡就业的基本状况,在推进统筹就业原则的基础上,论述了平凉市在城乡劳动力统筹就业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探讨了实现城乡劳动力统筹就业的对策建议。     

从村庄建设到地区发展————乡村集群发展模式

根据比利时Meetjesland农业地区集群发展模式和区域发展的广义梯度理论及中国城乡关系演化趋势,中国城乡一体化应建立在“城市群-乡村集群”的基础之上,并将“乡乡一体化”作为“城乡一体化”的前提。基于中国国情的乡村集群发展模式应当是：　以地区发展为价值观,建立以县(县级市)为依托的乡村集群合作平台,制定乡村集群发展战略规划并推进品牌策略,以集群的优势实现中国乡村地区主动、可持续发展。     

区域经济协调增长下财政支出的均衡路径选择

文章以区域协调增长为背景,探讨政府财政支出的均衡作用路径,在包含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区域模型中,讨论了财政支出边际贡献率和区域财政支出结构对地区经济发展以及区域经济差异变动的影响,并模拟计算发达地区的最优财政支出规模,超过最优支出规模,将有必要实施横向转移支付,缩小区域差距,并分析其政策含义。     

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人力资本集聚效应研究

农村劳动力迁移带来的人力资本集聚对我国区域经济和农村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伴随着区域产业的调整,区域人力资本集聚水平将会随之改变,农村劳动力转移将会面临新的趋势和调整。为了更好的探索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人力资本集聚水平和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农村人力资本的地理集中程度为0.35,其中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形成的城乡收入差距是影响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人力资本集聚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为了更好的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集聚程度,需要做到加强劳动力输出组织的建设,促使劳动力的跨区域转移以及改善其劳资关系,努力拓宽劳动力跨区域迁移领域和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