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中的民与君民关系

《吕氏春秋》所理解的民,是与天同气的群氓。一方面,民愚昧无知,只知逐欲求利;另一方面,民又是与天同气的,民心反映着天心。民是群氓,故必须立百官来治理;民与天同气,故举事必顺民心。民本与君本于是表现为一种循环的逻辑,君与民互为目的,亦互为工具。民心不可违背,但民只能以天为中介间接影响于君。民因为与天同气而客体化了,只是治的对象,不能成为治道的主体。这是《吕氏春秋》中民本思想的真实涵义,它与民主(民治)毫无关系。中国古代的“民本”之说,大抵如斯。     

《缁衣》"君以民芒"原义之推论

汉代在整理<缁衣>时将"君以民芒"句中之"芒"字读为"亡",因为难以理解君以民灭亡的意思,故又补上了"君以民存"之句.本文发现,"芒"、"(眩)"、"望"三字都从"亡"得声,而且文献中有具体混用的例子,故"君以民芒"句中"芒"可读为"望".据此本文推论,原来<缁衣>中"君以民芒"之句并不是要说君以民灭亡,而是表达先秦儒家的"民望"观念,这从<左传>和<孟子>中亦可见到.     

“德”“位”分合——孔孟复礼与华夏德性政制之奠定

华夏古典政制是德性政制,即道德与政制合一的制度,这种制度主要体现在周礼体系中。但到春秋时期,"位""德"分离,"德"失去了自身的根据,于是必须为"德"另寻根据。孔子将周礼之义概括为"敬",以敬区分礼仪与礼义,并在礼上加"仁",以"爱人"为"仁"。孔子既以仁德基于内在心性,于是相对于"位""德"合一来说,孔子的"位""德"仍然是分离的。孟子于礼下加让,以辞让之心为礼之端。孟子区分了现实世界中实有之位与依据每一人之德行所应有之位,前者孟子称之为"人爵",后者称之为"天爵"。理想的秩序是"人爵"应以"天爵"为依据。由此,孟子重新恢复了"位""德"合一,只是将原来的以"位"定"德"颠倒为以"德"定"位",从而将王朝政典建基于人心。孟子由此推导出新型的"德""位"合一的政治原则——仁政。汉代察举制即是本于孟子之学以"德"定"位"的政治制度,由此奠定了华夏二千年德性政制的基本格局。     

范仲淹的民体思想

范仲淹没有简单地复述前人有关"民本"、"民贵"等仁民思想,而是集成并创新儒道佛三教爱民智慧,提出"民体"概念:"君育黎庶如彼身体"。强调君王应该像护养自己的身体一样护养百姓。惟有身体安好,君王才安好;一旦身体患疾,君王即衰弱。除身体之意蕴外,民体之"体"还具有根本、本体和整体等诸多涵义。他认为,君以民为体,民以君为正。君王心正,方能身正,身正方能正四方。而君王心正,又莫如效法尧舜,行仁政,安民生,厚民力。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民体又可阐释为体民,体民之疾苦,体民之诉求,体民之境遇。     

清代滇人学者朱庭珍的《筱园诗话》及诗法主张

诗法是中国古典诗学主要探讨的一个核心命题,但历代诗话对诗法加以系统探讨和关注的论著并不多见,且谈法都显得比较琐碎、零散.古典诗学中对诗法主要持"死法"与"活法"之说,"死法"不可取,"活法"之说又大多语焉不详.<筱园诗话>对诗法持"有定法"与"无定法"有机结合的辩证观,对诗歌创作之技巧与法则作了较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是中国古典诗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一部诗歌创作之谈.     

