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基本原则

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乃是封建统治者所大力提倡的"三纲",而三纲落实在家庭伦理中又具体体现为其中的"二纲",即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尽管其自身存在着诸多弊端,近代以来亦备受挞伐,但我们仍要将"二纲"置于其发展演变的社会背景中予以考察和评价,而不能完全忽视其产生的社会作用与存在的合理性.     

“三纲五常”中的精华与糟粕

"三纲"是可变的伦理制度,"五常"是稳定的道德原则。"五常"中的仁、义、礼、智、信今天仍然没有过时。即使是"三纲",也不全是提倡尊卑与服从,在《忠经》、《孝经》和《礼记》等经典中可以看到双向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五四"新文化运动攻击"三纲五常"这一传统的核心价值观是理所当然的,但新时期中华民族的复兴,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复兴,尽管对传统还要批判地继承,但不能只破不立,只见糟粕,不见精华,将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     

一道五德：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新表述

先秦儒家都将"仁"作为根本之道,或作为比其他价值观念更重要的常德.汉儒受法家"三纲"理论和阴阳家"阳尊阴卑"论思想的影响,将儒学核心价值观定位为"三纲五常",偏离了先秦原儒"仁本礼用"的根本精神,但符合历代封建统治者维护纲常伦理、稳定社会秩序的政治需要.当代儒家或主张"去三纲而存五常",或提出"一本五常"论,虽然有其合理性,但混淆了儒学之"道"与"德"的体用关系,因而不是最恰当的概括.当代儒学核心价值观的重塑方向,应当摈弃"三纲"思想,重新确立"仁"的核心、道体地位.而儒学价值观体系中可作为"五常之德"的范畴,应以"义、礼、信、和、敬"最能体现"仁道"的特性.这个新的"一道五德"论,不但从本质上体现了儒学的道德人文精神,而且具有鲜明的现代性与普世性.     

论《大学》中的人格境界——以《大学》“三纲”、“八目”为准绳

以《大学》"三纲"、"八目"为标准,可以发现《大学》所提及的小人、民、人、君子、贤人、仁人和圣人等属于逐步提升的人格境界。小人、民达不到"三纲"的标准,民是"明德""萌而未发"之人;人是有主体意识的,"明德"已发而未发,可能处在"格致正诚"的阶段之中,但是还达不到"修身"境地之人;君子能"明明德"、"亲民",能"修身"、"齐家"乃至"治国";贤人有德有才,能够"治国",且能坚守与实践仁德,但达不到"止于至善"而"平天下"的理想境地;仁人、圣人属于完美的理想人格境界,尤其是圣人,能"止于至善"而"平天下"。     

儒法歧义与合流：以孟子三纲为中心

在三纲上孔子讲君臣父子、孟子讲父子君臣、韩非讲君臣父子夫妻、董仲舒讲君臣父子夫妻;三纲在学派上主要涉及儒学与法家,在内容上涉及两纲还是三纲、君臣父子还是父子君臣,在立场涉及国优于家还是家优于国,在结构上涉及双向互动还是单向僵化;孟子的观点在儒学内部与孔子有异同、在儒学外部与法家韩非有异同,孟子在三纲上的主要观点对历史有复杂影响。     

新编中学语文若干注释商兑

"翔集"即"时飞时停","游泳"即"时浮时沉","讥"应释为"批评、指责";"或"即"有";"拂士"当释为"能够直谏矫正君主过失的贤士";"必"即"如果、果真";"随"即"轻易、随便";"植"通"置","放下"之意;"葛",古代用来织布的一种植物;"诟病"属同义并列,"耻辱"之意;"岂遽"属同义连用,同"岂讵"、"庸讵","难道"的意思,"进平技"即"进于技";"结发"当释为"成婚、结婚";"愁思"乃同义复词,即"悲伤、忧愁";"过"即"探望、看望"之意;"冷袖"当释为"罢舞"。     

释"御"与"赵"——赵文化原生形态研究

从文字学角度解读,"御"本意为驾驶马车,后又衍生出统治之意."趙"字"从走",即"善跑",从"走"与"肖"字意的组合看,可引申为"善驭者的后代"."御"、"趙"二字相近的文字学寓意恰恰说明历经夏、商、周三代的赵(嬴秦)族仍保持其先祖"善牧"和"善御"的传统,因此,"牧事"和"御事"即赵文化原生形态的主要特征.     

