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柳道统观的歧异

韩柳皆倡文以载道,但所言之道与载道的表述模式均有区别.韩愈宗经,他的道统说力求正宗纯粹,意在突出其天授的权威性.柳宗元的明道说则以大中为旨归,强调"生人之意",着眼于道之用.在天命观、社会发展观、儒佛关系方面二人皆有差异.     

论柳宗元对儒学发展新方向的探索

对于柳宗元在儒家革新运动中的作用 ,研究者往往重韩轻柳。其实柳宗元对于儒学变革的探索 ,如提倡把握“孔氏大趣”以取代传统的解经方法 ,拨开两汉以来笼罩在儒学上的神学迷雾 ,重申原始儒家的人本精神 ,提倡重视“生人之意”的“大中之道” ,提倡援佛济儒、取其韫玉的新儒释观 ,在儒学发展史上都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 ,代表了儒学发展的新方向。     

“德”“位”分合——孔孟复礼与华夏德性政制之奠定

华夏古典政制是德性政制,即道德与政制合一的制度,这种制度主要体现在周礼体系中。但到春秋时期,"位""德"分离,"德"失去了自身的根据,于是必须为"德"另寻根据。孔子将周礼之义概括为"敬",以敬区分礼仪与礼义,并在礼上加"仁",以"爱人"为"仁"。孔子既以仁德基于内在心性,于是相对于"位""德"合一来说,孔子的"位""德"仍然是分离的。孟子于礼下加让,以辞让之心为礼之端。孟子区分了现实世界中实有之位与依据每一人之德行所应有之位,前者孟子称之为"人爵",后者称之为"天爵"。理想的秩序是"人爵"应以"天爵"为依据。由此,孟子重新恢复了"位""德"合一,只是将原来的以"位"定"德"颠倒为以"德"定"位",从而将王朝政典建基于人心。孟子由此推导出新型的"德""位"合一的政治原则——仁政。汉代察举制即是本于孟子之学以"德"定"位"的政治制度,由此奠定了华夏二千年德性政制的基本格局。     

论孟德斯鸠"政治自由观"及其三权分立学说对中国司法改革的启示

孟德斯鸠政治自由观的提出是与"政制相关联的政治自由的法律和公民相关联的政治自由的法律"两方面的阐述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孟德斯鸠认为实行"三权分立以实现权力制约权力以及拥有良好的刑法"是实现和确保政治自由的重要手段.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对当代中国司法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君道关系视角下的法家君主“ 大智冶论 ———以《韩非子》为中心

在法家那里,君道关系显示为:道对君有论证、规范和评判作用,君则应以道为依归,故而只有"体道"之君才是明君。以君道关系为视角,将法家"智"论的探讨聚焦于君主之"智"可知,法家主张"大智"。这种大智表现为,君主"去好去恶""虚静",保持客观冷静的政治头脑,从而成为一个颇富政治理性的政治人,进而合乎"道"地运用势、法和术,最终臻于一种合乎"道"的社会。这一理想社会反对任何私人感情对政治的干扰。可是法家大智论只是一种空想,因为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体道和守法几乎不可能。     

试论苏格拉底政治思想中的极权倾向

苏格拉底看到了当时雅典民主政制与它具体表现形式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雅典公民的政治与法律素养难以保障真正民意的产生,要确保雅典政制的顺利运行,需要把政治决策权集中在极少数有专业治国知识并通晓统治之道的人手中,因此苏格拉底主张建立一种“精英治国”或“专家治国”模式。如果把他的政治思想落实到政治实践中来,可以看出他政治思想中的极权倾向,他理想中的统治者可以说就是一个极权的君主。     

忧乐圆融——论《周易》的生命美学思想

《周易》是中国文化之祖,其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强调"生",所谓"生生之谓易"。生,是生生不息之意,生命的生息之道,即生命美学之道。《易经》成书于国家和社会的动荡之际,却体现了忧乐圆融的生命美学思想。     

璀璨星空与绚丽诗国:“为政以德”的天人象——《论语·为政》开篇释义

"为政以德"开宗明义指出了政治以实现正义为圭臬。政治的正义品质依据自然法则。"为政"卷开篇给出了两个自然,第一是"譬如"句作为明喻揭示的宇宙的自然,其运行依据"道";第二是第二章作为暗喻描述的社会的自然,其运行依据"德"。"道"与"德"都是正义的体现,然而"为政以德"却有两种情形,即第三章所展示的"德""礼"之治和"政""刑"之治。"德""礼"之治是"礼治","政""刑"之治是"法治",两者都是"德治"。"德治"本质上是一种民主政治。     

人、民之分与政制伦理——《论语》中的人、民与古希腊的“德莫斯”

由民、人之会意以及<论语>中之人、民之说始,略释中、西方古典人与民之分的政制要义:无论是古典国人的民、人之说,还是古典希腊人的"德莫斯"统治之分析,都凸显了重要的政治道理--圣贤以德治天下,民无一不得其所.其实,人类必定要承认人所共处的政治生活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对等.民、人和谐共处的政治要求君有君之德,民有民之德.不管诸子之治道还是希腊古人之治道,都要求统治者行"宜"(中庸)之道,节制自己的欲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对人、民进行良好的教育,还要注重立法,不能"只顾讨好民众而不顾道德",而要劝民"追求最好的东西".     

唐宦官集团与大中政局

会昌末宣宗之立,并非如史籍所言系宦官贪其易制之"误立",而是双方互为援引之结果.宣宗大中年间,宦官集团凭借拥立之功,广泛参与甚至主导相关事务,攫取大量政治、经济权益,对大中政局产生了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