《黄帝四经》“法主德辅”的治道精神及其意义

《黄帝四经》是黄老学的奠基之作,它提倡"道生法",在治道上将"法治"和"德治"融合起来,提炼出"法主德辅"的治道精神。《黄帝四经》"法主德辅"的治道精神是理性的化身,终结了先秦的"礼法之争",实现了治道的制衡。《黄帝四经》"法主德辅"的治道精神对战国中后期中国治道精神的发展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管子、慎子、荀子、韩非子等都在被影响之列。董子接续了荀子"德主法辅"的治道精神,并将这种治道精神转化成治道实践,成为中国封建时代主流的治道模式。但"德主法辅"只能适应封建的农业宗法社会,于现代的商业社会不契合。所以,大力挖掘《黄帝四经》"法主德辅"的治道精神,于当下法治中国构建"法主德辅"的治道模式是大有裨益的。     

帝王眼中的华夷之分与君臣之伦——从《大义觉迷录》看雍正的政治思想

本文以《大义觉迷录》为依据，详细论述了雍正帝的政治思想：当“天下一统”之时，”君臣之伦”占据上风，“华夷之分”已无实质上的意义，“君臣之伦”突显，即所谓君要行君之德，臣要行臣之德，而清朝的皇帝都是有德之君，施行德政，因此天下之人理应臣服于清朝。     

论儒家的“礼法合治”

一《礼记·坊记》:"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疏谓:"大设其坊坊之,而人犹尚逾越犯躐,况不坊乎?‘故君子礼以坊德’者,由民逾德,故人君设礼以坊民     

《老子》所谓“德”

"德"是《老子》思想中的重要范畴。"道"之下落为"德"包括三个方面:"道"下落于自然领域,为万物本性之"德";下落于内心领域,为圣人心性之"德";下落于社会政治领域,为王者无为治道之"德"。对"德"之内涵的分类以及彼此之间关系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老子》思想的整体运思理路,以及它所反映的传统中国人根本的信仰和思维方式。     

孔子的政治理想与现实选择

"君臣共治"是孔子政治哲学思想的重要内涵,孔子"君臣共治"的理想状态是有德之君举贤任能,在孔子的政治理想中,政治得以良好的运行必然由一个有德性的君主来引导,君主的"为政以德"并不是不作为,而是通过修身成德来获得人才,通过对人才的良好使用,达到君逸臣劳的"无为而治"。孔子"君臣共治"思想的现实选择中具有理想之境和末等追求两个层次,寻找任贤之主是孔子现实政治的理想之境,欲仕不义之主是"君臣共治"思想的末等追求。孔子所处的时代,不存在有德之君,他只能理解现实政治,接受现实的政治境况,选择仕不义之主。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中,社会得到善治是君主和臣下配合的结果,臣下的努力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君主的不贤。     

孟子外王之道探赜

内圣与外王是一以贯之的,此"一"即为诚;内圣外化为外王,则个人的仁义道德就外化为礼乐制度;以德配天,德以民心显,故民重君轻;实现外王之道要圣人居君位,将善性通过权力架构推行于天下,由仁人之心到仁人之政;仁人之政的步骤由富之到教之。     

“民贵君轻”说和“民水君舟”说异同浅析

孟轲的“民贵君轻”说和荀况的“民水君舟”说 ,同是儒家民本思想的概括表述。固然有其差别 ,但是他们的差别不在于对人民的态度上 ,或者谁是君本位主义 ,谁是民本位主义。孟荀之说的差别在于出发点的不同。孟轲是以修正了的天命论即畏天命立论的 ;荀况则是以天人相分 ,天不赏功罚罪 ,事在人为为依据的。民贵君轻与民水君舟说 ,从事实陈述看 ,他们都是以君主为主体的君本位主义下的以民为国之本的民本主义 ,但是从价值取向看 ,多少都有利于人民。因此 ,两说都是儒家人本主义的精华 ,也是我国的优秀传统     

吉祥的图腾与地狱的信使——谈中国、希腊神话中蛇意象的不同

无论是恢弘壮丽的中国古典神话还是神秘浪漫的希腊神话，都有很多关于蛇的神话故事。而蛇意象在两种不同特质的神话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形象和意义。中国神话中的蛇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和图腾崇拜，而希腊的蛇在《圣经》的文化底色中，依旧禁锢于耶和华对于它们原始的诅咒，永远摆脱不了诱惑和邪恶的本性，是祸乱之始、灾难之源。由此，中国、希腊...     