“三纲”说的原始要义及其现代评价

传统“三纲”说实有两层意涵,其一是指三种伦理关系,其二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包涵了和合一体、主从有别的伦理指向,内蕴了各安其分、一本于义的内在要求。“三纲”作为三种伦理关系,其间存在一种“差序格局”。“三纲”的内在价值在于肯定人伦的重要性,强调人格主体应各安其位、各尽其道。传统儒家伦理对当下的道德建设仍有其启示意义。我们应以同情的态度看待传统文化,对其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在此基础上发掘其所具有的恒久价值。     

论社会主义契约文化的“三纲五常”

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建设社会主义契约文化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既是需要改造和超越的对象，又是可以开发利用的宝库，其建构自身体系时所采用的“三纲五常”的结构方式，就不乏借鉴作用。本文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尝试以“自由为人本之纲”、“平等为社会之纲”、“民主为政治之纲”等三纲为主轴，以“利（利益取向）”、“理（理性精神）”、“义（正义原则）”、“信（信用观念）”、“法（法治思想）”等五常为基本准则来建构社会主义契约文化形态的理论体系，以期达到纲常相济、纲举目张的系统效应。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历史逻辑和实践框架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其内涵既具有一般性,即基于国家运行的制度建构和制度执行问题;同时更具有特殊性。治理体系体现为"一纲两目",即"政党政治"总纲,"制度建构"和"制度执行"两目;治理能力包含三层能力,即"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改革发展稳定"。从逻辑上说,中国国家治理的一纲两目,来源于中国"政党政治"的国家道路选择,在当代中国,需要有五个要素对该道路进行支撑,即:党指挥枪、党的领导、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从实践上看,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建构和治理能力提升,可概括为三层能力、四大领导、五项议程、六位一体。     

朱熹关于封建伦理纲常“形而上学”化思想研究

朱熹所倡扬的"天理"就是儒家伦理纲常中的"五常",亦即"仁义礼智信". "仁"与"理"相结合,成为先验的宇宙最高真理、普遍规律、万物本体,伦理道德的总原则,人们认识与追求的最高境界.所谓"理一分殊",即以伦理"五常"为内容的弥漫宇宙的道德意志与道德律令的绝对理念,由此论证本体世界(理)与现象世界(人、物)、抽象的"形而上学"道德理念与具体人间"形而下"的道德行为、言谈的相互渗透,相互交合,同质异体的互动关系.     

从南宗孔府看孔孟“礼治”的反动性

孔孟的“礼治”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其主要内容包含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这“四种权力”的宗法思想和制度。西汉时,反动的地主阶级思想家董仲舒吸收和发挥了孔孟的“礼治”思想,把它们归结为“三纲五常”,其中“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清楚地体现了政权、族权、夫权;而“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最后又统之于神权。     

“嵒”之本义考释

"嵒"许慎分析为会意字,"山巖"之意。段玉裁等认为是"省声"的形声字,也有人认为"嵒即巖之或體"。根据对其字形的分析,并考察古代方志文献,"嵒"确为会意字,本义指有天然洞穴的山体,与"巖"为同源关系。     

由底层文学的几个关键词谈起

在有关底层文学的讨论中,"当下"一词所强调的是底层文学的"发生学"及作品的写作时间,从而使备受争议的底层文学的概念有了一个基本的限定;"苦难"一词几乎成为了底层文学的主要标志,它不仅关涉底层文学的主要表现内容,也涉及底层文学的风格,即苦难以怎样的形态呈现出来;"直面"一词则关系到底层文学的表述形式,即"怎么写",不少论者在使用该词时,特别强调"直面"同"现实"、"现实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似乎只有"现实主义"才能够做到"直面"现实",但在"怎么写"的命题中,从伟大的现实主义传统中汲取营养固然重要,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也应是题中应有之意。     

柳宗元政治伦理思想探略

基于"天人相分",柳宗元指出政制滥觞于圣人解救"生人之患"以"聚众立国","大中之道"和"生人之意"是政制和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也是政治权力运行的基本伦理依循,其中,"大中之道"是政治权力运行的价值觇标和方法圭臬,而"生人之意"则是政治权力运行的主体诉求。官员为政,其关键在于确立"吏为民役"的角色定位,行"大中之道"以实现"生人之意",践履"梓人之道"以"佐天子相天下"。     

“三纲五常”中的精华与糟粕

“三纲”是可变的伦理制度,“五常”是稳定的道德原则。“五常”中的仁、义、礼、智、信今天仍然没有过时。即使是“三纲”,也不全是提倡尊卑与服从,在《忠经》、《孝经》和《礼记》等经典中可以看到双向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五四”新文化运动攻击“三纲五常”这一传统的核心价值观是理所当然的,但新时期中华民族的复兴,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复兴,尽管对传统还要批判地继承,但不能只破不立,只见糟粕,不见精华,将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     

“夫妇顺”是奴役妇女的精神枷锁

“三纲五常”是汉朝反动儒生董仲舒按照孔老二的那套反动的伦理道德炮制出来的。所谓“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这个“三纲五常”,是反动的《三字经》的主要内容之一。《三字经》里是这样说的:“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讲的是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关系问题,意思是:做臣子的要服君主管,做儿子的要服老子管,做妻子的要服丈夫管。并且这种服从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三字经》宣扬的吃人的“纲纪”、“礼教”,原是孔孟这伙剥削阶级的代言人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而制定下来的,它的流毒很广,影响很深,为害极大,是两千多年来硬套在劳动人民身上特别是妇女身上的一面沉重的精神枷锁。现在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对它进行认真的批判,把封建礼教的余毒,从每个角落里作一次彻底干浄的清扫。     

先秦儒家“慎独”观念的思想史探析

"慎独"是儒家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观念。以郑玄、孔颖达、朱熹等为代表的经学传统解"慎独"为"谨慎独处",而今人多据简帛《五行》篇解"慎独"之"慎"为"诚"或珍重之意,"独"则是指作为本体的心,"慎独"即指内心的专一或珍重自己的内心,这样对"慎独"的解释就由强调外在行为的"谨慎独处"论转为强调内心的专注专一。但必须注意先秦时代的思想家对心的理解与今天有着重大的差别,心的情感意义与认知意义在古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慎独"观念的真精神就在于合外内之道。     

罗贯中籍贯山西太原说与东太原郡之辩正

关于罗贯中之籍贯,以山西太原说与山东东平说之争论最为激烈。主山西太原说者,依据贾仲明《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认为罗贯中是山西太原人;主山东东平说者,依据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庸愚子序"东原罗贯中",认为罗贯中是山东东平人。又有学者提出"东太原说",致使罗贯中籍贯的争论更加复杂化。罗贯中籍贯山西太原说的合理性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论证:"山西太原说"有直接而明确的文献记载,"山东东平说"则至今未发现有直接而明确的文献记载;庸愚子序"东原罗贯中"之"东原",不仅指山东东平,也指山西太原,"东原罗贯中"应是山西太原罗贯中之意;古今只有一个位于山西的太原,所谓山东之"东太原郡",是个侨置而虚设在山东的地名,有郡名而无实地,其实质指的还是山西太原。     

《红楼梦》批判了封建“三纲”

《红楼梦》的思想意义是非常深刻而广泛的,特别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它深刻而形象地批判了封建的“三纲”。 所谓封建“三纲”,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历来鼓吹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礼记·乐纪》孔颖达疏引《礼纬含文嘉》)。简单明确的十二字,严格规定了封建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等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