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与清世祖御注《道德经》及其“政道”观研究

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和清世祖御注的<道德经>的共同特点是"化道为儒"或"化政为道",重在求"治道"而"非用其教".这种"政道观"始终用王道追求的"长治久安"的政治理想贬抑道教追求的"长生久视"的宗教理想,造成道教"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说明"神圣性"道教长期受"世俗性"王道支配左右是中国封建社会政道关系的基本态势.     

论“民贵君轻”与“君舟民水”——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研究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孟子“民贵君轻”论与荀子“君舟民水”论的影响尤深,孟子主要从正面突出“民”之重要性,而荀子则以“民”的正负两面的意义警示君主应该善待民众、以民为本.两者相统一构成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完整形态.“民本”不是“君本”,民本是治国之道不是政治体制,它不仅可以维护封建君主的统治,也适用于当今社会;“民本”也不同于“民主”,但民本存在可以向民主转换的可能.     

柏拉图的城邦文明论和“理想国”设计

历史上的每一种文明都会伴随产生反思文明的思想.文明思想史是有待开拓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本文探讨了希腊古典文明由盛趋衰时期,柏拉图在其对话<国家篇>中论述的城邦文明论与"理想国"设计,这有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互助"与"分工"的城邦文明起源论和城邦国家的社会结构说;二是以"正义"理念为哲学与伦理基础的理想城邦国家设计;三是对古代希腊政制文明的历史比较分析.柏拉图的哲学与文明思想,对西方哲学与文化传统和西方文明思想史有深远的影响.     

孙中山对“共和”的迎与拒

今义的汉语“共和”一词,来自明治时期日本知识人借助中国古典对应西文。无论古今中外,其意涵都有多种,易与贵族寡头政治以及君民共主相混淆。1902年以前,孙中山使用汉语言文字时,几乎从不采用共和之说。即使1903年受邹容《革命军》的鼓舞使用过“共和”,在学理和政纲层面,仍然严格采用民主立宪或民权立宪。辛亥鼎革之际,更是刻意将民主与共和连用,防止借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同时,孙中山认为美国的合众联邦制有助于中国革命之际由群雄割据走向统一民主,而对美式代议制民主颇有保留,先以五权宪法补充防弊,继而用国民大会引入直接民权,以确保共和的民权立宪属性,并提升效率。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探索表明,要达到人类社会的政治极则,还须依据国情,博采众长,努力开拓前行。     

孟子义利观的逻辑前提

孟子的义利观中有两重规定,体现为两重关系,一重是君与民的关系,主要是利的规定,要求君与民同忧乐,包括爱民性命以安民、制民之产以富民、教民听民以养民。另外,君要有节制的索取于民。一重是君与士的关系,主要是义的规定,要求君不仅精神上尊重士,更要尊重士的精神。这两重规定关系的逻辑前提是确保统治阶级的长久统治。     

也论中国古代忠君观念的产生

本文对忠君观念是从孝中分离或延伸出来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孝既不能协调君臣关系,也没有包含臣对君的忠.忠君观念产生于春秋时期,其思想渊源就是西周的臣德"敬",其母体则是春秋的公共道德"忠".春秋时期调整、规范君臣关系的道德是"君明臣忠".君明臣忠观念的产生是由于君臣政治关系的明确和社会道德的进步,特别是社会政治的巨大变化."忠"君之德的产生与宗法制度和孝德无关.     

古典中国的政道——兼议牟宗三先生的《政道与治道》

牟宗三先生在《政道与治道》中是以民主观察政道,从而否定了古典中国的政道.实际上,古典中国关于政道有着丰富的理论和客观的历史实践.但它是不同于西方民主政道的政道,是专制的政道.当代中国法律之治道的移植和构建应该借鉴古典中国政道与治道完美结合的理论与实践,从而构筑适宜于国族人生与人心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